长江日报评论员 李尔静

1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学生“减负”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陈宝生认为，减负、负担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各方面合作、共同努力。

陈宝生对“减负”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明确的界定。他认为，我们要减的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但在这个以内的，“我们把它叫做课业、学业，叫做必须付出的努力”。这里就存在两个范畴的“减负”，一个是教学框架下的减负，包括科学的教学管理，改革考试评价方式，规范教师授课，譬如“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课上少讲课后讲”;另一个是社会层面的减负，主要是规范教育秩序，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

“减负”政策的初衷，是减轻不合理的负担。学生有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其实可以自主选择课余兴趣的发展。一方面，素质教育的提倡下，学校越来越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另一方面，社会上各种培训机构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学习，提供艺术、运动、文化等各方面训练的机会。但现实情况是，大量培训机构不但没有成为课堂教育的补充，反而将“唯考试论”发挥到极致，倒逼着家长学生们拥挤在培训之路上，负担不轻反而加剧。

培训机构的发展，固然存在着应试教育的诱因，但大量培训机构的恶性竞争，超前教、超前学，违规办学、没有资质办学的大量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政策不可能穷极所有的情形，如果人们总是把一项政策背后潜在的利益算计得无以复加，任何政策都可能面临被裹挟、变异的状况。譬如出台住房限购政策，本是为了规范住房市场，但结果又出现了各种假离婚、办假证，这都是极端功利主义的表现。

一些艺术方面的培训，往往也变成了各种考级、拿证的训练。学习乐器不是为了音乐本身，而是为了音乐考级证书;学习舞蹈不是为了艺术熏陶，而是为了报考特长生。这种培训文化中，最终服务的还是一种“成功学”。一些培训机构在营销手段上，甚至鼓吹“唯考试论”的合理性，宣传它的“积极意义”，培训理念上就不是为了真正的学习。社会上对应试教育有各种诟病，但又有那么多的人和机构，将应试教育的弊端“发扬光大”。

减负甚至教育改革本身，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教育作为社会事业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孤立地发展。各种教育改革举措的推进，往往也取决于社会各个环节的良性运转。譬如鼓励社会资本办教育，办培训，但如果不是真正热衷教育事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而是不懂教育的人把各种营销学经验带过来，把市场搞得“风生水起”，最后社会资本就没有形成有力的补充，反而滋生很多恶果。

大力推进教育改革，也需要社会普遍树立正确的成功观。改革并不是把一个制度设计好了，它就可以凭空运转;如果极端功利主义盛行，制度都变成了算计，制度设计往往就被带偏。树立正确的成功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许多改革的推行也可以事半功倍。

　　编辑：宗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