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赵姗 进入发展新常态，我国区域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乃至区域文化的差异，加之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出现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区域比较优势的构成要素出现了新的变化。如何适应这种新变化，重塑新的比较优势，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嘉宾 孙东海 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徐东良 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 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区域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 中国经济时报：进入发展新常态，我国区域发展呈现出哪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徐东良：一是发展走势从“高速式增长”转向“结构性分化”。新常态以前，受益于大规模投资带动效应，大多数区域经济增速都处在10%以上的高速增长平台。而新常态之后，区域发展业已呈现出“东部缓慢回落、东北下行明显、中部和西部势头迅猛”的分化图景。2016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大多不足8%；东北三省经济增长率全部低于7%；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大多保持在8%以上，重庆、贵州和西藏甚至分别达到10.7%、10.5%和10%。 二是发展布局从主攻“板块发展”转向主打“轴带结合”。新常态以前，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批区域开发战略共同构筑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核心板块”。新常态以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不仅继续突出重点板块的龙头带动作用，还依托大江大河、历史要道、交通动脉等战略轴线逐步实现了更广泛区域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三是发展时序从“部分区域优先”转向“同时同步推进”。新常态以前，东部地区更多聚焦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更多承担提供能源、资源、原材料等基础支撑任务。新常态以后，西部地区正在逐渐摆脱“上游”角色，转而着力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一大批现代装备制造、能源深加工、大数据等新业态、新动能在中西部落地生根，贵州以及重庆、成都、西安等一个又一个经济增长极在中西部竞相出现，区域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 重塑新的比较优势，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当前我国出现的区域经济增长分化的基本态势，您认为原因有哪些？您如何看待这种区域分化？ 孙东海：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找原因。从历史角度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不是站在同一起点上的。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是从沿海向内地梯次推进的，东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赢得政策支持、融入全球化进程、集聚各类生产要素等方面早于中西部、优于中西部，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其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已领先中西部许多，其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普遍好于中西部地区。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为例，江苏有4.7万家、广东有4.1万家、浙江和山东各有4万家，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有2.3万家、安徽有2万家，其他的省份都在2万家以下。这种差异既反映了发展水平的分化，也影响着未来的增长潜力。 从现实来看，在面临增长阶段转换、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挑战下，东、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动力也出现了分化。以广东、江苏、浙江、上海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的地区，经济增长稳健、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和新动能发展空间很大。以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为代表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比较集中的省份，属于加工制造业密集型的地区，增长动力还比较充足。以东北三省、山西、河北为代表的资源型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面临着艰巨的转型压力，培育新动能需要较长时间。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一些积极性的变化，一些资源型省份扭转了2013年以来的下行趋势，实现了经济触底回升。如今年一季度山西GDP增长6.1%，创近3年来一季度最高增速和最好开局。吉林GDP增长5.9%，实现平稳开局，回到了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开始步入了增长的正常轨道。 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乃至区域文化的差异，加之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出现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现象。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区域比较优势的构成要素出现了新的变化。如何适应这种新变化，重塑新的比较优势，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徐东良：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发展阶段不同。东部地区大多进入工业化后期，可以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大多仍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需要也有条件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速。二是资源禀赋差异性。东部地区具有市场、资本、区位、人力资源、科技等多重优势，经济增长根基厚重。而中西部部分地区受区位、历史等因素制约，经济结构仍以资源型产业和重化工业为主，需要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兴产业两端同步发力。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调整”效应。新常态下开启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予各区域不同的改革任务，面对这些任务，各区域实施的改革政策具有差异性，这必然带来经济板块的重新调整，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分化。 当前我国出现的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态势，总的来说，对区域间实现均衡发展是有利的。第一，有助于区域间实现均衡发展。东部地区发展起步早，已进入追求质量、追求创新阶段，经济增速已不是其主要考量。而中西部地区要与全国同步小康，必然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速。第二，有助于区域间实现互补发展。当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中西部地区很多供给还不能满足需求，而东部地区很多产业已经过剩，这有助于东西部地区互相利用对方优势实现互补发展。第三，有助于不同区域更好融入全球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的逐步落地，分化发展带来区域间比较优势重组，不同地区可以利用自身比较优势“错位”吸收全球生产要素，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协同发展。 中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理念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推动区域创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发展尤为重要，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徐东良：新常态下，要打破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实现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发展，重点是实现理念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 一是理念创新。在发展中打破传统的以“行政区”为界线的分割治理思维，强化跨行政区域的联动创新理念，以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区域创新中心等建设为重点，建立更多与长三角、珠三角类似，创新要素顺畅、合理、高效流动的中西部跨区域创新网络、协同创新共同体。 二是产业创新。后发地区要积极吸纳、引进高端生产要素和先进技术，借助移植、积聚、吸纳、创新等手段，实现“无中生有”的产业创新，从而摆脱传统产业羁绊，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贵州的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就是产业创新的典型案例。 三是模式创新。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创新发展自主权，允许中西部地区将先行先试的政策更大限度地覆盖到企业和科研机构，探索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科研机构为支撑，技术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创新、创业、创富“三创联动”的中西部创新发展新模式。 四是制度创新。在构建激励机制和产权保护机制的基础上，坚决落实中央“三个区分”，鼓励中西部地区探索更为弹性化的创新容错机制，营造容许失败、鼓励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激发创新者的创业激情，让创新者更有“安全感”。 孙东海：创新是后发地区实现跨越赶超、奋力崛起的根本途径。可以说，大创新大发展、小创新小发展、不创新难发展。从安徽的实践来看，中西部地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找准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切入点。要立足各地的比较优势，突出地区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比如，安徽立足合肥科教资源丰富、国家大科学工程密集的优势，提出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并获得国家批准；四川发挥军工资源集聚优势，大力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贵州利用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生态优势，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产业等。这些做法值得借鉴与推广。 二是抓好各类创新平台建设。遵循创新区域高度集聚的规律，在有条件的地方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的先行先试，发挥试验区域的示范带动作用。积极发挥大中型企业的创新骨干作用，打造创新中坚力量，重点支持骨干企业建立省级以上重点（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发挥好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构建行业共性技术平台、产业创新联盟、技术转移转化平台、技术中介服务平台，为各类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科研成果的加速转化提供全方位的平台支撑。 三是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着力在体制机制上寻求突破。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科技教育体制、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对标沿海发达地区，在支持创新人才、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发展方面制定更加具有竞争力的政策措施，吸引更多的创新要素向中西部集聚。特别重要的是，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制约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的制度障碍，出台或修订相关法规，对参与研发活动的高校院所的领导干部可按实际贡献依法依规享受成果转化收益，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搞好对接、抓好落实，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 中国经济时报：要实现我国经济稳中求进，关键在于加快培育新动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以抵消经济结构调整、传统产业动能减弱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而优化资源配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促进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对于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孕育经济新动能，您有哪些建议？ 孙东海：国家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战略和政策，对于各地来说，关键是搞好对接、抓好落实。 一要大力实施“三大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谋划了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大格局，对促进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战略支撑。一直处于对外开放“后方”的中西部地区，有机会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中西部地区要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更好地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加快提升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水平。 二要着力推动城市群发展。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水平不高，城市群发育明显不足。要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培育发展城市群，实现城市群内部深度合作，努力形成新的增长极，推动人口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三要积极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实现城乡发展空间高度融合，城乡发展要素双向流动。尽快出台农村“三权分置”改革实施细则，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宅基地制度改革、设施农业建设用地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城市资金、技术、人才进入农村拓展渠道。以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为突破口，构建完整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充分发挥集体土地的资源和资产的双重作用，使土地这一巨大的沉睡资源迸发出活力。 徐东良：面对新常态下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我们只有走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才能为区域发展添加新优势、释放新潜力、孕育新动能。 一是通过要素资源的跨区域配置添加新优势。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的发展受到要素投入和生态保护的双重制约，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就在于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发挥各区域之间资金、技术、劳动力、生态等要素资源优势，形成跨区域的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分工的合理化、生产的专业化，从而带动经济效率的整体提升。 二是通过强化区域互补合作释放新潜力。突出区域优势的互补，通过区域间产业和市场的互补发展，对区域间产业结构和优势资源进行再平衡和再利用。将落后区域的优势资源和发达区域的技术优势和市场需求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东部地区研发、中西部地区制造”的产业分工格局，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普惠性。 三是通过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孕育新动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西部地区既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也要高端起步培育新产业，推动加速打造贵州、重庆、成都、西安等一批新的区域增长极，为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孕育新动能、为全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新动能推动深圳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深圳在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吴思康：一是增长速度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上半年，在外部经济环境复苏向好、内部新动能持续发力等因素的推动下，深圳经济延续了近年来递增的良好态势。从一季度数据来看，实现本地生产总值4584.27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高于去年同期0.2个百分点，近四年来呈稳步上升趋势，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7个、0.8个百分点，在珠三角及全国一线城市均居首位。 二是新经济成为增长主引擎。新兴产业一季度实现增加值1853.88亿元，增长12.8%，增速高于去年同期0.7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40.4%，比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3%。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新材料、生物等新兴产业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机器人、互联网产业增速分别达25.2%、19.3%。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增加值150.5亿元。 三是产业结构呈现“三个为主”的特征。近年来，通过大力实施增量优质、存量优化“双优工程”，深圳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产业加速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结构进一步强化，二、三产业结构为38.9:61.1，三产占GDP比重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占规模以上工业的74.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的65.4%。三产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占服务业的70.5%，其中金融业占服务业比重达26.7%。 四是“三驾马车”共同发力。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3%，创金融危机以来同期新高，其中非房地产投资增长4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明显回升。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1%，创2014年以来同期新高，前十大商品销售类别中有九类实现正增长。全市进出口总额增长7.4%，同比提高13.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增长7.2%，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 五是质量优势更加突出。财政收入平稳增长。一季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15.64亿元，规模稳居国内大中城市第三位，按同口径增长10.9%，高于GDP增速2.3个百分点。创新发展动能强劲。全社会研发投入188.3亿元，增长18.7%，占GDP比重达4.1%；有效发明专利99247件，增长13.5%。绿色发展态势凸显。万元GDP能耗、水耗分别同比下降4.2%、8.4%，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100%，PM2.5平均浓度达33.5微克/立方米，处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六是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深圳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68.28亿元，增长7.6%，工业百强企业中，华为、康佳、鸿富锦等实现两位数增长，有77家实现正增长，较去年同期增加33家。 中国经济时报：对各地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您有哪些建议？ 吴思康：一是各地要因地制宜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防止产能过剩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扩散。当前一些地区不顾产业发展规律和地方实际，以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等手段盲目引进，一哄而上，新能源、新材料、光电等新兴产业“遍地开花”，出现过热势头，导致产能过剩正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扩散。 二是培育新动能要与改造、提升旧动能并重。既要培育发展前景广阔、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新兴产业，也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老树发新枝”，促进社会生产力整体跃升。以深圳服装产业为例，传统的服装产业通过引入设计、注重品牌质量、创新管理模式，正在向高附加值、高文化含量的时尚创意产业转变，目前拥有800多个服装品牌，品牌女装在全国一线商场的市场占有率达70%。 三是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地方的供给侧改革要在确保中央政策权威性、指导性的同时，结合各地实际体现层次性和差异化，使改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如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及一、二线城市，去产能、去库存压力较小，重点可在降成本、补短板方面下功夫。深圳虽然没有去钢铁煤炭的任务，但去产能实质就是释放低效部门占有的资源，用到高效部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围绕这一逻辑，对产能再梳理、再部署，把旧工业区的改造升级作为去产能的重点。 四是实体经济仍是提升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基石。美、日、德等世界发达经济体，并没有一味追求服务业而忽视实体经济，而是纷纷把再工业化战略作为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要重视实体经济，把发展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作为建设世界强国的重要抓手。各地也不能盲目追求第三产业比重，而应控制工业占比下降过快的势头，守住35%—40%的红线，否则,容易导致产业空心化，影响地区和城市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