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实质性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增长率“下一个台阶”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表现之一。自此，中国不再一味追求高增长率，而将“稳中求进”作为调控经济增长的基本政策取向。
本报记者 徐蔚冰
5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布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奋进与包容》报告指出，中国低成本扩张以及与生态环境不协调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已经走不通。未来的中国工业化要走包容性道路，即要秉承以人为本理念，坚持公平正义原则，以公平促进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让工业化所创造的财富和福利惠及所有的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
2016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国居首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工业之所以能够以令人吃惊的高速度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经济的有利形势。可以说，世界经济大舞台给了中国工业高速增长以广阔的空间，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极大地拓展了世界经济的市场规模，烘托了世界经济的热度。
中国工业品以低成本、低价格优势迅速扩张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的强劲势头，一直延续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1979—2012年，中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改革开放之初不足1％，2002年超过5％，2010年超过10％，2014年达到12．3％。
据国际机构的测评，以低成本、低价格优势和大规模生产能力所支撑的制成品国际竞争力，中国在2013—2015年位居世界第一。但这一优势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相对削弱。据德勤旗下的全球消费者及工业产品行业小组联合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2016年中国排名第一，美国第二。而据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超过中国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工业化的 “产能过剩”和环境压力令人困惑
报告提到，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工业化经历了高度压缩性的过程，一种经济现象几乎在短短的若干年内就会变化为几乎是完全相反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产业发现增产已经不是好消息，而压缩产量反而成为改善产业状况的必要措施，例如煤炭行业关井压产，纺织行业压缩纺锭，冶金、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行业关闭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和污染严重、高耗能的小企业。因此，不少传统产业增长速度减缓，有些工业产品出现负增长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全国能源需求量和生产量的较大幅度下降，1999年能源生产总量比1998年下降11．3％，原煤生产量下降16．4％。在大量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减缓的严峻形势下，推进经济结构包括工业结构的调整，成为紧迫问题。
中国工业化历史性转折的另一个标志性现象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威胁，政府制定了整治污染和恢复生态的规划；工业发展受到有关保护环境和生态政策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严重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工业项目被禁止。但是，直到21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中国各地区在追求工业增长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权衡上一直处于两难抉择的犹豫之中。尤其当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产能迅速扩张，而实行压缩产能的政策往往遇到较大阻力。因此，中国工业发展能否从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中走出来，转向节能环保和低碳减排的绿色和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是关系到中国能否真正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工业化 “新常态”时期转向稳中求进
报告认为，从现在开始—直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下降，因为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低于6％。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实质性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增长率“下一个台阶”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表现之一。自此，中国不再一味追求高增长率，而将“稳中求进”作为调控经济增长的基本政策取向。
其实，在“十一五”（2006—2010年）和“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已经显露并受到了关注和重视，中央适时确立了要遵循“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科学发展观。而且，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复苏缓慢，表明世界经济也进入了一个将历时较长的调整期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将历时20年左右），再难以支撑中国经济恢复以往那样的高速增长。在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下，中国工业增长不再有可能主要依赖大量出口廉价工业品的方式来拉动，必须转向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相对平衡的增长方式。
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仅发挥其拉动工业增长的作用，而且为长期经济发展夯实基础。其中，高速铁路建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中国工业的一张“名片”。
而为应对新形势，解决深层的体制问题和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中央的经济政策思路进行了重大调整，2015年下半年明确提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此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重要的经济政策意向，并将“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近期政策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