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周丽萍

 

要在中国至少700多万官员中，将优胜者层层选拔出来，不仅需要一台复杂的机器，还需要一套复杂的操作系统。这套系统不仅需要详细标明选官的标准、原则、程序、路径等等，还需要时时更新，不断升级。

 

十八大后，在领导人讲话、会议以及文件、条例中，这套操作系统逐步更新，有了新版本。比如标准有了“好干部”，原则增加了“以德为先”，程序上必须先“动议”……这是一个关乎庙堂的事，因为它不仅涉及如此一大群人的升迁进退，也涉及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运转。这个精密的系统，终将是推动中国向前走的代码。

 

县里一个重要岗位空缺，组织部门还在考察干部时，外面就盛传谁会接任。到最后，组织部考察的干部在常委会上没有通过，“盛传人选”真的胜出。正儿八经的组织部长竟然不如“地下组织部长”灵通。

 

“带病提拔”，需要过几关？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通常某个高级别贪官“落马”后，公众会惊觉其被一路“带病提拔”。但在东窗事发前，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举报、信访，都不能影响一部分贪官的“升官发财”之路——这种现象，在官场可谓屡见不鲜。

 

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直观印象：去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另一份研究报告的统计数据更触目惊心：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2012年作出的一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在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里，72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近八成曾得到职务上的晋升。

 

公众不禁好奇：这些“身染重病”的贪官，究竟是如何闯过层层关卡？是他们的演技太好，还是“体检仪器”本身存在缺陷？

 

　“蒙混过关”者少，“强行闯关”者多

 

一名曾担任过县委书记以及地级市副市长、市委组织部长的官员向廉政瞭望记者介绍了官员提拔的大致程序——当某一个主要领导岗位出现空缺时，组织部门首先会对相关干部进行考察，并从中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人选初步确定后，组织部会向同级纪委发出公函，征求意见。纪委方面会召集相关处室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该候选人的情况，并以书面形式回函组织部。最后，所有这些材料都会提交党委常委会讨论。常委会讨论确定后，还会依照相关程序对外公示。公示期顺利结束后，新官就能走马上任。

 

从上述人士的介绍，大致可以梳理出，一名官员要获得提拔，起码要过四关：组织部的考察关、纪委的审查关、常委会上的讨论决策、公示期是否有人举报。与这四道关卡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党纪法规：《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上述官员告诉记者，一个人如果真有问题，除非他太善于隐藏、伪装，否则很难一路过关斩将，连闯四道关卡。“况且，很多‘带病提拔’者，关于他们的各种传闻早已是街谈巷议。只要认真查，不可能发现不了。”

 

那么，“带病提拔”的现象却为何依旧屡禁不止？这名人士介绍说，四道关卡其实还有一个总开关，而总开关的按钮，就握在一个人手里——一把手，他的态度，基本决定了各道关卡究竟是摆设，还是真能发挥作用。

 

这名人士以自己多年的观察说：“那些‘带病提拔’者，没有几个是靠自己的伪装蒙混过关的，基本是有恃无恐的强行闯关。”

 

比如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2006年年初，在发改委副部级干部考核工作中，刘铁男入围但考核结果却是“得分未过线”。也就是说，刘铁男并未顺利通过组织部门的考察关。但最后，他依旧被任命为发改委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还有原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早在市委书记任上，就有许多关于他们的举报，但依旧未能阻止他们平步青云。

 

一把手的态度

 

手里握有总开关按钮的，正是一把手。

 

一名曾在不同县先后担任过组织部长与纪委书记的官员告诉记者，人们都痛恨“带病提拔”，甚至埋怨组织部与纪委不作为。组织部与纪委固然有责任，但很多时候，的确不是这两个部门就能决定的。

 

他向记者讲了几次经历。第一次，自己这个正儿八经的组织部长，消息竟然不如“地下组织部长”灵通。当时县里一个重要局的局长岗位空缺，组织部门还在考察干部时，外面就盛传县委办的一名副主任会接任这一岗位。到最后，组织部考察的干部在常委会上没有通过，重新考察推荐后，那名外界盛传的“热门人选”胜出。

 

还有一种情况，是组织部的考察结果与纪委反馈的廉政意见出现冲突。这时一把手的意见，就至为关键。他如果说，“廉政是条红线，既然纪委这边有意见，组织部就重新提出人选。”那么这名候选人基本就与升官无缘。但一把手偶尔也会有另一种说法，“绝不能搞‘带病提拔’，但也不能让那些冲在第一线，敢于触碰尖锐矛盾的干部吃亏。既然下面有反映，纪委是不是尽快去核查清楚？如果真有问题，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没有问题，也早日还干部清白，不能耽搁人家的前途。”有时一把手的态度会更明确，直接说：“看一个人要看主流，不能看枝节。”

 

“这些说法都没错，但隐含的意思，下面的人不可能听不懂。”上述官员说道。

 

一名已经离休的干部告诉记者，除了写在纸上的程序，还有一套不好明说，但大家私底下都懂的规则。这个规则，说白了就是看一把手的脸色。

 

据媒体报道，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常州定居，有友人在闲聊时问他：“你告诉我，在现有体制下，一个省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副厅以上的领导干部，你个人能不能说了算？”

 

程维高的回答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要看中了谁，一般操作是这样的，把组织部长叫过来，说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见到那谁，感觉他思路不错。其他都不要说，这个话朝这个地方一落，马上组织部会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后会拿到常委会上来讨论。”

 

接受记者采访的某市组织部长也表示，组织部考察干部前，一般都会征求一把手的意见。“有些书记会直接点出他属意的名字，有些书记不会点名道姓，而是划几个圈，组织部则会根据这些意思，去相应的圈里考察干部。”

 

至于组织部考察的干部最后在常委会上被否定，这名部长笑着说：“那就是组织部没有吃透一把手的意图。”“有些时候，组织部、纪委的人忙活大半天，真不如书记一句话。”这名组织部长无奈地说。

 

有媒体报道，在考核中对刘铁男批评普遍集中于工作作风方面。但最后刘能顺利突围，就因为有领导发了话：“刘铁男已改正了那些缺点。”

 

　常委会的博弈

 

经过了组织部与纪委，候选人名单上报常委会后，又是一道重要关口。一名曾担任市委常委，现在政协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常委会上的博弈，“有时已经不是就事论事。”

 

该官员介绍，组织部长与纪委书记对干部情况较为熟悉，而其他常委则相对陌生。“比如建设局长这个职位，是城建口的。书记、市长、常务副市长与其工作接触多，组织部长与纪委书记掌握干部情况，也有所了解。但像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等人，可能与这个干部没有工作交集。这种时候就会‘随大流’。”

 

这名官员还说，书记的风格，也会很大程度决定常委会讨论的结果。有些强势的书记，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其他常委就不得不在心里掂量一下，“我今天说这些话，书记是不是不高兴了”。

 

还有些书记特别看好的干部，书记会提前与常委做沟通、打招呼。沟通时的语气也很重要。比方书记问“关于国土局局长的人选，你有什么看法？”这或许就是书记在征求意见。如果书记说“某某同志干工作不错，应该压更重的担子。你认为呢？”这时，常委就会明白书记的想法。

 

这名官员向记者感叹：“一个老在常委会上和书记唱反调的常委，一般会被‘修理’。”

 

当然，也有在常委会上被挡下来的干部。这种情况，要么是主要领导心中没有特别属意的人选，大家推出谁就是谁。要么就是一把手本身的权威受到挑战。数年前，西部某省一名市委书记力荐其秘书出任县长，前期还做了许多工作，结果常委投票时居然没有通过。此后不久，这名市委书记就被调回省里任职。

 

至于公示这一关，由于原则上只受理实名举报，因此许多人眼见大局已定，也犯不着再去干得罪人的事。

 

一名离休干部告诉记者，真要是上面领导看好一个人，有时连公示关都能想办法“技术化处理”。

 

比如一个副县长在当地口碑很差，提县长有困难。市委书记可以先调他来市委当个副秘书长，两年后再调去另一个县当县长甚至直接当县委书记。时间过了两年，而且是异地任职，公示时来反映问题的会少很多。

 

有没有连一把手都挡不住“带病提拔”者的时候？一名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官员表示，哪怕几个常委联合起来推举一个人，自己不点头，这个人还是过不了。但是，上面有更大的领导打招呼，自己也无能为力。

 

如何破解“带病提拔”的难题。接受采访的官员认为，如果仅仅把眼睛盯在组织部与纪委，效果恐怕有限。

 

有官员告诉记者，“带病提拔”的人看似要过很多关，其实只要过了一关，其它任何关都不在话下——那就是一把手这关。

 

一把手可以透过自身影响力，让他的个人决策看上去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有官员介绍，常委会上的发言都是有会议记录的，但书记提前找常委来沟通、谈话时，是不会有什么记录的。最后慑于一把手的权威，常委们在会上表态赞成。以后“带病提拔”的干部出了事，要追究责任时，发现都是集体决策。“到头来，集体负责又变成没人负责。”

 

由于一把手权力过大，给干部任用带来的问题，也就不止是“带病提拔”了，还有“程序失范”、“火箭提拔”等等。

 

中央批评的人与事更加精细、具体、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也就更强，避免了用宽泛的表述“大而化之”，导致最后“不了了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届中央领导班子的风格。

 

这一年，中央批评过的人事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带病提拔”的人看似要过很多关，其实只要过了一关，其它任何关都不在话下——那就是一把手这关。

 

3月25日，第七巡视组进驻海南，中央第三轮巡视开始。有媒体分析称，“用人问题”或将成此轮巡视重点。

 

在此之前10天，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总结此前两轮巡视时说，“有的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问题突出，一些党组织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认识不到位”，要求第三轮巡视“瞪大眼睛发现问题，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前两轮巡视确实发现了不少用人方面的问题。

 

第七巡视组组长项宗西，是第二轮巡视中第四巡视组组长。今年全国“两会”时，他就介绍称第二轮10个巡视组全部查出用人的问题，“职数是多少？不能超职数、不能超编制、不能随便越级提拔。这些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是我在巡视中发现，就是没有认真执行。”

 

2月，中央纪委还罕见地公布了第一轮巡视10个巡视点的整改报告，6万多字的10份报告中，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与选人用人问题纠正有关。

 

“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其他形式腐败的催化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反腐之根在于用人制度，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干部任用制度的关键时期，这也是推进反腐的重要领域。

 

用人需要思变。1月“仲祖文”在“人民日报”发文称“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实践探索，以更大决心研究破解组织工作中的‘老大难’问题”。

 

循此思路，这一年多以来，中央在人事上批评的人与事，值得梳理。

 

批评了哪些问题？

 

买官卖官虽然是干部人事上的“老问题”，但近年来依然有衡阳贿选这样的典型案件，被中央严厉批评。

 

2013年底，湖南衡阳人大贿选案曝光，涉及56名湖南省人大代表、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

 

如此严重的买官卖官引发中央高层的震怒。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较大篇幅讲到该案，并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追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当时，他连声追问六个“到哪儿去了？”。

 

3月，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报告中也重申，代表选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湖南省衡阳市发生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给我们以深刻警示。

 

这一年，中央批评的人事问题还有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

 

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湖北时，就发现武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离任前违规突击提拔19名干部。此外，巡视组还点名批评重庆、江西、中国出版集团等5家单位存在一把手用人监管不严的问题。

 

而第二轮巡视的三峡集团，被指裙带关系严重。此前，媒体报道称，部分有一定背景的集团亲友都参与到工程建设过程中来，即便不具备工程建设方面的亲友，也能凭借关系拿到项目，再分包出去。

 

干部职数超编是另一个被重点提出批评的问题。

 

中央各巡视组反馈显示，中储粮、江西、重庆、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均存在干部职数超编的问题。其中，内蒙古“全区12个盟、市设有30多个巡视员、63个副巡视员，区发改委班子成员多达17人，一些旗县设有不少处科级非领导职务的问题”。

 

中组部的通报也尤为关注这方面问题，将山西中阳县职数配备干部案作为典型。2013年，中阳县公安局在已经超配1名副局长和1名副政委的情况下，又任命了6名副职。被查处后，8人全部被免职或被撤销任职决定。

 

被舆论广为诟病的“一刀切”现象，也引起了中组部的重视。这首先是年龄的“一刀切”。

 

干部年龄是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一项重要参考标准，但巡视组却发现多地在领导干部任用过程中，对各年龄段干部使用存在误区，导致年轻干部任用不合理、超龄未退等问题纷纷暴露。

 

这其中，又以重庆问题最为突出。根据中央第五巡视组的反馈报告，重庆曾规定干部的任职和提拔年龄界限，不仅存在干部使用过程中限龄“改非”一刀切，少数国企领导人员到龄未退休等情况，同时还陷入了“区县团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年限偏低，少数地方擅自设定提拔年龄上限”和“年轻干部选拔力度不够”两种现象同时叠加的怪圈之中。

 

此外，还有选拔方式的“一刀切”，比如“凡提必竞”。

 

竞争性选拔干部因变“伯乐选马”为“阳光赛马”，在各地大力推广使用，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扭转了用人制度的不正之风，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一把手在用人上的权力，放大了群众的“话语权”。

 

但去年中央巡视组在首轮巡视中，却发现竞争性选拔干部在操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重庆市曾将“竞争上岗”作为内设机构选拔干部的唯一方式；湖北省多地也曾大规模开展竞争性选拔干部，如黄冈市曾在2010年～2011年2年内，竞争性选拔了2000多名党政干部，选人用人上表现出“凡提必竞”的政策导向。

 

“公选没有错，但‘凡提必竞’就走向了极端，中央批评的是走偏了的公选。”相关专家分析称。

 

　批评的后果，多地开始整改

 

来自中央尤其是领导人的批评，给地方带来不小的压力，并纷纷出台相应措施。

 

2014年的湖南省“两会”上，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主动报名来衡阳团参与审议。他旁听的两个半小时中，关于破坏选举案的话题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于贿选案爆发之后的2013年3月，接替童名谦出任衡阳市委书记，可谓“救火队长”。“去年派我去衡阳前，(省委)书记嘱咐我，衡阳捅的娄子很大，你是临危受命，要把舆论控制好，把社会稳定好。”

 

衡阳市委党校是贿选案调查办案点之一，该校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截至3月底，调查仍在继续，众多涉案人员仍被集中在该校。

 

湖南的压力不单单来自这方面。在中央巡视组发现的一系列用人问题上，有舆论称，“湖南省干部选拔任用问题更为突出”。

 

2月24日上午，中央第十巡视组组长陈际瓦在向湖南反馈意见时称，“对一些干部使用把关不严，干部任用工作领导打招呼、拉票跑要之风较为突出，机构改革滞后，干部超编超配问题严重”。

 

在巡视组反馈上述意见的前一天，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湖南省直部门72名省管厅级领导干部长期调动工作不转工资关系得到清理纠正，清理规范厅级干部违规在社会组织兼职976人，清理机关违规长期借调人员1100多人。

 

湖南的巡视整改报告还未出来，更多的变化还有待观察。但在第一轮巡视点的整改报告中可以看出，各地都在审慎应对。

 

例如，对于“凡提必竞”。重庆市、湖北省以及水利部的整改报告都提到，干部选拔中，将不搞“凡提必竞”，不再硬性规定竞争性选拔比例，严格限制“考试专业户”和“火箭提拔”。选拔标准则杜绝“唯分取人”，强调干什么考什么，更注重考察德才、工作实绩和群众公认程度。

 

对于如何监管一把手，根据巡视组的意见，湖北对有关负责人和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重庆目前也已研究制定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和激励监督。

 

各地方也开始行动起来，清理干部职数超编问题。初步统计，去年起甘肃、湖南、沈阳等地已启动超职数配备干部专项清理。湖南、甘肃分别制定了2014年底或2015年底清理完毕的时间表。

 

“问题清单”更精细化、更具体

 

不管是中组部通报的侧重点，还是中央巡视组发现的“问题清单”，这一年来，中央批评、关注的人事问题，更为精细化、更有针对性，其对所发现问题的表述也更为详尽。

 

除了上述重点关注的数方面问题之外，中央第二轮巡视指出部分巡视点的“干部任用工作领导打招呼、拉票跑要之风”、“一些领导干部以收受红包形式受贿”、“‘裸官’问题突出”等问题，均是“问题清单”趋于精细化的表现。

 

竹立家指出，“问题清单”越精细，就越有利于相关部门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就越有利于人民群众对问题的理解和整改的监督。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届中央领导班子的风格。国家要出台一个措施，一定是具体化和精细化的，比如在作风整改过程中要求‘严禁公款买年历’，这些很具体的措施让巡视工作的可操作性更强，避免了用宽泛的表述‘大而化之’，导致规定最后‘不了了之’。”竹立家说。

 

“这也许可以进一步解读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解决干部人事问题思路的转变——集中整治更具体、反映更为强烈的问题。就像中组部说的，‘对这些问题，要以钉钉子精神，以改革的办法，逐项研究、逐个破解’。”相关专家称，这有点类似“‘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思路”。

 

上述专家分析称，比如干部职数超编，此前虽然也有提及，但是认为不是大问题，或者不是问题的重点，但中央第二轮巡视中，这被作为一个重点问题被提出后，“今年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中组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