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6成贪腐高官被带病提拔 武汉官员任人唯亲被批
2014-04-11 19:56:33 来源:汉网

来源:新浪湖北-廉政瞭望

廉政瞭望第7期封面

廉政瞭望第7期封面

干部人事新局

策划人:周丽萍
 
要在中国至少700多万官员中,将优胜者层层选拔出来,不仅需要一台复杂的机器,还需要一套复杂的操作系统。这套系统不仅需要详细标明选官的标准、原则、程序、路径等等,还需要时时更新,不断升级。
 
十八大后,在领导人讲话、会议以及文件、条例中,这套操作系统逐步更新,有了新版本。比如标准有了“好干部”,原则增加了“以德为先”,程序上必须先“动议”……这是一个关乎庙堂的事,因为它不仅涉及如此一大群人的升迁进退,也涉及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运转。这个精密的系统,终将是推动中国向前走的代码。
 
县里一个重要岗位空缺,组织部门还在考察干部时,外面就盛传谁会接任。到最后,组织部考察的干部在常委会上没有通过,“盛传人选”真的胜出。正儿八经的组织部长竟然不如“地下组织部长”灵通。
 
“带病提拔”,需要过几关?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通常某个高级别贪官“落马”后,公众会惊觉其被一路“带病提拔”。但在东窗事发前,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举报、信访,都不能影响一部分贪官的“升官发财”之路——这种现象,在官场可谓屡见不鲜。
 
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直观印象:去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另一份研究报告的统计数据更触目惊心: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2012年作出的一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在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里,72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近八成曾得到职务上的晋升。
 
公众不禁好奇:这些“身染重病”的贪官,究竟是如何闯过层层关卡?是他们的演技太好,还是“体检仪器”本身存在缺陷?
 
 “蒙混过关”者少,“强行闯关”者多
 
一名曾担任过县委书记以及地级市副市长、市委组织部长的官员向廉政瞭望记者介绍了官员提拔的大致程序——当某一个主要领导岗位出现空缺时,组织部门首先会对相关干部进行考察,并从中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人选初步确定后,组织部会向同级纪委发出公函,征求意见。纪委方面会召集相关处室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该候选人的情况,并以书面形式回函组织部。最后,所有这些材料都会提交党委常委会讨论。常委会讨论确定后,还会依照相关程序对外公示。公示期顺利结束后,新官就能走马上任。
 
从上述人士的介绍,大致可以梳理出,一名官员要获得提拔,起码要过四关:组织部的考察关、纪委的审查关、常委会上的讨论决策、公示期是否有人举报。与这四道关卡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党纪法规:《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上述官员告诉记者,一个人如果真有问题,除非他太善于隐藏、伪装,否则很难一路过关斩将,连闯四道关卡。“况且,很多‘带病提拔’者,关于他们的各种传闻早已是街谈巷议。只要认真查,不可能发现不了。”
 
那么,“带病提拔”的现象却为何依旧屡禁不止?这名人士介绍说,四道关卡其实还有一个总开关,而总开关的按钮,就握在一个人手里——一把手,他的态度,基本决定了各道关卡究竟是摆设,还是真能发挥作用。
 
这名人士以自己多年的观察说:“那些‘带病提拔’者,没有几个是靠自己的伪装蒙混过关的,基本是有恃无恐的强行闯关。”
 
比如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2006年年初,在发改委副部级干部考核工作中,刘铁男入围但考核结果却是“得分未过线”。也就是说,刘铁男并未顺利通过组织部门的考察关。但最后,他依旧被任命为发改委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还有原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早在市委书记任上,就有许多关于他们的举报,但依旧未能阻止他们平步青云。
 
一把手的态度
 
手里握有总开关按钮的,正是一把手。
 
一名曾在不同县先后担任过组织部长与纪委书记的官员告诉记者,人们都痛恨“带病提拔”,甚至埋怨组织部与纪委不作为。组织部与纪委固然有责任,但很多时候,的确不是这两个部门就能决定的。
 
他向记者讲了几次经历。第一次,自己这个正儿八经的组织部长,消息竟然不如“地下组织部长”灵通。当时县里一个重要局的局长岗位空缺,组织部门还在考察干部时,外面就盛传县委办的一名副主任会接任这一岗位。到最后,组织部考察的干部在常委会上没有通过,重新考察推荐后,那名外界盛传的“热门人选”胜出。
 
还有一种情况,是组织部的考察结果与纪委反馈的廉政意见出现冲突。这时一把手的意见,就至为关键。他如果说,“廉政是条红线,既然纪委这边有意见,组织部就重新提出人选。”那么这名候选人基本就与升官无缘。但一把手偶尔也会有另一种说法,“绝不能搞‘带病提拔’,但也不能让那些冲在第一线,敢于触碰尖锐矛盾的干部吃亏。既然下面有反映,纪委是不是尽快去核查清楚?如果真有问题,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没有问题,也早日还干部清白,不能耽搁人家的前途。”有时一把手的态度会更明确,直接说:“看一个人要看主流,不能看枝节。”
 
“这些说法都没错,但隐含的意思,下面的人不可能听不懂。”上述官员说道。
 
一名已经离休的干部告诉记者,除了写在纸上的程序,还有一套不好明说,但大家私底下都懂的规则。这个规则,说白了就是看一把手的脸色。
 
据媒体报道,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常州定居,有友人在闲聊时问他:“你告诉我,在现有体制下,一个省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副厅以上的领导干部,你个人能不能说了算?”
 
程维高的回答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要看中了谁,一般操作是这样的,把组织部长叫过来,说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见到那谁,感觉他思路不错。其他都不要说,这个话朝这个地方一落,马上组织部会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后会拿到常委会上来讨论。”
 
接受记者采访的某市组织部长也表示,组织部考察干部前,一般都会征求一把手的意见。“有些书记会直接点出他属意的名字,有些书记不会点名道姓,而是划几个圈,组织部则会根据这些意思,去相应的圈里考察干部。”
 
至于组织部考察的干部最后在常委会上被否定,这名部长笑着说:“那就是组织部没有吃透一把手的意图。”“有些时候,组织部、纪委的人忙活大半天,真不如书记一句话。”这名组织部长无奈地说。
 
有媒体报道,在考核中对刘铁男批评普遍集中于工作作风方面。但最后刘能顺利突围,就因为有领导发了话:“刘铁男已改正了那些缺点。”
 
 常委会的博弈
 
经过了组织部与纪委,候选人名单上报常委会后,又是一道重要关口。一名曾担任市委常委,现在政协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常委会上的博弈,“有时已经不是就事论事。”
 
该官员介绍,组织部长与纪委书记对干部情况较为熟悉,而其他常委则相对陌生。“比如建设局长这个职位,是城建口的。书记、市长、常务副市长与其工作接触多,组织部长与纪委书记掌握干部情况,也有所了解。但像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等人,可能与这个干部没有工作交集。这种时候就会‘随大流’。”
 
这名官员还说,书记的风格,也会很大程度决定常委会讨论的结果。有些强势的书记,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其他常委就不得不在心里掂量一下,“我今天说这些话,书记是不是不高兴了”。
 
还有些书记特别看好的干部,书记会提前与常委做沟通、打招呼。沟通时的语气也很重要。比方书记问“关于国土局局长的人选,你有什么看法?”这或许就是书记在征求意见。如果书记说“某某同志干工作不错,应该压更重的担子。你认为呢?”这时,常委就会明白书记的想法。
 
这名官员向记者感叹:“一个老在常委会上和书记唱反调的常委,一般会被‘修理’。”
 
当然,也有在常委会上被挡下来的干部。这种情况,要么是主要领导心中没有特别属意的人选,大家推出谁就是谁。要么就是一把手本身的权威受到挑战。数年前,西部某省一名市委书记力荐其秘书出任县长,前期还做了许多工作,结果常委投票时居然没有通过。此后不久,这名市委书记就被调回省里任职。
 
至于公示这一关,由于原则上只受理实名举报,因此许多人眼见大局已定,也犯不着再去干得罪人的事。
 
一名离休干部告诉记者,真要是上面领导看好一个人,有时连公示关都能想办法“技术化处理”。
 
比如一个副县长在当地口碑很差,提县长有困难。市委书记可以先调他来市委当个副秘书长,两年后再调去另一个县当县长甚至直接当县委书记。时间过了两年,而且是异地任职,公示时来反映问题的会少很多。
 
有没有连一把手都挡不住“带病提拔”者的时候?一名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官员表示,哪怕几个常委联合起来推举一个人,自己不点头,这个人还是过不了。但是,上面有更大的领导打招呼,自己也无能为力。
 
如何破解“带病提拔”的难题。接受采访的官员认为,如果仅仅把眼睛盯在组织部与纪委,效果恐怕有限。
 
有官员告诉记者,“带病提拔”的人看似要过很多关,其实只要过了一关,其它任何关都不在话下——那就是一把手这关。
 
一把手可以透过自身影响力,让他的个人决策看上去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有官员介绍,常委会上的发言都是有会议记录的,但书记提前找常委来沟通、谈话时,是不会有什么记录的。最后慑于一把手的权威,常委们在会上表态赞成。以后“带病提拔”的干部出了事,要追究责任时,发现都是集体决策。“到头来,集体负责又变成没人负责。”
 
由于一把手权力过大,给干部任用带来的问题,也就不止是“带病提拔”了,还有“程序失范”、“火箭提拔”等等。
 
中央批评的人与事更加精细、具体、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也就更强,避免了用宽泛的表述“大而化之”,导致最后“不了了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届中央领导班子的风格。
 
这一年,中央批评过的人事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带病提拔”的人看似要过很多关,其实只要过了一关,其它任何关都不在话下——那就是一把手这关。
 
3月25日,第七巡视组进驻海南,中央第三轮巡视开始。有媒体分析称,“用人问题”或将成此轮巡视重点。
 
在此之前10天,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总结此前两轮巡视时说,“有的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问题突出,一些党组织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认识不到位”,要求第三轮巡视“瞪大眼睛发现问题,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前两轮巡视确实发现了不少用人方面的问题。
 
第七巡视组组长项宗西,是第二轮巡视中第四巡视组组长。今年全国“两会”时,他就介绍称第二轮10个巡视组全部查出用人的问题,“职数是多少?不能超职数、不能超编制、不能随便越级提拔。这些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是我在巡视中发现,就是没有认真执行。”
 
2月,中央纪委还罕见地公布了第一轮巡视10个巡视点的整改报告,6万多字的10份报告中,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与选人用人问题纠正有关。
 
“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其他形式腐败的催化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反腐之根在于用人制度,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干部任用制度的关键时期,这也是推进反腐的重要领域。
 
用人需要思变。1月“仲祖文”在“人民日报”发文称“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实践探索,以更大决心研究破解组织工作中的‘老大难’问题”。
 
循此思路,这一年多以来,中央在人事上批评的人与事,值得梳理。
 
批评了哪些问题?
 
买官卖官虽然是干部人事上的“老问题”,但近年来依然有衡阳贿选这样的典型案件,被中央严厉批评。
 
2013年底,湖南衡阳人大贿选案曝光,涉及56名湖南省人大代表、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
 
如此严重的买官卖官引发中央高层的震怒。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较大篇幅讲到该案,并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追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当时,他连声追问六个“到哪儿去了?”。
 
3月,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报告中也重申,代表选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湖南省衡阳市发生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给我们以深刻警示。
 
这一年,中央批评的人事问题还有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
 
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湖北时,就发现武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离任前违规突击提拔19名干部。此外,巡视组还点名批评重庆、江西、中国出版集团等5家单位存在一把手用人监管不严的问题。
 
而第二轮巡视的三峡集团,被指裙带关系严重。此前,媒体报道称,部分有一定背景的集团亲友都参与到工程建设过程中来,即便不具备工程建设方面的亲友,也能凭借关系拿到项目,再分包出去。
 
干部职数超编是另一个被重点提出批评的问题。
 
中央各巡视组反馈显示,中储粮、江西、重庆、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均存在干部职数超编的问题。其中,内蒙古“全区12个盟、市设有30多个巡视员、63个副巡视员,区发改委班子成员多达17人,一些旗县设有不少处科级非领导职务的问题”。
 
中组部的通报也尤为关注这方面问题,将山西中阳县职数配备干部案作为典型。2013年,中阳县公安局在已经超配1名副局长和1名副政委的情况下,又任命了6名副职。被查处后,8人全部被免职或被撤销任职决定。
 
被舆论广为诟病的“一刀切”现象,也引起了中组部的重视。这首先是年龄的“一刀切”。
 
干部年龄是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一项重要参考标准,但巡视组却发现多地在领导干部任用过程中,对各年龄段干部使用存在误区,导致年轻干部任用不合理、超龄未退等问题纷纷暴露。
 
这其中,又以重庆问题最为突出。根据中央第五巡视组的反馈报告,重庆曾规定干部的任职和提拔年龄界限,不仅存在干部使用过程中限龄“改非”一刀切,少数国企领导人员到龄未退休等情况,同时还陷入了“区县团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年限偏低,少数地方擅自设定提拔年龄上限”和“年轻干部选拔力度不够”两种现象同时叠加的怪圈之中。
 
此外,还有选拔方式的“一刀切”,比如“凡提必竞”。
 
竞争性选拔干部因变“伯乐选马”为“阳光赛马”,在各地大力推广使用,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扭转了用人制度的不正之风,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一把手在用人上的权力,放大了群众的“话语权”。
 
但去年中央巡视组在首轮巡视中,却发现竞争性选拔干部在操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重庆市曾将“竞争上岗”作为内设机构选拔干部的唯一方式;湖北省多地也曾大规模开展竞争性选拔干部,如黄冈市曾在2010年~2011年2年内,竞争性选拔了2000多名党政干部,选人用人上表现出“凡提必竞”的政策导向。
 
“公选没有错,但‘凡提必竞’就走向了极端,中央批评的是走偏了的公选。”相关专家分析称。
 
 批评的后果,多地开始整改
 
来自中央尤其是领导人的批评,给地方带来不小的压力,并纷纷出台相应措施。
 
2014年的湖南省“两会”上,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主动报名来衡阳团参与审议。他旁听的两个半小时中,关于破坏选举案的话题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于贿选案爆发之后的2013年3月,接替童名谦出任衡阳市委书记,可谓“救火队长”。“去年派我去衡阳前,(省委)书记嘱咐我,衡阳捅的娄子很大,你是临危受命,要把舆论控制好,把社会稳定好。”
 
衡阳市委党校是贿选案调查办案点之一,该校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截至3月底,调查仍在继续,众多涉案人员仍被集中在该校。
 
湖南的压力不单单来自这方面。在中央巡视组发现的一系列用人问题上,有舆论称,“湖南省干部选拔任用问题更为突出”。
 
2月24日上午,中央第十巡视组组长陈际瓦在向湖南反馈意见时称,“对一些干部使用把关不严,干部任用工作领导打招呼、拉票跑要之风较为突出,机构改革滞后,干部超编超配问题严重”。
 
在巡视组反馈上述意见的前一天,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湖南省直部门72名省管厅级领导干部长期调动工作不转工资关系得到清理纠正,清理规范厅级干部违规在社会组织兼职976人,清理机关违规长期借调人员1100多人。
 
湖南的巡视整改报告还未出来,更多的变化还有待观察。但在第一轮巡视点的整改报告中可以看出,各地都在审慎应对。
 
例如,对于“凡提必竞”。重庆市、湖北省以及水利部的整改报告都提到,干部选拔中,将不搞“凡提必竞”,不再硬性规定竞争性选拔比例,严格限制“考试专业户”和“火箭提拔”。选拔标准则杜绝“唯分取人”,强调干什么考什么,更注重考察德才、工作实绩和群众公认程度。
 
对于如何监管一把手,根据巡视组的意见,湖北对有关负责人和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重庆目前也已研究制定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和激励监督。
 
各地方也开始行动起来,清理干部职数超编问题。初步统计,去年起甘肃、湖南、沈阳等地已启动超职数配备干部专项清理。湖南、甘肃分别制定了2014年底或2015年底清理完毕的时间表。
 
“问题清单”更精细化、更具体
 
不管是中组部通报的侧重点,还是中央巡视组发现的“问题清单”,这一年来,中央批评、关注的人事问题,更为精细化、更有针对性,其对所发现问题的表述也更为详尽。
 
除了上述重点关注的数方面问题之外,中央第二轮巡视指出部分巡视点的“干部任用工作领导打招呼、拉票跑要之风”、“一些领导干部以收受红包形式受贿”、“‘裸官’问题突出”等问题,均是“问题清单”趋于精细化的表现。
 
竹立家指出,“问题清单”越精细,就越有利于相关部门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就越有利于人民群众对问题的理解和整改的监督。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届中央领导班子的风格。国家要出台一个措施,一定是具体化和精细化的,比如在作风整改过程中要求‘严禁公款买年历’,这些很具体的措施让巡视工作的可操作性更强,避免了用宽泛的表述‘大而化之’,导致规定最后‘不了了之’。”竹立家说。
 
“这也许可以进一步解读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解决干部人事问题思路的转变——集中整治更具体、反映更为强烈的问题。就像中组部说的,‘对这些问题,要以钉钉子精神,以改革的办法,逐项研究、逐个破解’。”相关专家称,这有点类似“‘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思路”。
 
上述专家分析称,比如干部职数超编,此前虽然也有提及,但是认为不是大问题,或者不是问题的重点,但中央第二轮巡视中,这被作为一个重点问题被提出后,“今年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中组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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