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洲区区长余世平出席2012年第五场电视问政时的表情。

　　武汉交管局长李顺年，回答记者提问时，不停抹汗。本版图片 CFP 资料

原标题：对话武汉市纪委书记：电视问政三年，有官员开始变“油”了

早报记者 黄芳 发自武汉

2013年12月29日晚，2013年武汉电视问政期末考最后一场结束。当地媒体发现，这档以“主持人犀利提问”闻名的节目，似乎主持人问的越来越“温”，问的越来越少。

话筒更多被送到观众席。最后一场中，网络名人“白水”提问三位区长，现场观众至少发问12次，相比于“怎么样”，他们更多提问的是“为什么”和“怎么解决”。

从2011年11月举办第一届起，这已经是武汉电视问政的第三个年头，节目的频率也从“一年一期”变成了“一年两期”，先后有6名市委常委上台接受问政，参加的副局级以上官员达百余人次。

在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看来，“犀利不再成为第一追求，而是更加富于理性建设性。”这无疑是电视问政三年来最大的变化。

这亦是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的期待。“电视问政，关键是为了解决问题、兑现承诺。”

2011年11月启幕的电视问政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力推，市长唐良智支持，由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主办，武汉电视台承办。相关官员接受市民、专家和主持人的质询，并全程电视直播。

阮成发冀望通过这种形式“唤醒官员的责任心和敬畏感”，并成为推进工作的平台。为此他将节目定性为“犀利、不作秀、不回避问题、不遮遮掩掩”。

这档以“犀利”闻名的电视节目至今已连续举行到第三年，获得巨大的社会关注度和美誉度。

有的部门被曝光后，连夜开会整改；有的被投诉后，地方主要领导当晚带队清查……据报道，2012年，武汉市对全市1000家企业问卷调查、对230家投资总额1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电话回访，83%的企业认为项目审批流程方便快捷了，96%的受访者表示满意。

受到诸多肯定之余也有人提出质疑，这个节目是否“尺度设限”？是否“只问不责”？是否“只是一场秀”，能否“解决真问题”？由地方长官主推的电视节目能走多远？

武汉市纪委书记、市治庸问责办主任车延高近日就上述问题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干部队伍普遍“亚健康”

东方早报：当时办这个节目的背景是什么？

车延高：主要背景就是我们干部作风上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整个事业发展，影响我们和群众和企业各方面的关系。比如说“庸懒散奢”有各种表现方式，当时媒体也做过调查，领导在历次讲话中对这些问题也做了列举：比如门难进脸难看，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利用手中权力给自己谋取利益等；说到底就是普遍存在“亚健康问题”，而且这跟腐败不同，他不是存在极个别人身上，而是在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法不责众，小题大做”、“我在公务员队伍中，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东方早报：那有没有一个直接的触发点，决定不得不改了？

车延高：那就是直接地反映到我们很多投资项目上，企业很强烈地反映，有的事情拖几年办不了，（类似的例子）可以列出很多。说到底，它反映的是企业的发展环境（不好），有的企业当时都列出来了，制了表，办事情要经过哪些环节，这是最主要的动力。

东方早报：怎么会想到用电视问政这种形式？

车延高：当时提了一个观点叫做“问题导向”，就是根据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来推进治庸问责，因此，开展了“万人评议”机关活动，网上通过人大政协代表、媒体、志愿者，向全市人民征集问题，再进一步听取各方意见，确定十个较突出的问题，送到常委会确定下来。

十个问题确定后就面向社会公开承诺，承诺后要践行，要给老百姓交代，这个环节群众的满意度不知道，只是行政部门对自己做的一个主观评断，缺乏科学性。所以，我们想到了电视问政，打造一个群众参与、监督、评说的平台，这个平台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电视这样直接（的形式）接受群众的拷问，我们称为“年终考”。最初是一年一次（年终考），但年终考的问题是，不管好坏一年一次就是这样的结局，第二年就搞别的去了，所以第二年我们提出期中考和期末考。期中考就是立足于提出问题，期末考是必须交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出丑是处理能力不足”

东方早报：被邀请的官员愿意走上问政台吗？

车延高：肯定都不愿意上。实事求是地说，包括我也不一定愿意上。这个你看第一场是我上的，我上过两场了，第一年的第一场就是我上的，为什么我们干部怕上呢？毕竟是电视直播，如果工作做不好，老百姓直接拷问，总还是面子上过不去。肯定不愿意上，如果经验不足，再出现什么情况问题都是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电视问政起的几个重要作用，一个就是成为了推进工作的平台，第二个是成为历练干部能力的平台；如果你作为一个干部能力不具备，在电视问政的平台上你会露怯，别人老出彩，你出丑；之所以出丑是你处理问题的能力不足。

东方早报：有观点认为，武汉电视问政成功很大程度是缘于武汉市委书记、市长的强力推动？

车延高：对，他们把这个节目当作工作的平台，通过这个治庸问责推进作风转变，养成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对武汉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优化的环境条件。

东方早报：提问的群众代表会不会有顾虑：被问的都是领导，有些问题也不敢问？

车延高：这点不存在，老百姓他该问的还得问。只是说老百姓的表达可能欠缺些，但该问的他都会问的。你看（问政中）很多话都是很尖锐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是恢复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样一个平台。

东方早报：群众、主持人敢发问是不是因为市委书记、市长一直在打气？

车延高：是的，别的地方可能在千方百计地捂问题，但武汉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是真的把这个当作推进工作的平台在做。你看他们说的：不要怕这个问题把领导干部问到尴尬就不问了，你尴尬才能增加动力和压力，才能在下一步工作中增加整改的力度。如果都不痛不痒的，我们的干部总是养尊处优，总是觉得我是天王老子天下第一，谁都不敢触动我，肯定不行。

东方早报：官员在问政台上的表现是否会计入他的政绩考核？

车延高：在台上的表现不计入考核，但是工作是要计入考核的。（台上表现）这是一个方面，为什么干部压力大呢，电视问政以后，还要对反映的十个问题整治有个打分考核，专门考核排出的名次是要计入绩效考核的。

东方早报：前两场我也看了，但发现同样问题去年提了，今年还有（比如交警乱贴条），老百姓反映改进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车延高：应该说效果和以前相比，实事求是地说，确实有很大改观，不是一点改观。社会处在发展中，百姓的要求同步朝前走的，工作今天是一个终结，马上明天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举个例子，今年我们承诺公开治奢，一般人看好像没什么变化，但从我们自己看有非常大的变化，你看现在数据上不说，起码各级干部出去吃饭的真的很少，我自己切身感受，而且出去吃饭不敢去高档场所。这是一点，再一个，出去吃饭车子不敢停在要吃饭的酒店前，这实际上都反映出一种变化，我们治庸问责带来的变化是什么的，首先是一条，看干部有没有敬畏意识，现在对百姓有敬畏心，你做得不好老百姓年底要考核你，在网络上微博上，随时都在进行（监督），行风评议万人评议随时都在进行，像这些工作都与治庸问责挂钩。

东方早报：你说的是一种倒逼机制，逼着他不改不行？

车延高：实际上这种问题导向也形成倒逼机制，他对群众的敬畏意识也形成了对权力的敬畏意识，现在和以前相比，作风改变很多。过去那些办公场所，大的窗口单位，上班玩电脑搞什么的多得很，现在基本没有了。

“过去考虑治，现在考虑建”

东方早报：有人认为，电视问政曝光的只是点的问题，追责也只限于这个点，有没有这种往上追溯的……

车延高：你看好像这次暴露的交警贴条问题，看起来是只暴露交管局的，但是第二天公安局长就专门召集会议研究，由此延伸还有哪些问题进行整改。

东方早报：有没有较高级别的官员因此被追责？

车延高：有啊，第一届电视问政，前年水务局长就是因为电视问政被追责的（2011年6月武汉连遭特大暴雨，中心城区渍水严重，影响民众出行，因缺乏有效应对措施，时任武汉市水务局局长姜铁兵被行政警告处分，水务局副局长王洪胜被免职）。之后还有类似的例子。

东方早报：曝光出来的问题背后可能是一个利益链，怎么去打断利益链？

车延高：治庸办是宏观上采取一定的方式去处理，每年提出问题的要分析，去年在考虑今年的问题目标要考虑，过去考虑治庸问责是整个“治”，那么今年加入“建”，比如交管这一块，光靠罚能解决乱停车吗，解决不了，如果不把相应停车上配套解决，肯定不行。交委相关部门在规划时，都得综合考虑，如何考虑开辟地下空间，综合考虑来解决交通拥堵。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

东方早报：通过电视问政有没有形成一些相应的工作机制？

车延高：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机制，体现在每年确定突出重点问题重点抓，治庸问责中的暗访制度，群众监督员制度，媒体监督，人大政协监督，形成推进机制。

另外采取群众监督机制，公布举报电话，随时可以举报，这些都是机制建设，还比如采取考核奖励机制、万人评议、行风评议、十个突出问题年底评定，这些完成后计入奖励考核。

电视问政不能包医百病

东方早报：你说到这不是一场秀，但我采访中也发现好多百姓看节目的心态就是“看个过瘾”，也有学者担心这个节目止于“官员出丑，观众开心”，并不能解决真问题？

车延高：实事求是地说，电视问政不能包治百病，毕竟节目只有一个多小时。电视问政要产生的作用，还在于对官员拷问的背后是他所在部门。官员在台上流汗的同时，他背后的各处室也在流汗，这就形成一个推动机制。

东方早报：通过电视问政，干部作风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车延高：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转变，一个是，我们和群众之间干群关系改变。

这个平台建立后，干部调整了看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真正站在群众角度上。过去没有问政前，我们的干部就觉得我是长官我是发布命令的，但是我发布的命令是为什么发布的，是上级给我提要求我才发布的。而现在是，变为群众给我提要求，我来发布命令该怎么做，领导只是监督者。十个问题提出后，领导是监督者、指导者，群众是问题的提出者，所有工作出发点是群众要求是什么，落脚点是做完后老百姓要满意，这就是非常大的变化。干部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着眼点不一样了。

“油”的结果是群众不满意

东方早报：经过三年的“实训”，有些官员“打太极”的本领会不会越来越高？

车延高：这也是我们现在担心的问题，电视问政到现在，慢慢会出现有的就“油”了，应对的方式多了。不过反过来，我们也不担心，你油老百姓会看到，坐在底下的人能看到，你油就必然得低分，你像你们看，分数是不留情的。第二个，干部队伍在这个过程中是处在变化当中的，不是说你在这位置上一直待，你油的结果可能就是投票的结果不满意，不满意就下来。

东方早报：但是问政好像并不直接触及台上官员的官帽？

车延高：可能大家都期望说一问政就把谁拿下来，这个是单纯出于一种书生意气，这么做好像很解恨过瘾，但我们这个社会不是以此为目的的，我们应该是个理智社会，一方面看到官员被问到尴尬的样子好像很过瘾，但另一方面，我们实事求是地说把谁放到这个位置上，你同样会觉得难。干部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历练，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把谁搞到什么程度才过瘾，但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理智。

东方早报：武汉电视问政也有三年了，在你看来总体的走向如何？

车延高：最重要的一条，群众对电视问政越来越欢迎，是更好的形势，希望能坚持，从收视率和群众关注度上可以发现；第二点，干部从开始的抵触惧怕逐步变为不再强烈抵触，慢慢对这种监督对推进工作的方式变为敢于面对。（怎么理解？）不管上不上，到了之前必须要上。领导必须要带头上，没有推卸的余地。你要考虑上，前期必须把工作做好。在上面要不流汗不心慌，那在底下就要多流汗，多紧张。

东方早报：有没有下一步的设计？

车延高：目前我们不是想的形式怎样，而在于能坚持。我们在电视问政中发现，有些问题不是说每天出新点子就是创新了，真正的是实实在在地解决老百姓身边的一些问题，可能主要的就是这几大问题，不是说要今天一个手段措施变换模式，这个事情坚持下去就不错了。

东方早报：也有人担心，主推这个事情的领导调任后，电视问政会不会就很难维持下去了，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或保障，让它能常态性地做下去？

车延高：这个谁也不能做出保证，保障也没用，成为一种工作机制后，觉得有用大家自然就会去用。做好了得到社会的认可自然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抓不出成效，没有实际作用，那再伟大的领导说的话该推翻还是得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