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286名市委书记中，191人无基层乡镇工作经历，占比例66.8%。
湖北省武汉市十年时间换了5任市委书记，襄阳市换得更频繁，十年内换了6任市委书记。
286名市委书记中，有57人有过秘书任职经历。其中，给副省级以上官员任过秘书的有约30人。
中山大学学者对副省级城市进行数据研究时，发现另一个问题：市委书记任期越长，往往越容易滋生腐败。
近年来市委书记这个群体广受关注。记者梳理27个省份的286名(含地级市和副省级市，不含自治州和直辖市下设的区县)市委书记信息，勾勒出这个群体的群像：平均年龄52.6岁，党龄约30年，20%的市委书记出身秘书，超过80%的市委书记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另一突出现象是，286名市委书记中，超过六成人没有基层乡镇工作经历，七成多的人此前任过地级市市长，但任满一届的不足二成，最短的任市长仅两个月。湖北武汉、襄阳等市，平均两年换一任市委书记。
超七成书记在职获高学历
53岁，这个年龄在市委书记中十分常见。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286名在任市委书记，平均年龄为52.6岁，其中男性市委书记271位、女性15位。
286名市委书记中，1962年出生、今年51岁的市委书记人数最多，达到41位，占比14.34%。统计显示，市委书记们担任现职时的平均年龄为51.2岁。
286名市委书记中，有本科生46人，硕士179人、博士及博士后58人。不过，其中73%的市委书记的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是在职获得。
在官方简介中承认专科学历的仅三人，分别为新疆克拉玛依市委书记徐卫喜、江苏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和广东江门市委书记刘海。
因为前几任苏州市委书记如陈德铭、王珉、王荣等都有博士学位，蒋宏坤的大专学历一度受到热议。他回应：“我没有必要沽名钓誉，我们实实在在，该什么就是什么。”不过，他透露自己完成了在苏州大学的研究生课程。
286名市委书记中学历最高的，是辽宁营口市委书记魏小鹏。他是惟一一个全日制博士后，曾先后担任大连大学校长和辽宁省教育厅厅长。
记者注意到，2012年7月，辽宁省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学历达到了最高水平——14个地级市书记中有7人是博士。而目前在任的14名市委书记学历水平虽不及当时，但也算高学历群体：一个博士后，三个博士，8个硕士，两个本科生。
高学历，成为厅级市委书记们的普遍追求。在南方周末记者此次观察的286名市委书记中，280人在公开简历中公布了所学领域，修读社会人文科学的市委书记为202人，修读自然科学的为78人。
286人中，有78人的学历是在中央党校和省级党校获得。此外，有不少于20名市委书记是在职从华中科技大学获得高学历。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获知，华中科技大学曾公开宣布要清退307名无法按时毕业的研究生，其中相当部分是缴纳数万元学费的各地官员。被清退的官员，有的长期不到校上课，不能按期修完学分，有的派秘书上课做作业，缺乏学习能力。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表示，该校清退上述人士就是为了维护学术尊严。
有12名市委书记的高学历，是在国外大学获得。其中，有9名市委书记曾就读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
1970年9月出生的陈新，算得上是中国最年轻的市委书记。2012年5月17日，42岁的陈新被任命为浙江衢州市委书记。另一个70后市委书记是江西新余市委书记刘捷。1970年1月出生的刘捷在2012年2月当选为新余市市长，系当年江西11个设区市中最年轻市长。2013年8月12日，他出任新余市委书记，又成为江西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
二成多书记有过秘书履历
在记者统计的286名市委书记中，有57人有过秘书任职经历。其中，给副省级以上官员任过秘书的有约30人。这些市委书记，曾分别在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部委及各省委、省政府、省人大任过领导秘书。
现任湖南郴州市委书记的向力力，在1988年至1991年期间曾是原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刘正的专职秘书，官方简历称向力力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级秘书”。
此外，江西景德镇市委书记刘昌林简历显示，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过3年秘书；黑龙江双鸭山市委书记李显刚简历显示，2000年至2005年期间，其任过近5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正局级秘书”。黑龙江黑河市委书记刘刚的简历显示，他曾是“国家民委办公厅党组办正处级秘书”。
甘肃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在水利部办公厅任过近10年秘书；辽宁大连市委书记唐军历任“人事部办公厅部长办公室正处级秘书、副司级秘书”；湖北襄阳市委书记王君正，曾是“劳动部副处级秘书”；甘肃庆阳市委书记夏红民曾是“农牧渔业部副处级秘书”；广西北海市委书记王小东曾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正处级秘书”。
此外，还有二十多名现任市委书记，早年曾在地市和更基层的机关企业担任过秘书。如山西朔州市委书记王安庞，曾是“太原市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
梳理286名市委书记的简历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党龄相当长。286人中有31人的党龄未公开，在公开的255人中，党龄平均数为29.59年。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2013年被媒体较多报道的贵州原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四川原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河南原安阳市委书记张笑东等6名市委书记发现，6人均在24岁之前入党，党龄均在30年左右，升任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为50岁。
这些市委书记中党龄最长的有39年，分别是58岁的内蒙古通辽市的市委书记杜梓、57岁的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朱清文和59岁的江西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党龄最短的是17年，如43岁的江西省新余市委书记刘捷，26岁入党，比本次观察范围内的市委书记入党的平均年龄23.15岁要晚约三年。
超六成书记无基层乡镇经验
2013年11月21日，媒体报道四川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被免职接受调查。
官方公布的简历显示，徐孟加担任雅安市委书记前曾担任雅安市长一职，代理市长6个月、市长4个月。不难看出，徐孟加是直奔雅安市委书记而去，当市长只不过是个过渡。
徐孟加49岁成为地级市市委书记，从政履历中没有县乡基层工作经验。286名市委书记中，191人履历未显示有基层乡镇工作经历，占比66.8%；95人有基层乡镇工作经历，占比33.2%。
从市委书记们的籍贯看，在本省就职的有195人，异地就职91人。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发现，市委书记们大多数属于走读干部，即工作在地级市、家在省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官邸制改革，将对这个群体造成较大影响。
梳理发现，山东、江苏、山西、安徽、湖北五省“高产”市委书记。其中，山东籍市委书记最多，有30人，江苏籍19人，山西籍17人，安徽籍17人，湖北籍16人。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286名市委书记从政履历还发现，其中至少有177人曾任过地级市市长，担任市长超过5年的只有35人，近八成的市委书记在担任市长时未任满一届。
跟徐孟加一样，担任市长不足一年就提拔当市委书记的有7人。乌兰察布市委书记王学丰担任市长仅2个月就当上了市委书记，衢州市委书记陈新也只在市长任上干了3个月。
担任市长1到4年的，约有135人。任期满5年，约有35人。在市长任上干得时间最长的，是现任南通市委书记丁大卫。他在担任了8年市长之后，才被提拔任市委书记。
南方周末记者观察的286个城市中，海南三沙市、青海海东市属新设市，目前只有一任市委书记。另外284个城市的前任市委书记，超七成获得提拔，其中有138人升任省委常委或副省长等职位，有63人升任省级人大政协副职，另有67人平级调动，6人因年龄问题正常退休。另外10人中，有8人落马，2人去向无公开资料。
观察发现，284名前任市委书记中同样有超七成的人任期不满一届，在五年及以下的官员人数为200人，占比70.4%，任期在五年以上的官员人数为84人，占比29.6%。
根据2006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任满一个任期：达到退休年龄的，由于健康原因不能或者不宜继续担任现职务的，不称职需要调整职务的，自愿辞职或者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因受处分或处罚需要变动职务或者被罢免职务的，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的。而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市长，基本都是任期不满5年就被提拔调离。
襄阳十年换了六任书记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个任期内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一般不得超过一次。”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发现，这个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也被频繁打破。
现任湖北荆州市委书记李新华，4年左右时间在两个地市级换了三个党政一把手的职务。
根据李新华的公开简历，2008年2月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调任湖北省襄樊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两个月后任市长。当市长两年多后，调任襄阳市委书记。襄阳市委书记干了半年，于2011年8月又调任荆州市委书记。
一些地方市委书记的调动较为随意。现任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在10个月时间内调换了5个职务。河南官方公布的吴天君个人履历显示，2011年4月，吴天君还是新乡市委书记，5月他调任郑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1年10月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代市长，几天后被任命为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2012年2月，他又被任命为郑州市委书记。
原河南安阳市委书记张笑东，从市长升任书记不足一年，即被查落马。
在一些省份，同一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也频繁更换。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发现，湖北省武汉市十年时间换了5任市委书记。2002年，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罗清泉出任湖北省省长，陈训秋接任市委书记。陈任职3年后，被调离。2005年，苗圩接任武汉市委书记。2008年，杨松接替苗圩调任武汉市委书记，2011年阮成发成为武汉十年内的第五任市委书记。
湖北襄阳市，比武汉更换得更频繁，十年内换了6任市委书记。自2002年开始襄阳经历了阮成发、田承忠、唐良智、李新华、范锐平五任市委书记。2013年5月16日，湖北省副省长王君正兼任襄阳市委书记。其中，田承忠任职时间最长，为3年零4个月，任期最短的李新华仅半年时间。
安徽省委组织部一名官员认为，官员频繁调动，直接影响工作的连续性，“一些地方在领导班子的频繁调整、领导干部的你来我往中，涣散了人心，丧失了机遇，最终影响了发展。”此外，频繁调动易诱发干部投机心理、误导了干部自我评价的取向，使干部产生不恰当的心理预期，助长其浮躁心态和短期行为，往往把注意力都放在经济数字上，而对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兴趣不大。
上述安徽省委组织部官员还认为，领导干部职务频繁变动、任期随意，不严格按任期制的规矩办事，容易使那些掌管干部任免大权者中的腐败分子有了更多的以权谋私的机会，也使领导干部中那些心术不正者有了更多的钻营空间，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任期制流于形式，引发不少学者与官员的担忧。不过，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倪星研究副省级城市2000-2010年的数据，发现了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市委书记任期越长，地区腐败水平越高。
一方面官员们任期不满、频繁调动，影响地方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官员们任期越长，往往越容易滋生腐败。这个悖论说明，任期制虽然有利于地方治理政策持续，但并不能有效遏制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