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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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国兵，经济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和中美经贸问题。
近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邀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主管的“中国专家论坛”撰写了《美国贸易逆差失衡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事实特征及主要成因》，刊登在其网页“专家专栏”栏目里，受到韩国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等关注。
内容提要
2017年3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关于贸易的行政令，聚焦美国贸易逆差问题，要求美国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需在90天内向总统提交一份关于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查报告，核心要求之一是评估双边贸易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为特朗普政府未来贸易政策调整铺路。现实中，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国别贸易体，由于中美显著的比较优势差异和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等，造成了持续累积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使得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凸显。那么，美国贸易逆差失衡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事实特征及主要成因是什么呢？
就美国贸易逆差失衡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而言，对化解问题的几点建议是：第一，在自动数据处理器、电信设备、家具及部件、纺织服装品、鞋类等16类产品上美国呈巨额外贸逆差，而中国呈巨额外贸顺差。据此，中美在造成各自外贸失衡的主要贸易品上呈现出高度互补的贸易态势。但是，造成美国外贸逆差失衡的真正原因是源自美国自身，即使中国在原油、载人车辆、药物、天然气等7类产品上处于贸易逆差，也无法改变美国在这些产品上处于严重的逆差，最终取决于美国自身的调整。第二，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主要在自动数据处理器、电信设备、鞋类、家具及部件、机器零部件等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贸易品上，2015年占到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的86.7%。并且，美中双边在其中的23类产品上呈现出贸易差额相反的贸易互补性。据此，中美双边在贸易失衡的主要贸易品上存在着高度的贸易互补性，由此形成的美中双边贸易失衡是自然的。第三，鉴于美中双边贸易不平衡受制于美中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要素禀赋差异、贸易计价差异与运输时滞、贸易结构、储蓄因素、美国出口管制、汇率变化、贸易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购买美债，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区域生产网络等因素。据此，美中双方要明确，双边是难以实现贸易再平衡的，只能部分地缓解美中贸易不平衡程度，全球生产网络下需要在多边框架下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来重新审视、协调和化解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关键词：美国贸易逆差；中美贸易不平衡；贸易互补性；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增加值
以下为文章全文
2017年3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关于贸易的行政令，聚焦美国贸易逆差问题，核心要求之一是评估双边贸易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各方利益集团的驱使下，针对贸易逆差最大的中国，早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就曾单方提出贸易再平衡的要求，冀望缩小美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失衡。如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0年和2012年都在第一章以大幅篇幅大谈贸易再平衡问题。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也提出需要重新平衡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通过签署贸易行政令来推进。由此，美国贸易逆差失衡问题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事实特征及主要成因是什么呢？
一、美中对外贸易失衡：货物与服务贸易事实特征
（一）美国主要贸易品贸易失衡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三分位产品贸易数据统计显示，1995-2015年美国对外货物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失衡，且贸易逆差呈向下放大态势。从1995年WTO建立时美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1878.6亿美元，下滑至2006年底谷的8819.7亿美元。此后，经历次贷危机的冲击，使得美国进、出口都出现相对下降，进而使得美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出现缩减，2009年危机低谷时，美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缩减至5451.8亿美元。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又开始扩大，2015年逆差达8029.5亿美元。这其中，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主要来自哪些产品呢？三分位数据发现，1995-2015年美国对外年均贸易逆差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产品是：原油、载人车辆、自动数据处理器、电信设备、家具及部件、纺织服装品、婴儿车及玩具体育用品、鞋类、电视机、药物、纺织女装、有机-无机杂环化合物、大于70%的原油、天然气、非针织纺织男装、机器零部件、录放机、含酒精饮料、家用设备、电器仪器、纺织制品、车辆零部件、针织或钩编纺织女装，以及旅行物箱包。观察期内，这24类三分位产品贸易逆差占到美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的96.2%，2015年占到美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的88.1%。可见，这24类三分位产品构成的美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是具有代表性的。
（二）中国主要贸易品贸易失衡
1995-2015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一直处于顺差失衡，且从2005年出现急剧上升态势，2008年上升至2981.3亿美元。遭受美欧金融危机冲击后，中国对外货物贸易顺差出现大幅缩减，2011年顺差缩减至1549.9亿美元。美国经济的复苏推动了中国对外货物贸易顺差再度扩大，2015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顺差上升至6001.9亿美元。这其中的货物贸易顺差又主要来自哪些产品呢？根据UNCTAD三分位数据测算显示，1995-2015年中国对外年均贸易顺差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产品是：自动数据处理器、电信设备、纺织服装品、鞋类、家具及部件、婴儿车及玩具体育用品、纺织女装、家用设备、轮船及漂浮结构、非针织纺织男装、针织或钩编纺织女装、纺织制品、塑料制品、旅行物箱包、电视机、珠宝贵重物品、录放机、照明灯具及配件、贱金属制品、电器仪器、未列明杂项制品、机器零部件、办公机器，以及摩托车自行车。观察期内，这24类三分位产品贸易顺差占到中国对外货物贸易顺差的272.7%，2015年占到中国对外货物贸易顺差的156.8%。因此，这24类三分位产品带来的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是有代表性的。
（三）美中主要贸易品贸易失衡对比
相比来看，一方面，1995-2015年原油是美国年均外贸逆差最大的产品，同时也是中国年均外贸逆差最大的产品。同期，美中在载人车辆上都呈巨额的外贸逆差。但另一方面，在自动数据处理器、电信设备、家具及部件、纺织服装品、婴儿车及玩具体育用品、鞋类、电视机、纺织女装、非针织纺织男装、录放机、机器零部件、家用设备、电器仪器、纺织制品、针织或钩编纺织女装，以及旅行物箱包等16类产品上美国呈巨额的外贸逆差失衡，而中国呈巨额的外贸顺差失衡。因此，来自UNCTAD三分位数据测算证实中美两大国在造成各自外贸失衡的主要贸易品上确实呈现出高度互补的贸易态势。除了原油、载人车辆之外，美国在>70%的原油、药物、天然气、含酒精饮料和车辆零部件等5类产品上对外贸易逆差失衡也很严重，同期中国在这5类产品上也处于对外贸易逆差失衡状态。这表明造成美国外贸逆差失衡的真正原因是源自美国自身，即使中国在原油、载人车辆、>70%的原油、药物、天然气、含酒精饮料和车辆零部件等7类产品上处于贸易逆差，也无法改变美国在这些产品上处于严重的贸易逆差失衡态势。
（四）美中对外服务贸易失衡对比
将美中对外服务贸易失衡进行分解发现：第一，从传统服务业来看，在商品服务上美中两国都呈贸易顺差；在运输服务上美中都呈贸易逆差；在旅行服务上美国呈巨额贸易顺差，而中国呈巨额逆差；在建筑服务上美国贸易收支大抵平衡，而中国处于贸易顺差。第二，从现代服务业来看，在保险与养老金服务上美中都呈巨大的贸易逆差失衡；在金融服务上美国呈巨额贸易顺差，而中国呈较小逆差；在知识产权使用费上美国呈巨额贸易顺差，而中国呈巨额逆差；在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上美国贸易收支大抵平衡，而中国呈顺差失衡；在其他商务服务上美国呈巨额贸易顺差，中国也呈贸易顺差；在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美国呈贸易顺差，而中国呈贸易逆差；在政府商品与服务上美国呈较大的贸易逆差，中国呈小的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在旅行、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务服务上呈巨额贸易顺差失衡，而中国在运输服务、旅行、保险与养老金、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呈巨额贸易逆差失衡。
二、美中双边贸易失衡：货物与服务贸易事实特征
（一）美中双边货物贸易失衡
依据UNCTAD数据计算发现，1995-2015年美国对中国年均贸易逆差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产品是：自动数据处理器、电信设备、婴儿车及玩具体育用品、鞋类、家具及部件、机器零部件、纺织服装品、塑料制品、家用设备、纺织女装、电器仪器、电视机、旅行物箱包、录放机、纺织制品、照明灯具及配件、贱金属制品、办公机器、未列明杂项制品、贱金属家用设备、非纺织服装品、电力机械及零部件、车辆零部件，以及非针织纺织男装。观察期内，这24类三分位产品贸易逆差占到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的88.0%，2015年占到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的86.7%，因而这24类三分位产品构成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是有足够代表性的。
与之相比，1995-2015年中国对美国年均贸易顺差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产品是：自动数据处理器、电信设备、婴儿车及玩具体育用品、家具及部件、鞋类、纺织服装品、塑料制品、家用设备、电视机、机器零部件、电器仪器、纺织女装、录放机、纺织制品、车辆零部件、旅行物箱包、照明灯具及配件、办公机器、贱金属制品、未列明杂项制品、贱金属家用设备、非纺织服装品、非针织纺织男装，以及拖车半拖车。观察期内，这24类三分位产品贸易顺差占到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的103.0%，2015年占到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的101.2%，因而这24类三分位产品构成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是有很强代表性的。据此，美中双边在其中23类产品上呈现出贸易差额相反的贸易互补性，这进一步证实中美双边在贸易失衡的主要贸易品上确实存在着高度的贸易互补性。
（二）美中双边服务贸易失衡
从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失衡分解来看：第一，传统服务业方面，在维修服务上美国对中国呈服务贸易顺差，且各年度呈贸易顺差、上升态势；在运输服务上美国对中国呈年均服务贸易逆差，且已由逆差转向顺差，其中在海运、船运上美国对中国呈贸易逆差，在空运、空中客运上已由逆差转向顺差；在港运上一直呈顺差；在旅行服务上美国对中国呈服务贸易顺差、上升态势。第二，现代服务业方面，在金融服务上2006-2014年美国对中国呈服务贸易顺差、上升态势；在知识产权使用费上1999-2014年美国对中国呈服务贸易顺差、上升态势；在其他商务服务上2006-2014年美国对中国已由服务顺差转向逆差，其中在研发服务上美国对中国呈服务贸易逆差、增加态势，在技贸服务上美国对中国呈较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失衡。
三、美中双边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一）美中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与中美双边贸易失衡
相比来看，美中两国人均实际GDP差距已从2002年的21.1倍下降至2014年的7.4倍。虽然相对差距大大缩减了，但是美中两国人均实际GDP的绝对差距仍是巨大的，2014年美国人均实际GDP仍高出中国人均实际GDP达44963美元。如此巨大的美中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决定了美中双边贸易产品具有技术互补性和贸易互补性，由此形成美中双边贸易失衡是自然的，双边是难以实现再平衡的。
（二）美中两国要素禀赋差异与中美双边贸易失衡
中国对美国在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具有相对于世界更高的出口份额，美国对中国在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具有相对于世界更高的出口份额，因而中美两国在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上具有显著的贸易互补性。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囿于出口管制、生产外包等原因，并未对中国形成贸易顺差，反而出现相对于世界来看更大的贸易逆差失衡。
（三）贸易计价差异、运输时滞与中美双边贸易失衡
基于UNCTAD数据库，将美国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计价调整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计价+时滞调整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进行对比发现，2002-2015年美国统计的对中国贸易逆差各年度相比都是最高的，通过计价方式调整后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出现了明显地下降。考虑了计价差异和运输时滞因素后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仅低于经计价方式调整后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且大大低于美国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与之相比，2002-2015年中国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各年度相比都是较低的，通过计价方式调整后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各年度都有小幅增加。相比来看，虽然经计价差异和运输时滞调整后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大大缩减，但是各年度仍旧普遍大于经计价方式调整后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过，经贸易计价差异和运输时滞调整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之间的差距已得到了很大地缩小，从而极大地缓解因贸易计价差异和运输时滞造成的双边贸易统计数据失衡差距可能引发的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
（四）贸易结构与中美双边贸易失衡
美中贸易关系为典型的互补性贸易结构，美国专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如飞机、电信设备和机械等，出口这些产品到中国用来交易其本国不再规模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如鞋子、玩具和纺织品等（Zeng,2002）。据此，在中长期内无法改变中美双边互补性商品贸易结构及其造成的双边贸易失衡。
（五）储蓄与中美双边贸易失衡
Mckinnon和Schnabl(2003)、Blanchard和Giavazzi(2006)、Mayer (2010)等认为，中美贸易失衡是不同储蓄水平的结果，而非扭曲的汇率的结果，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仅仅反映其低的储蓄率，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差距将自然地转变成贸易逆差。
（六）美国出口管制与中美双边贸易失衡
无论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总量，还是从具体产品分类来看，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确实存在着出口管制错位问题，这直接阻碍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剧中美贸易失衡程度（沈国兵，2006）。因此，化解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离不开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改革。
（七）汇率变化与中美双边贸易失衡
一派主张，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能够减小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但是，另一派认为，汇率变化并不能解决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汇率失调不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贸易逆差主要归因于美国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低水平美国家庭储蓄率和全球化力量（McKinnon, 2004）。从文献来看，有关汇率变化对解决美中贸易失衡问题是不明确的、有争议的。
（八）贸易增加值统计与中美双边贸易失衡
Johnson和Noguera (2012)认为，以增加值测算的双边贸易失衡不同于传统测算的总贸易失衡。2004年以增加值测算的美中贸易逆差下降约30–40%。可见，传统的总量贸易统计方法夸大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和中美贸易失衡程度，运用贸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的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和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已大幅度减小。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相比，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大大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程度。
（九）贸易显性比较优势与中美双边贸易失衡
沈国兵（2007a, 2007b）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中国在杂项制品、原料制品及机械与运输设备等劳动密集型、资源易耗型及技术成熟型工业制造品对美贸易上发挥出自身比较优势，而美国在高技术产品对华贸易上由于出口管制政策没有发挥出比较优势的结果。王直、魏尚进和祝坤福（2015）发现，与传统方法测算相比较，以增加值衡量的显性比较优势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并不显著。
（十）购买美国国债与中美双边贸易失衡
中国在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并将其中大部分用于购买低收益率的美国国债。中国、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等通过购买美国债券，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融资，维持高估的美元进而维持美国贸易逆差，使得自身能够继续积累美元外汇储备，保持自身贸易国的角色。然后，再由央行购买大量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来维持美国国际收支，使得这一不平衡得以维持（Feldstein, 2008; Ferguson和Schularick, 2007）。
（十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域生产网络与中美双边贸易失衡
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或美中贸易逆差展开的，而中国统计的对外出口及贸易顺差中很大比重是由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实现的。一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二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替代效应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沈国兵，2005）。三是国际分工和区域生产网络使得中美贸易不平衡只能缓解、无法消除（王荣军，2010；沈国兵和王琳璨，2014）。据此，全球生产网络下中美双边贸易失衡是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转移、多国FDI在中国配置和出口转移、传统统计无视多国贸易增加值的结果，双边是无法实现贸易平衡的，只能部分缓解贸易失衡程度，需要从多边贸易增加值视角来协调化解美中贸易平衡问题。
四、对美国贸易逆差失衡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研究结果
入世后，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之一。伴随着中国贸易体量的急剧增大，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贸易失衡争议。本文通过对美国贸易逆差失衡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分析，主要研究结果有：
第一，造成美国外贸逆差失衡的真正原因是源自美国自身，即使中国在原油、载人车辆、>70%的原油、药物、天然气、含酒精饮料和车辆零部件等产品上处于贸易逆差，也无法改变美国在这些产品上严重的贸易逆差失衡。美中双边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产品贸易上呈现出贸易差额相反的贸易互补性，这证实中美双边在贸易失衡的主要贸易品上确实存在着高度的贸易互补性。
第二，美国在旅行、金融、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务服务上呈巨额的贸易顺差，而中国在运输、旅行、保险与养老金、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呈巨额逆差失衡。此外，中国在商品服务上呈巨额贸易顺差；美国在保险与养老金、政府商品与服务上呈巨额逆差失衡。相比来看，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呈很大的贸易顺差失衡，中国需要在服务业如建筑、旅行、咨询、计算机信息服务、金融、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务服务上重点支持其发展、大力提升服务业外贸竞争力。
第三，美中双边贸易失衡表象上看是双边贸易的结果，但实际上是受制于诸多决定因素的。其中，美中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贸易计价差异与运输时滞、贸易结构、储蓄因素、美国出口管制、汇率变化、贸易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区域生产网络等直接影响到中美双边贸易失衡。
第四，美中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美中双边贸易的技术互补性和贸易互补性，特别在劳动与资源型和高技术产品贸易上具有显著的贸易互补性，由此形成的美中双边贸易失衡是自然的。同期，美中两国贸易计价差异与运输时滞、贸易结构和显性比较优势等决定着美中双边贸易不平衡也是自然的。经贸易计价差异和运输时滞调整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之间的差距会得到缩减，能部分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带来的摩擦和争端。
第五，全球生产网络下中美双边贸易失衡是跨国公司向中国直接投资转移、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生产引致贸易差额转移的结果，由此加重了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美国出口管制、储蓄等也会加重美中贸易不平衡；而汇率变化、增加值统计、购买美债等会部分缩减美中贸易不平衡。事实上，只要存在国际分工和贸易，美中这两个最大的国别贸易体出现贸易不平衡就是常态。
最后，鉴于美中双边贸易不平衡受制于美中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要素禀赋差异、贸易计价差异与运输时滞、贸易结构、储蓄因素、美国出口管制、汇率变化、贸易增加值、贸易显性比较优势、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区域生产网络等，因而美中双方要明确，双边是难以实现贸易再平衡的，只能部分地缓解美中贸易不平衡程度，全球生产网络下需要在多边框架下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新视角来重新审视、协调和化解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