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分一秒度过，江苏南通七旬老人黄红珍的生命却在一点一点走到尽头。6天前，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黄红珍，因误服了村里的农药“百草枯”，辗转多家医院无解。在多家医院的医生都表示“无药可救”后，家人们无奈放弃，回到海安县南莫镇沙岗村的家中。 4月8日 澎湃新闻网

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黄红珍误服了农药“百草枯”，装农药的瓶子和她常喝的六个核桃矮罐包装有些相似。这种除草剂对于人来说是无药可解的死亡之水。死亡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过程漫长而痛苦，亲人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向死神而不知所措。

悲剧的发生固然和丈夫的看护不周有关，那天，黄红珍离开丈夫视线大概五分钟。但平心而论，谁又能如此细致、缜密地想到拖着农用三轮车回家的路途上，威胁生命的因素悄然潜伏？其实最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百草枯”会出现在农田里。2016年7月1日，百草枯水剂停止在国内销售或使用。如果国家的禁令得到贯彻，黄红珍误服的便可能是一种低毒的农药，至少没有性命之虞。禁令不行，通过此事件让我们感受到其代价的不能承受之重。

百草枯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据当事人亲属了解，这瓶药水是村支书邵茂顷家里卖的，而南莫镇派出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药水是村里统一卖的。

简言之，百草枯大概是由村支书在村里统一销售的。那么，百草枯在被禁之后，村支书是否继续贩卖？倘若事实是肯定的，那么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没有认真地学习、执行国家政策，他无疑是失职的。而销售被禁农药的行为更违背了相关法律：《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和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者撤销登记的农药。情节严重的，或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危险物品肇事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对其上游的生产商、批发商等产业链环节也应进行调查，追查其是否违规生产、销售被禁的农药，并且及时清理、销毁禁止生产的农药，处分相关责任人。

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这瓶“百草枯”是某位村民在禁令实施之前购买的存货，村支书已经及时清退了被禁农药。如此语境下，农药产业体系中的生产、销售部门是否就没有责任了呢？处理禁用农药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交出库存高毒农药而补偿替代低毒、低残留的新品，对于农民来说在经济上不吃亏，也利于无公害农药的推广。这提示我们，作为农药的生产方、销售方，在国家颁布禁用农药的名单后，应及时撤回、召回被禁的农药，并用其他合格的农药进行置换、补偿。村支书作为村庄统一的销售者，对村里百草枯的使用、存量情况必然较为了解，他有义务也有能力与村民沟通，传递国家农业政策的信息，清理百草枯的遗存，并且作为中间角色与其进货商沟通、协商补偿事宜；而上游的厂商在农药的撤回、更替方面无疑掌握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它们需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地与下游商家联系，提供交换农药的服务。

国家发布禁用名单的最终影响体现在使用者身上，但不可否认，如何从农民的生产活动中剔除禁用农药，其主动权掌握在生产、销售方手里，农民买农药更多的是看商店里“有什么”。“百草枯”究竟从哪儿来的？它是生命将逝时的沉痛叹息，亦是对从源头贯彻禁令的诉求。禁令不行，高危的因素无法扫除，我们需要从上游部门开始，抵御这不能承受之重。

稿源：湖北日报网

作者：孔繁兴（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