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教育厅官员公开表态：浙江不欢迎衡水中学！此话一出，又掀起了一轮批判衡水中学的声音。

衡水中学似乎是一个“异数”，位于三四线的地级市，“清北率”却居全国高中前列，引来无数争议。一些批判者把衡水中学描绘成一个“高考(精品课)工厂”，极端应试教育的典范，比如该校把时间细化到3分钟的军事化管理，教学楼装上防止学生跳楼的铁窗，还有打了鸡血一般宣誓的学生，等等不一而足。一副“人间地狱”的学校形象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衡水中学肯定有不足，甚至问题不少，也必然存在应试教育的问题，我们有权力去批判，我们也相信很多批判者是为了推进中国教育的进步。但是，在这场批判的狂欢中，是不是先追问一句：衡水中学真是这样的“惨无人道”吗？

应试教育挨批的替罪羊？

举一个流传最广的有关衡水中学的“罪证”：教学楼安上了铁窗，以“防止学生跳楼”。但其实并不是衡水中学，而是衡水另外一所中学。虽然衡水中学多次公开辟谣，否认很多的指控与谣言，但没有人听，也没有人信，很多舆论仍然热衷于带着既定的概念去找“罪证”，甚至把错误的事实扣在衡水中学的身上。为什么？

这样一个位居三四线城市的中学，竟然每年给清华北大输送100多名学生，不仅超过了省会最好的中学石家庄二中，也超过了北京上海所有超级中学，在全国遥遥领先，唯一的解释很可能是——衡水中学采取了非常的应试手段，像炼狱一般的高考训练才能创造这个成绩。

社会舆论的猛烈批判，根本原因在于大家认定了衡水中学是应试教育的典型。如此说来，衡水中学只是社会各界对应试教育批判的替罪羊而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无关衡水中学本身了。

被误导与被伤害的是谁？

总结梳理各种对衡水中学的描述、批判，基本上都想说衡水中学有四个方面问题：第一，应试很严重！第二，管理很严苛！第三，孩子们很辛苦！第四， 政策上的撞线违规，掐尖拔苗。

先说最简单的：孩子们很辛苦，备战高考堪称“磨难”。但是哪一个对自己有高期望、高定位的孩子不辛苦？

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姆斯在他的调查报告《美国最好的中学是怎么炼成的——惠妮中学成长记》中，第一章就描绘了这所中学一位高三女生的一天：喝4杯咖啡，睡4个小时，得4.0的GPA。惠妮中学，是旧金山华人趋之若鹜的一所公办学校。仅仅就其辛苦程度，不仅衡水中学的孩子望尘莫及，恐怕全中国的孩子也没有多少比得上。在美国，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下半夜睡觉是家常便饭，其辛苦程度绝不亚于我们大部分高中生。

再说管理的严苛。在英美最好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其管理之严苛，恐怕全中国没有一个学校可比拟。在英国最好的中学——伊顿公学里，在所有正式场合，获得各种荣誉的学生，需要穿上专门给他们量身定做的专用荣誉服装，以示与普通同学的区别。在学校里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这个管理手段如果放在国内会不会被家长投诉？更不要说在很多的私立学校，打板子，抽鞭子，禁足等等都是惩戒手段之一。体罚在中国已经禁绝，但美国至今仍然有19个州在法律层面赋予了学校体罚学生的权力。

望眼全世界，精英的成长无外乎两点：一是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第二就是能更好地约束管理自己。也因此，伊顿公学培养了20多个首相，贵为英国第一中学学府。相信衡水中学在这方面的要求不一定比上述这些学校的要求多，但可能也有一些地方要求更高，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激烈地批判衡水中学而不是伊顿公学？这与一个误导有关。

最近几十年，在引进西方教育理念，批判中国基础教育的过程中，一些专家和舆论给中国的家长与社会公众描绘了一个极其错误和荒诞的观念与印象：在美国英国的学校教育中，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强调个性与尊重的环境中成长，快乐幸福地走进了名校，最后还创造出巨大成就。这绝对是谎言！我们所熟知的多数名人，从比尔·盖茨，到奥巴马、扎克伯格，他们的中小学教育，基本都来自这类私立学校与优质公办学校，他们的成就也都是超常付出的结果。但是我们家长已经被这种虚妄的言论误导，很多家长一方面希望孩子有出息有成绩，另一方面却总觉得孩子太辛苦，希望孩子能轻松快乐地有成就，这种分裂的想法，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对自己教育的不满。这和做梦娶媳妇有什么区别？只是家长是受害者，被误导者。

改变分数评价可杜绝应试教育？

如果说衡水中学如此恶劣，毁人不倦，我们的家长为什么还趋之若鹜，争抢着把孩子送到衡水中学？我们到底应该批判衡水中学还是家长？先不说石家庄的家长毅然放弃省会优越的环境，把孩子送到衡水中学，远比衡水发达的浙江，地方政府为什么还要引进衡水中学？

我们更应该质问和反思的核心是，应试教育为什么会大行其道？

很多人说，就是高考这把选拔的尺子的问题，因为高校就是看分数录取人的。新高考改革方案已经对此作出重大改革，希望增加更多的尺子，但这能改变应试教育的倾向吗？恐怕最后难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浙江高考改革的3+3方案，后面的3是让学生有更多自主权，尽最大可能展示自己。但实际上，考生用尽田忌赛马的策略，算计的是如何拿到最好的分数，让原来的设计走了样。应试文化如此积弊深重，说到底，其实是渗透在我们骨子里的一种结果导向的功利文化在教育上的一种体现而已。你拿什么尺子招学生，我就按需培训什么，所以当自主招生成为高校的另外一把尺子后，针对各个高校要求的培训马上就再次火爆起来，颇有小升初的坑班的感觉。

也因为此，华人聚集的波士顿、旧金山和多伦多，遍布培训班，仍然在搞应试，在追求学区房，这似乎不会因为国别有任何区别。

近年，伴随小留学生的快速增长，美国的“高考”与录取制度也备受中国应试文化的挑战。大量的中介机构与培训机构，也到处推销针对不同学校量身定做的包装计划。旧金山一个华人公司，则根据大数据推算出一个考生上好大学可能性，并根据难度收取不同费用，做定制化包装，动辄费用高达数十万美金。

中国式的应试，其实不会因为是美国的大学录取就不应试，只要你能带来我想要的，我就一定去功利地追求，区别只是追求的东西不同而已，和考试制度、录取制度以及国别都没有关系。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应试教育，绝不是教育部门一家就能解决的，更不是打倒衡水中学就能解决的，也不是改变高考录取中衡量人的尺子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们应该批判谁？

衡水中学逆袭的意义

衡水中学的逆袭，从打破社会阶层固化角度来说，有着积极的意义，综合评价本质上也并不是一个更强调公平的录取制度，按分数录取也不是一无是处。

在中国，教育问题除了应试，还有公平的问题。有跨地域的公平问题，也有阶层之间的公平问题。很多地方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明星学校，如黄冈中学。但是伴随城乡差距变大，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能进清华北大一类好大学的学生快速向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发达地区的中学聚集，黄冈等大量基层名校消亡，这也就是所谓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在教育上的表现，就是农村孩子上好大学越来越少。

但恰恰是在这个迅速固化的过程中，并不占优势的衡水中学实现了逆袭，仅从上北大清华的考生人数上来看，不仅大幅超越了省会石家庄，也超越了北京上海，难道没有一点积极意义吗？如果我们大量三线，四线甚至五线城市的中学出现一批这样的学校，还需要国家从清华北大每年招生计划中强制性拿出2%定向招收农村学生吗？

我们暂且就认为衡水中学是利用了大学录取制度中惟分数评价的机会，强化训练，但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明了这种分数评价积极的一面，给了我们很多穷孩子靠努力拼出一方天地的机会。

我们现在推崇的美国多元评价录取制度，基本形成完善于上世纪60年代。100年前的美国大学，也如今天的中国，基本以分数为核心标准录取学生。后来为遏制犹太人占据常青藤大学的趋势，逐渐改变了以分数为核心的录取制度，其核心实际上是以一个“未来可能更成功的人”的尺子去衡量考生，而非公平。这种制度下，你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经济条件，都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成绩之外的诸多能力，是需要这些支撑才能具备的。中国现在到了可以大规模采用这种综合评价的录取制度的阶段吗？如果没有，如果认知到这种尺子的隐性不足，我们是否需要给分数，给衡水中学这类学校一条生路，也就是给更底层的学生与家长一条虽然艰苦但却可行的生路？

2016年高考成绩公布的第二天，全国100余所211高校齐聚衡水中学，争相向衡水中学学生推介，希望孩子们报考他们的学校。难道这些著名高校都想要只有分数的怪物？显然不是。前两天一个谣言帖说清华大学把衡水中学列入劣质中学，清华大学旋即公开辟谣。北大招办老师也在衡水中学说明会上说，衡水中学毕业生在北大表现很好。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以分数衡量人即使存在缺陷，但也并不是舆论诟病的一无是处吧。

衡水中学绝不只是应试这么简单

据说衡水中学现在成了全国中学“朝圣”的地方，每年赴衡水中学取经的中学校长、地方领导数以千计，很多地方与学校都在学习衡水中学。衡水中学的“秘诀”如果简单到就是高考工厂，怎么就没有培养出第二个衡水中学，还需要请衡水中学过去？

衡水中学的争议，其实还有更深入的话题可以探讨。中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复杂与丰富性，我们既有几乎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北京上海，我们也有温饱还没有彻底解决的落后农村，必然需要教育的多样性去满足、去适应，而不仅仅脱离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想当然地批判。

（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原题为《应试教育为何大行其道——衡水中学争论的另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