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朔
忽如一夜春风来，中美两国就经贸磋商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发展，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国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也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关于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和鼓励双向投资，也达成了很多共识，双方同意加强合作。
这的确是一个登高望远的双赢结果。对于外部压力，中国积极应对，冷静应对，建设性应对，把压力转化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首先利己，同时也有利于美国。中国正从高增长红利转向高质量红利，并让世界分享。
从去年7月起，我的一个内容产品“美国商业文明传奇”在喜马拉雅FM播出，已经150多期。上周录完最后一部分，6月初会播完。我对这个节目并不满意，也在摸索，希望不久后能奉献给大家一本有分量的著作。
研究美国商业文明，最终是为了中国。节目上线时写过《十年一诺，这场文明探索也是自我的探索》，结语是，“只要中国坚持开放的胸襟和眼光，勇于竞争，勇于创新，终有一日，中国的商业文明不仅令国人感到骄傲，也会成为世界商业文明的宝贵财富。”我对中国的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深怀信心，但有一个前提，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开放。我们真正打开国门才几十年，仍需以平常心和虚怀若谷的态度学习，特别是总结“大航海时代”500多年来的世界现代化历程，取长补短，砥砺互动，为我所用。
录完节目，喜马拉雅FM的编辑要我增加一期作为总结。来不及准备，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词——“美国红利”，也就是帮助美国成为领先经济体的那些支持因素，不知不觉讲了20多分钟。直抒胸臆，不系统，但却是沉淀下来的最直接、最真实感受。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节目里说的美国红利，有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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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一：新大陆红利
美国是在一个新大陆上建立的，之前这里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美国商业文明史就是一部新大陆的拓荒开拓史。
1606年12月，英国的一个商业冒险公司弗吉尼亚公司拿着英王詹姆斯一世的“特许状”，组织了三艘帆船和144人的移民，航过大西洋，第二年5月到达北美洲中部距离切萨皮克湾60英里的一个沼泽地半岛，这是英国人在北美的第一个成功定居点，此前18个定居点均无法立足。他们以英王的名字命名此地，就是詹姆斯顿。
冒险就有代价，甚至是生命代价，144个移民上岸时只剩105人，赶上酷热的大旱，又死去一半。不过，他们登上的是一个资源条件非常优越的新大陆。这里有气候适宜、水源充分的大片可耕地，有方便内河运输的密西西比河。相比起来，亚马孙河和刚果河的流域面积比密西西比河更大，但基本在热带雨林中，难以开发。法国作家托克维尔说，美国的陆地和水系，山岳和河谷，都布置得井井有条，“那些十分适于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总之，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
空摇篮，代表的就是新的空间和未来。从人口看，也是新大陆，英国人最早到的时候，北美原住民只有100多万。从制度看，也是新的。弗里德曼夫妇在比较英国和美国时说，美国“阶级和等级的荼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对由于各种原因来的欧洲人来说，跨越大西洋很不容易，到了就不准备再回去。因为回不去了，也倒逼他们必须在这里有一番作为。
美国不是一天形成的，其边疆是不断外拓的。独立时只是大西洋沿岸一片狭长的地带，加上1783年英美《巴黎和约》中英国答应划给美国的一部分领土，总共不到83万平方英里。19世纪的“西进运动”，美国不仅从印第安人那里夺得了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还把疆界从密西西比河向西推进了1500英里，直到太平洋。从1783年到1860年，美国领土从83万平方英里增加到300万平方英里，密西西比河成为美国的内河。
新大陆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红利，也造就了美国人的开拓意识。它是一种精神基因。1960年肯尼迪提出“新边疆”，美国学者说，“要把地理意义上的边疆与经济意义上的边疆区别开来”，经济新边疆是要囊括一切“未开发的领域”，比如用先进科学技术向宇宙空间扩张。
回想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变化，也是靠新力量驱动。特区就是最早的“新边疆”，没有历史包袱，没有既得利益束缚，它是自然的也是经济的更是制度创新的。所以深圳能用这么短时间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民企、外企也是“新边疆”，过去几乎没有，今天则占据了大半壁江山。这些“增量探索”让中国焕发了活力，摸索出经验后，又在更大范围推广。现在的自贸区也是在探索经济新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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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二：基于个人自由与契约精神的制度红利
在1607年的詹姆斯顿定居点之后，第二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这批乘坐“五月花号”船到新大陆的欧洲人，有的想去传教，有的想去挣钱，有的是在旧大陆被排斥呆不下去。他们互不待见，摩擦不断，但既然买了同一张船票，就必须学会共处，哪怕很不情愿。由于导航设施简陋，船上只能计算南北方位，无法计算东西方位，加上天气恶劣，“五月花号”快到大陆时偏离了原定目的地200多英里，船长看到食物和水所剩无几，还有人生病，只好决定尽快结束航行，到距离最近的鳕鱼角就靠岸。
这个意外的登陆产生了一个问题。移民们原来的“特许状”来自弗吉尼亚公司，他们和公司签的开发协议只适用于哈德逊河以南的弗吉尼亚地区，而登陆地不在协议范围。上岸前，一部分人提出一上岸就不再受协议的束缚，不再受英王的辖制，要彻底自由。另一方则认为，无政府社会有自由，更有风险，不受英王约束，也得不到英王保护，单个自由人很可能被陌生环境所消灭。磨合到最后，他们起草了一份协议，41名成年男性签署，这就是《五月花号公约》。
公约内容很简单，“……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政治体。为了更好地落实、维护和发展前述目标，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将不时被制定、颁布或设置，只要其最符合、最利于殖民地的普遍福祉，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文明史上第一份真正的社会契约就此诞生，虽然当时只是面对无常命运的权宜之计，但却奠定了一个原则，就是政府是因为人民的自由意愿才建立的，社会必须依法而治，只要符合普遍的福祉大家就要保证服从。从这里可以看到，自由不等于自然状态，而是要共同遵循自觉自愿订立的规则。
《五月花号》公约的精神延续到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即政府是为了保障人民“不言而喻”的权利而建立的，“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里没有提到财产权，因为财产权就是实现“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必要路径。在1787年《宪法》中财产权得到了具体体现，比如第一条第八款就有“保障著作家和发明家对其著作和发明在限定期间内的专利权，以促进科学与实用技艺的发展”的规定，1792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民保护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财物不受无理搜查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对财产权的保护是激发人民奋斗的基石，例如19世纪的西部大开发就离不开林肯总统签署的《宅地法》。它规定凡一家之长或年满21岁、从未参加叛乱之合众国公民，在宣誓获得土地是为了垦殖目的、并缴纳10美元费用后，均可登记领取总数不超过160英亩宅地，登记人在宅地上居住并耕种满5年，就可获得土地执照而成为该项宅地的所有者。
正是因为依法保护财产权，美国有非常适合创业、创新的环境。上世纪末，微软被司法部进行反垄断调查，一度面临被分割的危险，《今日美国报》采访比尔·盖茨，问他对政府要分割微软有何看法，他说：“撇开这宗诉讼不谈，这仍是一个利于创业的伟大国度。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激，远胜于这宗针对我们的官司。”美国历史上有不少反垄断案例，比如1911年拆分掉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但整个过程是通过公开司法审理完成的，且洛克菲勒的财产权并不受损，只是分到了30多个独立公司，失去了垄断控制权。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也和对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息息相关，而且还在加强保护。但从法治化保障的程度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对人的自由权利的保障越牢固，创业者和企业家的投入就越长远。“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1903年梁启超首次访美时的感受，犹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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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三：基于独特责任和平等主义的文化红利
商业发展需要制度支持，也需要社会文化支持。《五月花公约》和《独立宣言》是制度红利的源头。从文化看，也有些因素值得关注。
前面提到1607年和1620年的两次航行，还有一次重要的航行，即1630年驶往新大陆的“阿尔贝拉号”。在这艘船上，约翰·温斯罗普发布了一个布道词，叫“基督教仁爱的典范”，他第一次提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他后来成为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
|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这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特质，即意识到自己有独特责任。“山巅之城”源于《圣经》，是千年梦想，代表充满“正义和仁慈”、由上帝所安排的“特定秩序”。约翰·温斯罗普以此为号召要建立的是一个清教共同体，“爱”如韧带将大家连在一起，村镇里一切事物由村民商议决定。虽然美国建国后的方针是政教分离，但这种独特责任的气质延续下来，美国人总觉得自己的身份很特殊，很例外。反映在商业中，就是很多创业者总是要“改变世界”、“造福人类”。有人说，谷歌的座右铭“不作恶”就是受“清教徒式理想主义”的鼓舞，谷歌像是“披着公司外衣的宗教”。
“改变世界”并不只是说教，在最早的清教徒移民那里，它也意味着要自己动手，改造环境谋求生存。有个故事说，1630年“阿尔贝拉号”靠岸后，温斯罗普就卷起袖子干活，以此鼓励大家。种植园里没有闲人，温斯罗普不处理管理工作时就跟佣人一起劳动。清教徒敬神，也把这种神圣性植入手工业活动。最早的布道中常有这样的话，“自己做的东西自己看都不看，对优秀工匠来说是很丢脸的事情”，“当优秀工匠看到有人欣赏他的作品时，便乐意竭尽所能地展示他的技艺”。硅谷的车库创业，向上溯源，就是清教徒所崇尚的“亲力亲为”。
除了独特责任，美国商业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平等主义，是机会的民主主义，人人都可实现梦想。富兰克林说“新大陆不看你是谁，只看真本事”，“不论家世和背景，每个人依靠自身的能力和成就，都有机会能获得更好、更富裕和充实的生活”，“救赎可以通过自我的努力工作来实现”，“勤奋自有福，不用上天赐”，他是美国商业伦理最重要的奠基人。美国公司为什么要在全球拓展？为什么美国的大众化品牌特别强大？从亨利·福特的“让每个人都买得起汽车”到比尔·盖茨的“让每个家庭的桌上都有一台电脑”，都可以从独特责任与平等主义中找到由来。
| 在原纽约世贸中心旧址建设的商场
走向世界的中国公司，如何提炼自己的商业价值主张并真正践行？阿里巴巴、华为这样的公司已经有了很好的尝试，但总体上，我们还处在“在商言商”的做生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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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四：移民红利
美国是由外来移民及后裔组成的国家。移民造就美国，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的商业文明。一位法国农业学家在《美国农民来信》中写到，美国人是这样一种新人，“祖父是英国人，他的妻子是荷兰人，儿子和法国女人结婚，生了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娶的是国籍不同的妻子”。马克思则评论说：“这种移民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与规模开发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
最近的中美贸易争端，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其实美国开国初期为了获得英国技术、建立自己的工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历史学家Doron Ben-Atar在《商业秘密》（Trade Secrets）断言：“美国成为世界工业领袖的方式，乃是借助其对欧洲机械及科技革新成果的非法占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他是英国人，21岁时在家乡英格兰德比郡的报纸上读到一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广告，凡能为美国提供纺织制造最新技术者都能获得奖金。斯莱特在阿克莱特创立的工厂当工头。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驱动的纺纱机，也是在工厂里设立多个工段、让工人进行专业化分工的现代工厂体系的创建者。英国当时对于纺织技术严密封锁，谁要把纺织机器和技术弄出去要坐牢，禁止纺织工人移民。斯莱特全靠脑子记下了阿克莱特的发明，1789年9月脱身到伦敦，搭乘“农场工人”号蒸汽船前往美国。到纽约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商人布朗，希望得到支持。当时布朗和他的合伙人已经搜集了很多阿克莱特机器的零部件，加上斯莱特的加盟，复制了阿克莱特纺纱机，1791年在罗德岛建起美国第一家水利棉纺厂。
这里不去展开美国建国后用了多少手段获取英国的技术和人才，建立起“山寨英国”的工业基础（当时没有国际范围的知识产权公约，英国专利法管不到国境之外），而是想说明移民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吸引技术移民是美国长期国策。
从早期制鞋业中的英国移民托马斯·比尔德，圭亚那移民马泽利格；钢铁业中无烟煤炼铁的先驱德国移民盖森海曼，酸性转炉炼钢法发明人英国移民亨利·贝西默，工业家苏格兰人安德鲁·卡内基，到电话发明者贝尔、电报之父莫尔斯，再到今天的谢尔盖·布林、杨致远、马斯克等等，都是移民。尤其是硅谷，有一种说法“IC是硅谷的动力”，但这里“IC”不是集成电路，是指中国和印度的技术移民。
| 美国太空发射基地
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这是美国有那么多发明创造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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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五：规则红利
美国从1890年代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到“二战”后确立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的话语权，用了半个世纪时间。以制定规则和输出文化为特征的美国软实力至今仍非常强大。中国经济规模相当大，但软实力并不强，有些还很弱。
以人民币和美元为例，按照全球银行间系统Swift的数据，2015年12月，全球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份额是2.31%，2016年12月降为1.68%，2017年12月降为1.61%。而交易中使用美元的比重接近40%，其次是欧元、英镑和日元。如果看全球债务融资、衍生金融工具发行、官方外汇储备货币等指标，人民币和美元的份额差距就更大。
很多人都说“美元透支”，但从市场来看，美元仍得到最广信赖。货币是一种价值储存手段，背后是信用和信心，而国际信用不是短期能赶超的。美国当初建立信用也不是偶然的，比如1943年11月成立的“联合国救济总署”，40亿多美元资金，美国提供了27亿；1945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0亿美元资本，一半来自美国；同年成立的世界银行，91亿美元总资本，美国出了31.75亿。
规则的范畴很广。最近的中兴通讯风波，就和合规有关；很多技术领域也有规则、标准问题。中国经济要像美国那样享受到规则红利，一是实力要更加强大，二是要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更大认同。规则红利是强国红利，也是信用红利。
| 美国最美丽的大学之一西北大学紧邻浩瀚的密西根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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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美国，眺望中国
最近的中美贸易争端，人们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中美比较。我从国家红利的角度再谈三个观点：
◆ 第一，美国红利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理念的落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进。
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现代文明基石为例。1787年《宪法》规定，在分配众议院人数时，“各州人口数目指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3/5”，黑人就算在其他人口中，同时自由人总数中“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地安人”。美国女性直到1920年《宪法》第19修正案通过，才有完整的公民权，之前没有与男性公民相同的投票权，已婚妇女不能拥有财产，无权提出财产继承要求，许多州规定女性不能担任陪审员、不能上法庭作证、不能上大学、不能从政。1869年国会通过《宪法》第15修正案给予黑人及所有有色人种投票权时，女性仍没有投票权。这种例子很多。它说明美国红利的形成是一步步形成的，“天赋人权”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慢慢争取的。
◆ 第二，美国今天的一个大问题在于，它的红利存在着结构性下降的可能。
新大陆成熟后，未来的新动力在哪里？高度发达、中产阶级“美国梦”普遍实现后，创业精神还能不能成为普遍的追求？对移民的开放与包容是不是在下降？规则红利享受起来很舒服，但能持续多久？从制度看，美国不少方面的经济决策因为受政党政治、既得利益群体、选民文化等等影响，变得低效无比。美国也有病。有人说，从一个不会撒谎的总统（华盛顿）到一个整天信口开河的总统，就是美国的昨天和今天。话虽刻薄，却不无道理。当然，绝对不能低估美国面对挑战的变革能力。美国的整体红利依然存在，杰出的创业企业家仍然站在商业创新潮头。
◆ 第三，美国红利的下降，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冲击，或者说冲淡。
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过去几十年创造了改革红利、开放红利、企业家精神红利，创新红利现在也开始释放。
我们回望美国红利，是为了汲取有益经验，建设中国更美好的未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如何总结过去的经验至关重要。在我看来，中国经验是在当今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中国对人类商业文明的普遍规律与普遍价值的新的实现方式，它和支撑美国商业文明发展的红利的方向是一致的，并不冲突，只是实现方式有一定差异。美国红利中的很多因素我们今天仍可借鉴，并努力让蓬勃发展的中国红利更具制度保障，更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法治化市场经济的要求。
40年成就伟大，但其中也有做错的地方，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否则就不用深化改革了。如果因为总体成就的伟大，以为过去什么做法都是对的，甚至把那些扭曲市场化资源配置、扭曲企业主体性选择的做法，也当成对的经验，那就南辕北辙了。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就要更好地理解现代化背后的现代性要素，也就是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