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刘慧
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在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推特上表示：“税收将是互惠的，双方将就知识产权达成协议。两国都会有美好的未来。”有美国政界人士评论：“关税威胁只是一种伎俩，特朗普是用大棒政策作为谈判工具。”
从历史纵深的角度分析，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有其历史必然性。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纵观过去30年中美贸易史，不难发现，无论是人民币处在贬值阶段还是升值阶段，对美贸易顺差都在不断扩大。因此，汇率操纵说并不成立。特朗普称不公平贸易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因，是有失公允的。中国将继续发展，即便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也无法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如果中国能作出符合特朗普所期望的让步，则贸易争端基本可以平息。
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大国是历史必然
“从古至今的贸易事实不像李嘉图的理论那么理想化。中国自明朝开始就出现了国际贸易的大量顺差，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丝绸、瓷器等，并换取银子，但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却很少，原因是中国至少从宋朝开始，银子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中国持续几百年的银本位制应该是从明朝嘉靖时代开始确立的。”中泰证券兼中泰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李迅雷分析，从全球贸易史看，全球贸易起初不是因为劳动力的比较成本不一导致的分工不同而促成的。到了今天，也没发现世界各国都能心安理得接受全球贸易格局下的“生产分工”。工业化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所向往的模式，发展高科技也是所有工业国的目标。即便像美国这样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80%的国家，仍然希望“再工业化”。正是因为各国产业发展目标的趋同化，才是导致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李迅雷表示，日本和韩国是二战后两个仅有的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成功案例，这似乎很难从比较优势说和资源禀赋理论来解释。全球三大制造业大国——日本、德国和韩国，共同特征是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日本和韩国，不仅耕地极少，国内矿产资源也匮乏。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亩，如今，中国国内的移民仍在持续，如东北、西北和华北的人口都在净流出。
在他看来，一二线城市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农村人口会越来越少，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太多的人拥有太少的耕地。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向外移民数量总是相对有限，且解决不了中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问题，加之移民难度在不断提高。因此，要提高国民收入，只有发展出口贸易。从这个生存发展模式看，出口的本质就是移民替代。如果没有国别限制，中国农民可以去美国从事农业劳动，发展精耕细作农业，或许能让美国的农业产量再提高三分之一。
“正是因为有了国家，就有了移民限制，使得中国一直存在劳动力总量与其他资源总量不匹配的问题，只有发展外贸才能解决劳动力相对过剩问题。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尽管中国与日韩的经济体制不同，但出口导向战略却是一致的。”李迅雷分析，2017年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全球分别排第一、第四和第六，均超过其GDP在全球的排名。
特朗普在谈到中美贸易关系时称，“来自中国的进口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事实上，这么多年，随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扩大，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各种对抗措施。
“在10年之前，主要是对中国的纺织服装出口设置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措施等非贸易壁垒。10年后的今天，主要针对高科技产品采取知识产权保护、不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等举措，甚至准备加征关税。”李迅雷分析，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限制，主要原因是美国贸易逆差过大，如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顺差要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46%。至于指责中国对美贸易存在违反公平贸易的事实，其实只是由头，如果中国能作出符合特朗普所期望的让步，则贸易纷争基本可以平息。
中国发展势不可挡，劳动生产率提高才是主因
特朗普认为，中国对美贸易之所以能维持高顺差，与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有关，但却没能找到“操纵汇率”的依据。汇率高估与否并不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主因。
那么，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主因究竟是什么？
李迅雷分析，研究发现，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才是决定出口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构成劳动生产率的三要素是劳动力素质+资本密度+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的贡献，主要来自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如截至2015年，美国有近40%的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中国只有12%，相当于美国1972年的水平。尽管中美劳动力素质差距巨大，但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幅度却非常惊人：2000年中国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全国人口的3.6%，到了2010年上升至9.0%，相当于美国1959年的水平，即中国10年走过了美国24年的路。若以就业人数及GDP来衡量劳动生产率水平，则其增速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的中位数水平是2.0%、日本大致是1.7%，而中国超过了8%。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规模估计超过美国最近100年的投入量，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根本原因，也令其他新兴经济体望尘莫及。中国工人的薪酬水平虽然上升不少，但目前仍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尽管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用工成本低廉，但产业配套、交通运输条件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李迅雷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特朗普说“不公平贸易”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因，显然有失公允。中国经济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应该拥有“发展权”，即过去发达国家通过侵略和暴力来抢占原住民的土地和财富，而后发国家只能通过移民来分享部分资源。“如今连移民都受限制，那至少给点自由贸易的权利吧？”
“回看过去40年的历史，发现中国发展已势不可挡。由于全球出口贸易的最大特点就是此消彼长，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竞争优势黯然失色，日本在经历连续六年的外贸逆差后，2016年才稍有顺差。”他说，从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恰都发生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如中国对美出口份额，正是从80年代末开始显著提升的，这正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美出口份额下降的开始。
“我不认为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是奇迹，因为最近30年的高增长起因是过去一二百年的低增长，即超跌反弹而已。所以，反弹至今，中国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与同属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李迅雷认为，正因如此，中国将继续发展，即便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也无法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中国不同于日本，前者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外贸的依赖度会逐步减少。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持续下去，摩擦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差异。
另一方面，从中美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看，彼此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因此，贸易摩擦的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应该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过去40年来，中国的开放度已大大提高，故中美之间不大可能出现愈演愈烈的贸易纷争。但从长期看，中美贸易纷争很难化解，因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美国竞争力的下降，美国必然会为了维持霸主地位而不断给中国设置障碍。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蒋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