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分析，研究发现，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才是决定出口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构成劳动生产率的三要素是劳动力素质+资本密度+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的贡献，主要来自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如截至2015年，美国有近40%的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中国只有12%，相当于美国1972年的水平。尽管中美劳动力素质差距巨大，但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幅度却非常惊人：2000年中国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全国人口的3.6%，到了2010年上升至9.0%，相当于美国1959年的水平，即中国10年走过了美国24年的路。若以就业人数及GDP来衡量劳动生产率水平，则其增速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的中位数水平是2.0%、日本大致是1.7%，而中国超过了8%。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规模估计超过美国最近100年的投入量，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根本原因，也令其他新兴经济体望尘莫及。中国工人的薪酬水平虽然上升不少，但目前仍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尽管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用工成本低廉，但产业配套、交通运输条件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李迅雷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特朗普说“不公平贸易”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因，显然有失公允。中国经济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应该拥有“发展权”，即过去发达国家通过侵略和暴力来抢占原住民的土地和财富，而后发国家只能通过移民来分享部分资源。“如今连移民都受限制，那至少给点自由贸易的权利吧？”
“回看过去40年的历史，发现中国发展已势不可挡。由于全球出口贸易的最大特点就是此消彼长，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竞争优势黯然失色，日本在经历连续六年的外贸逆差后，2016年才稍有顺差。”他说，从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恰都发生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如中国对美出口份额，正是从80年代末开始显著提升的，这正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美出口份额下降的开始。
“我不认为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是奇迹，因为最近30年的高增长起因是过去一二百年的低增长，即超跌反弹而已。所以，反弹至今，中国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与同属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李迅雷认为，正因如此，中国将继续发展，即便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也无法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中国不同于日本，前者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外贸的依赖度会逐步减少。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持续下去，摩擦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差异。
另一方面，从中美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看，彼此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因此，贸易摩擦的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应该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过去40年来，中国的开放度已大大提高，故中美之间不大可能出现愈演愈烈的贸易纷争。但从长期看，中美贸易纷争很难化解，因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美国竞争力的下降，美国必然会为了维持霸主地位而不断给中国设置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