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新育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
特朗普是近代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一任美国总统，我一直认为，他此前的不少理念和措施确有道理，甚至堪称“拨乱反正”。但是，目睹特朗普近期一意孤行，非但没有因为中方迅速发布500亿美元贸易额报复清单出乎其意料之外而知难而退，反而变本加厉，声称要追加千亿美元对华贸易战规模；目睹中国商务部当天傍晚紧急临时召开记者吹风会，使用了一系列外经贸领域几乎前所未见的严厉提法，再对比这番贸易战酝酿、爆发过程中中方为改善对美关系作出的仁至义尽的努力。
对比4月6日傍晚商务部紧急临时记者会上的一系列严厉提法：
“美方严重错判了形势，采取了极其错误的行动”；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反击”；
“我们已经按照底线思维的方式，做好了应对美方进一步采取升级行动的准备，并已经拟定十分具体的反制措施”；
……
我不能不为特朗普捏一把汗，这位在美国竞选史上曾经跌破全世界眼镜的总统，恐怕要为自己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错判形势而遭遇政治滑铁卢做好准备。
一、特朗普理念得与失
说起来，我肯定不属于一贯看空特朗普的人，而是相反。2016年美国竞选期间，在压倒多数看好希拉里、丑化贬低特朗普的舆论氛围中，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点知名度的人中，我可能是少有的能认真正面看待特朗普竞选及其政纲、早早公开看好他胜选的人，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专栏和《北大商业评论》等报刊发表了的正面看待特朗普胜选概率、解析其政纲的文章就有近10篇之多，以至于直到去年8月，特朗普已经就任执政8个月之后，还有海外机构阅读这些文章之后登门咨询。在他上台之后，特朗普一直主张美国在海外战略收缩，也正是这种理念，让我们看到了中美停止“自伤性竞争”、开展良性竞争的机会。
自从他胜选以来，我们给予他高度礼遇，为维持和改善中美关系做出积极努力…这既是发自我们的良好意愿，更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合理期望。然而，特朗普在经贸方面思想与做法的误区，却有可能使这一切和中美合作、良性竞争的前景付诸东流。
我本人并不认为特朗普倡导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不合理，因为他是美国总统，领导美国政府，特朗普追求“美国优先”实属理所当然，正如中国领导人追求的首要目标是中国人民的利益一样。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现实世界里，任何国家都只有全面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国利益。我非常理解特朗普希望解决财政、贸易“孪生赤字”痼疾的意愿，为了可持续地开发美国这个重要海外市场，我们愿意目睹美国改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是，即便在这个前提下，通过单方面发动贸易战，迫使贸易伙伴接受对美国更有利的市场准入规则，保护美国国内市场，从而重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这条思路不仅行不通，而且效果会适得其反。
二、美国贸易逆差思辨
首先，宏观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一国贸易差额本质上不过是其国民储蓄-投资缺口的体现，国民储蓄高于投资，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出口国民储蓄供贸易伙伴利用；国民储蓄低于投资，以贸易逆差的形式进口贸易伙伴的国民储蓄在国内使用。正因为如此，能够经历长期大规模贸易逆差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这本身就是美国受益于国际贸易、受益于对华贸易的一种表现，并不是所谓“吃亏”。
同时，美国贸易逆差之所以集中于对华贸易，这不过是国际分工体系所致，而美资企业便是这一国际分工体系积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并从中获取了巨大收益，实现了长足发展。根据商务部2017年《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在华美资企业业绩良好、利润丰厚，2015 年销售收入5170 亿美元，利润362 亿美元。德意志银行2018年《 估算中美两国相互的商业利益规模》报告开篇也用这样的语言描述这种互利分工：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去年在中国销售的汽车数量超过了美国。中国有3.1亿部苹果手机开机运行，是美国的两倍多。这些汽车和手机没有被统计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因为它们是在中国被制造和销售。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美贸易战一旦升级，这些利益将处于风险之中。”
其次，特朗普希望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缩小美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但正是基于上述宏观经济学常识，他只有深刻、全面改革美国福利制度和财政体系，减少居民、政府两部门的储蓄缺口，才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只有深刻全面改革美国工会制度，才能有效改善美国制造业发展环境，增强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因此，搞贸易保护，发动贸易战，不仅无助于上述改革，反而会增强美国国内分利集团拒绝自我更新自我提高改革、乞灵于贸易保护的道德风险。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特朗普执政以来，曾大幅度清理、废除过一批制度政策，但在贸易领域，他是否恰恰走到了反面呢？
第三，美方似乎忘性很大。两国商务部共同成立了统计工作组，由政府机构专家和其他专家组成，每年就中美贸易统计差异进行一次比较研究。根据这个工作组的测算，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了20%左右。美方对此心知肚明，但对中方施压的时候就不提这茬，这是否也是选择性忽视呢？
第四，在美国没有大幅度放松、消除其对华贸易管制的情况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是其当前经济景气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无视客观经济规律而企图通过指令性计划减少对华贸易逆差，注定要在现实中碰壁。美国研究机构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放宽，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作为一个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源于内需的国家，美国近年的经济繁荣必然导致进口需求迅速增长，但其出口能力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经济繁荣就是这样造成了贸易逆差扩大的后果。
无视美国经济的这一本质特征而企图强行压缩贸易逆差，只有一个办法真正有效，那就是把美国经济从繁荣推向萧条，从而减少其进口需求。
未知此条有效途径，特朗普先生乐见否？
三、贸易战压缩美国贸易逆差实属南辕北辙
不仅如此，企图通过贸易战来压缩美国贸易逆差，这条思路纯属南辕北辙。
从晚清以至当代，外商中长期流传着对“庞大中国市场”近乎神话般的期盼，每次遇到中国大幅度开放市场都会激起一阵狂热的想象。1990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后，类似想象风靡一时，西方跨国公司在这种想象的驱动下纷纷涌入中国大陆市场。联合利华公司派往中国大陆的新加坡籍高管口口声声说：全中国13亿人，每个人吃我一根冰激凌，就能卖出13亿根；柯达公司总裁裴学德则作了这样一段广为流传的表述：“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6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只要多拍摄500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这种思维方式流传之广，甚至成为1990年代MBA入学考试中通行试题的标准答案，这类“开放性试题”大意如下：“假如你是一位刚刚从国外空降到中国内地的企业负责人，需要出售一种中国人陌生的产品（例如洋酒），请订定一个近、中、远期的销售计划。”在官方层面，也正是近数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潜力，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因此将关于中国“入世”的中美双边议定书称为“克林顿政府谈判的近300个贸易协定中的皇冠宝石”。
应该说，事实证实了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当年的断言。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口年均增速大体保持在全球进口贸易年均增速两倍的水平，众多国家搭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美国也是其中之一。
过去10年，美对华货物贸易出口平均增速是美总出口增速的近3 倍，是中国对美出口增速的近2倍，今日之中国已经是美国在北美之外的最大出口市场，在美国大豆、棉花、飞机、汽车、集成电路等产品出口市场中更是举足轻重。2016 年，美国农产品贸易对华顺差164 亿美元，中国自美进口了138 亿美元的大豆，126 亿美元的飞机，121 亿美元的汽车，88 亿美元的集成电路。在服务贸易领域，美方更是长期保持顺差。2016 年，美向中国出口电影51部，其中仅分账影片就给美方带来约5亿美元票房收入。中国游客和留学生在美支出超过510亿美元。
在这些“中国因素”为双边贸易创造的利益纽带和发展动力之外，还有一股重要的“在中国的美国因素”，享受了中国市场开放的丰厚回报，推高了中国对美顺差，现在却也进入了特朗普的火力射程，那就是在华的美资企业。当部分美媒狂热于中国反制手段受制于对美出口总额的时候，他们大约忘了这些企业还在中国，并且已经离不开中国市场了。
与中国爆发贸易冲突将导致美国企业将在华市场份额拱手让人。2015年，美国企业在华销售收入高达5170亿美元。如果特朗普执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些美方的巨额利益都将可以成为中方反制的武器，其它各国企业将很乐于拿走这块巨大的蛋糕。
与中国爆发贸易冲突还将导致美国企业无法享受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无论是降关税，还是放宽外资准入。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正在进入第三阶段，其主题是从第一阶段的“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市场”、第二阶段的“以国际市场求发展”进入第三阶段的“引领全球化市场”，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一转变不仅会给海外客商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国货物、服务出口商机，更会带来中国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中国进口贸易增长提速的前景。而且，如果说1990年代以来中国进口贸易增长最突出地体现在国外能源、原料进口增长，那么，在当前这个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进口贸易增长将突出体现在消费品等领域制成品进口的增长。
“引领全球化市场”的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新阶段为什么要强调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最关键原因是我们中国在前两个阶段已经极为出色地完成了“李斯特式”的工业化“赶超”任务，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已经不是昔日需要一定保护的幼稚产业，而是已经成熟；不需要继续高度保护，而是需要引入更多竞争压力，以求保持其活力。
1989年，当我从当时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唯一直属高校毕业时，中国汽车年产量不过58.35万辆；2017年，中国汽车产量已达2902万辆，销售2888万辆，远远超过汽车问世以来便连续把持汽车产量、销量世界冠军百年之久的美国（2017年销售1720万辆）。
在此情况下，对汽车等产业持续扩大开放，已清晰地写入中国政府的规划，郑重向全球宣布。
正因为如此，无论此次中美贸易战结果如何，都不会动摇中国决策层进一步大幅度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意志。但是，如果美国决策者倘若一意孤行，非要把中美经贸关系推向全面摩擦的境地，那么，美国汽车等产品生产商、美国大豆等产品生产者就只能坐视上述中国市场机会落入别国同行之手，难道这是特朗普先生想要的结果吗？有没有特朗普，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不会停滞，这是我们发展和进步的内生需求，中国也愿意向世界各国企业更大程度地打开大门。但是，要不要先把自己罚出场外，就看山姆大叔自己的选择了。特朗普推特发得再猛烈，美资企业愿意吗，美国大学愿意吗，美国金融机构，美国农产品主愿意吗？
归根结底，中国国力非其它国家可比，无论是中国学者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定性“两超多强”，还是流行于国际学界和舆论界的中美“G2”（两国集团）之说，都反映了这一点；美方在贸易战中的霸道作风能够迫使多数国家屈服，但对中国行不通。不要以为中国目前综合国力还不如美国，就不敢在贸易战中奋起应战。
须知1962年尼赫鲁也是自恃印度当时综合国力胜过中国，而且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之中。也不要以为中国目前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大国中名列前茅，就是被山姆大叔掐住了咽喉而可以予取予求。
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美方一批势力提出要同时收紧对中资的限制，这只能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华贸易收支和整个国际收支构成。
中国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必定要以某种形式回流海外市场，要么是对外直接投资，要么是对外国证券的投资。从特朗普本人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偏好来看，他应当更加激励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一方面提升中国贸易顺差回流美国，另一方面有助于为美国出口部门获取投资并绑定中国买主，从而加快其贸易平衡进程。
以美国石油天然气部门而言。这本来是当前、可预见的未来中美扩大经贸合作最有潜力的领域之一。通过招徕中资大手笔投入美国能源产业链，美国能源部门一方面能够获得巨额资本投入，加快扩大其产能和出口能力，尽快在国际市场占据更大份额，另一方面也能激励中国买主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优先选择购买美国油气。让大买主入股，本来就是商界常见的手法，澳大利亚葡萄酒能够从默默无闻到迅速跃居中国进口葡萄酒排行榜前列，就离不开澳大利亚酒庄大手笔吸引其中国代理商入股，我本人多年前就亲身见识过有的澳大利亚酒庄不惜把自己30%股权卖给其中国总代理。这种办法有效绑定了买卖双方的利益，激励了中国代理商全力以赴为澳大利亚葡萄酒打开中国市场。这样的道理，对美国决策者难道真的很难理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