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鸿观察 张洪平
特朗普开启与中国的贸易战，此乃虚晃一枪，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目的乃是要在讨好国内选民基本盘的同时，要求中国更大力度的开放市场，为贸易帝国派争取更大好处。而其又不愿意拿出真金白银的利益作为交换，所以才制造摩擦，妄图能够无中生有创造用于交易的筹码。
中国的反击既克制又精准，通过少量制裁初级工业原材料和农产品，瞄准了特朗普支持者中的普通农民，逼特朗普坐到谈判桌前。与此同时还有更多杀伤力更大的武器蓄势待发。中国的回应既给特朗普留下面子，又有效达成了双方坐下来谈判的目的。美国当地时间25日周日，财长姆努钦表示“贸易战不是目的”“寻求与中国达成协议”。贸易战还没开打，美国在气势上就已经输了一阵，未来大概率将会大事化小，最终双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不过，类似的贸易摩擦、贸易冲突，甚至是更大规模的贸易战，未来可能会越来越普遍，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对于自由贸易的认知出现了分化。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自二战结束以来已经大踏步地深入融合，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分工链条，并形成了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储蓄的局面。不过在每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并没有“齐步走”，而是出现了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并且还在不断恶化当中。
这在发达国家引发了“新民粹主义”抬头，具体表现为排外情绪的上升，支持贸易保护者数量增加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又由于“选民政治”的作用得到放大，想要从中捞取政治资本的政客也借题发挥，鼓吹“保护”本国经济与工作岗位。
这种论调受到了来自学术界的反对，理由是依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能让参与各方得到更大的好处。如果各国都能专注于生产自己最擅长的商品，然后通过贸易进行交换，那么因为分工会提高生产率，所以总的产量能增加，成本会降低，大家都能得到更多更低成本的产品，Happy End！
不过，这个理论并不完美，不知是否故意，比较优势理论中没有对贸易商品进行区分，没有区分是初级工业原材料、农产品，还是对工业化程度要求更高的复杂工业产品。
看似是个小问题，但在加上时间的影响之后，最终的差别就是巨大的。发达国家的工业能力更强，制成品质优价廉，在竞争中如果能够自由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将轻易击败本土竞争者。而丧失了本土市场的销量之后，本国制造业倒闭破产，也就彻底失去了继续进化提升的可能性。
最终是制造业被外国企业占领，本国的经济结构沦为原材料产地和倾销市场。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实力却能不断持续提升水平，越来越强。最终将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固定。相应的，最终利润也被附加值更高的，占据产业链高端市场的发达国家企业拿走。虽无垄断，胜似垄断。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不甘于沦为原材料产地和倾销市场，要力争上游，这就和发达国家的贸易帝国派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市场在一个时间段内就那么大，高端、中断、低端的总量是基本稳定的。你要来高端市场抢份额，势必影响我的销量，那我当然要反对。所以近年来在中美矛盾上，商业帝国派不再那么热心游说缓和矛盾，而是和国家利益派合作，对中国加力施压，想要拖延中国经济中“高质量”部分的增长。既是要留住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最好还能增加，也是要防止中国企业“反攻”发达国家的市场。
随着中国坚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争端也会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作为“打擂者”的追求，与发达国家“守擂者”的利益之间，深层次的利益冲突导致的，不是大家坐下来和和气气谈判就能解决的。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底层的利益矛盾会不断诱发新的表层冲突。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究其根本是因为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同时，国家间的政治结构却一直停留在一个个“民族主权国家”的阶段。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与国之间是名义上的平等地位。经济资源可以相对自由地全球流动，而其造成的贫富差距却被国界所隔离。就像放大版的欧盟一样，德国生产率高，民众富裕；南欧各国沦为“边缘地区”，只能发展低端产业。时间长了南欧人和德国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南欧人越来越不满。另一边德国人也不高兴，凭什么我们要出钱救助那些“懒汉”？在政治层面上没有进行统一，这是欧盟组织结构的一个深层次缺陷，如果不能向前一步达成完全一体化，欧盟恐将走向崩溃，现状维持不了太长时间。
不过遗憾地是，几十年内，我们恐怕很难看到一个覆盖全世界大部分经济体的政治统一体。换句话说，我们距离“世界政府”还很遥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退而求其次，寻求一种可用的缓解贸易争端、阻止贸易战爆发的全球贸易体系。我认为，在WTO框架下，设计一套“受控制的自由贸易”体系，是比较务实与合理的。其实现在的WTO，与其说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不如说是变相的“配额贸易”的组织者。
大家谈来谈去其实都是利益的交换，所以与其被自由贸易的原则束手束脚，不如索性大方地承认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一套可持续的更公平的贸易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把贸易产品按照“含金量”进行区分。农产品、工业原材料，这些“资源禀赋”类的商品可以不设限额或很宽松。工业产品和高知识含量的服务业，则要按国家人口、经济规模等设置限额。比如机电产品，中国每年可以出口多少进口多少，美国可以出口多少进口多少，然后大家竞价，价高者得。这样既可以刺激各国提升自己产品的竞争力，也能平衡贸易差额，还能给本国企业在国内留下足以生存的空间，让其有升级发展的可能。
关于怎么给商品的“含金量”分级，可以参考最终产品的“复杂度”进行分类。通过统一的标准，将商品在生存过程中凝结了多少“含金量”，与多少产业发生关系，能带动多少相关行业，能促进多少生产率提高，进行量化的比较。每隔一段时间（比如3年）调整一次，以适应情况的变化。而且这种调整是在给定规则下的自动调整，不能受各国政治变化的干预，不能你国内利益集团一闹事，就要求修改国际贸易规则。要确保公平规则的严肃性。
这貌似与“自由经济”的理念不符，但却能长期地维持“可持续”的国际贸易，而且可以缩小国家间的贫富分化，是一种改良的“比较优势理论”。当然，要真正实施这种方法，需要各国之间放下自己的小利益，通力达成合作，而这并不比缔造“世界政府”容易多少。从目前局势来看，美国放弃领导世界贸易体系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只想着捞取短期的好处。欧洲方面自身难保，也无法出多大力。中国虽有壮志维持自由贸易体系，但独木难支，现有资源精力能够让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已属不易。
每个人都在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形势，但所有人都这么做时，却形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要解决这种困境，需要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克服人性中短视的弊病，站在更高的层次进行整体设计。任重而道远，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一起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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