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范思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日前在中国发展基金会成立20周年座谈会暨“2035基本实现现代化：短板、挑战和对策”研讨会上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地方实践要切实防止“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老酒，这个现象曾经出现过”。高质量发展要重视意愿和能力建设问题，一方面是要不要转过来，另一方面是会不会的问题。

　　刘世锦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三大问题。

　　第一，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过去是GDP挂帅，现在需要新的指标体系，如就业、质量和效益，特别是防范风险的指标——杠杆率，经济的稳定性、可持续性等。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这个需要研究。最近讨论最优增长速度问题，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增长速度是最优的。我们研究认为，今后三年增长速度不低于6.3%，就可以实现GDP翻番目标，关键是2020年以后的增长速度，所谓中速增长平台，可能是5%-6%。目前最重要的是降风险，特别是地方债的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

　　第二，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是高质量发展？这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过去高速增长也是探索出来的，招商引资、搞开发区……中国有很多成功的做法，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地方竞争。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重塑或者重启地方竞争机制，每个地方的转型升级、产业体系都不一样，特别是创新。中国的创新一定是若干个创新城市或区域的形成创新中心，比如深圳、杭州、北京等地区，但是现在还远远不够，起码得十几个城市或区域来相互竞争。另外，地方如何将创新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真正以人民为中心，形成独特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些都应该成为地方竞争的内容。应该给地方的空间再大一点，通过相互竞争，中国高质量发展模式就会形成，一定要相信中国人，包括各级干部的创新性。

　　第三，一些相关领域的改革要破题。一是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价格——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通过研究测算，中国的基础价格比美国要高，主要原因是不同程度存在垄断。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打破垄断，所以相关改革要加快落实。二是减税的问题，中国到底怎么减税？目前我国收支压力已经很大了，所以减税应该和税改结合起来，这样才具有可行性。三是国资国企改革，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国有资本而非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这里面很有深意。由管企业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这方面改革到底怎么推？四是大都市圈的发展，包括乡村振兴战略，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回事。将来乡村就是整个城市化体系的一个部分，生产要素包括人员、资金、土地要在城乡之间自由地进行市场化配置。五是服务业开放，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信息服务、物流等。社会服务业，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都需要进行开放，而且要深度开放，这样我们才能把一些技术、经验学过来。只有大力推动服务业，形成新动能，给高质量发展阶段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