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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赵博士，首先恭喜您的新书《蜕变·新生：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出版发行。您能用几句话，简单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赵伟：谢谢！《蜕变·新生：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这本新作，从结构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回应了当前社会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疑问，诸如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期结束后将走向何方等热点问题，阐述了中国经济在结构转型的道路上经历的从蜕变到新生的过程，指出了结构转型的未来方向。同时，我在书中也介绍了一些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尝试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研究提供更广泛的国际视角。

　　读者：看得出来，这本新作凝结了您的大量思考和心血。那么，您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赵伟：这本书最初的构思早在2011年我入行之初就开始了。当时,社会上有一些人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充满了疑虑和担忧,从学界、实务界到民间,从地产崩溃论到人口或制度红利结束论等,对中国将跌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不绝于耳。这种现象引起了我的几个思考。首先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判指向悲观,这种情形是经济自然发展规律中的必经阶段还是中国特有？其次，中国是否会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真的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我想观察下，经过几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经济是否如一些人早先所想的那样，出现结构变化。正是对这些疑问的思考，才逐步形成了这本书。

　　读者：本书的书名是“蜕变·新生”，那您在书中是从什么视角来解读中国经济的呢？

　　赵伟：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维度已发生并将持续地转型，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展望，已经不宜采用静态孤立的传统总量分析框架，而需要关注近年来已发生的结构变化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转型背景下，中国经济将不会像早先市场普遍担忧的那样，僵化地应对“追赶效应”消失、人口红利结束带来的冲击。相反，中国经济抗击风险的能力较前期已经明显提升，继续保持中高速健康增长并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梦。

　　读者：我们看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于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赵伟：其实，“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这几个方面。在对内改革方面，主要是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政府执政效率、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等制度层面的改革。在产业转型方面，则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不同产业有保有压,鼓励生产型创新向技术型创新转变等。而贸易结构的优化体现在提高贸易行为附加值、提高中高端产品出口占比等。事实上，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制度变革和结构转型一直在稳步推进，并没有如早先市场普遍担心的那样悲观。

　　读者：当前政府一直在强调化解产能过剩，您在书中怎么看待“去产能”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的呢？

　　赵伟：化解产能过剩是这两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近几年一直在持续稳步推进,重工业化时代造就了部分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在近几年开始持续萎缩，在过去几年成了压制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速的重要因素。2016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发力，伴随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产能去化、出清加速，工业经济结构明显优化，代表传统重化工业的上游加工冶炼类制造业投资占比趋于回落，而代表新兴产业方向的部分中下游制造业投资持续扩张。同时，生产效率也实现显著改善，今年3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已经升至76.8%，是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读者：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看到您在书中提出了产业转移的“雁行矩阵”现象，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现象吗？

　　赵伟：这种现象主要是从区域结构的角度来看的。近年来,随着产业从东部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中国已经自然形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雁行矩阵”。由于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土地、能源价格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条件已日渐成熟，有条件对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进行有序承接。从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来看，东部地区主要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改造和科技创新驱动；中部地区主要依靠承接产业转移和推进新型城镇化；西部地区的增长当前仍是投资驱动逻辑，未来仍需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产业建设，以及依托“一带一路”大战略寻求发展。

　　读者：我们知道，基建投资对经济拉动的效果立竿见影。那么随着经济结构的持续转型，基建投资的内涵会不会也发生一些变化？

　　赵伟：毫无疑问，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政府基建投资的内涵也会发生变化。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在工业化阶段，生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最为迫切；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交运物流的投资需求不断上升；当城市群不断膨胀，省际/城际间基建需求逐渐转向市内基建。因此政府基建投资正在从传统基建主导转向新型基建主导。新型基建的典型代表包括轨道交通运输、综合管廊建设、新型城市建设。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这些板块也是中国近几年基建投资倾向度明显加大的领域。

　　读者：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关于经济“新周期”的讨论非常激烈。您认为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如何看待传统的经济周期规律和本轮的经济复苏呢？

　　赵伟：2011年后我国进入转型阶段，伴随传统资本密集型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和占比持续下滑，对经济波动的边际影响趋于弱化，可以观察到整个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明显减弱了。同时，经济结构一直在持续转型、升级过程中，2011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投资结构、贸易结构等都实现了很明显的改善。去年年中开始的本轮经济的企稳改善，其实是兼具了需求端和供给端两个层面的支持，属于周期力量和结构优化共同作用。伴随我国经济转型的持续推进，弱化经济周期性特征的传统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增速和占比均已降至历史低位，后续对经济的进一步拖累作用可能相对有限；而伴随需求的逐步企稳改善，结构转型对于利润修复的支持作用开始体现，经济将逐渐转向内生增长。

　　读者：赵博士，听说您的新书发布会即将举办，可否向我们透露一下具体安排呢？

　　赵伟：12月15日下午3点半，在上海大厦，欢迎公募基金、保险资管等机构核心投研领导，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经济学者莅临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