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的世界经济，正面临四大挑战：历史上最高的研发支出水平却伴随着二战以来发达经济体最低的长期增长率；依靠收入累进税和再分配政策已经无法遏制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管理全球化失灵，应该更多地求助于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反全球化方向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反而被认为是对受损群体更加负责的方式；经济系统中缺乏一种对非金融部门债务进行有效约束的机制，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也许最终只能通过下一轮危机来实现自动调整。
今天的世界经济，和十年以前很不一样。十年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海啸般的金融危机，且余震不断；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集体救助，和各国为促进经济复苏采取的常规和非常规政策及各种改革。十年过去，世界经济已经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复苏迹象，但是仍然面临四大重要挑战。十年以前，世界经济正处于21世纪第一个繁荣期，今天各主要经济体则要面对长期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挑战；十年以前，世界经济正试图以不断增长的财富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今天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已经成为严重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十年以前，从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正高歌猛进，走向新的顶峰，今天的世界经济，正遭遇全球化的退潮；十年以前，世界经济正走向一场未被预料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十年以来，世界经济经过多重调整，金融脆弱性似乎更大了。长期增长率下降、不平等程度上升、全球化进程受阻和金融脆弱性加大正是今天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长期增长率下降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5.4%回落到了2016年的3.1%。从历史上看，这一增长率并不低，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相当。但是，分别考察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可以发现这两类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率均处于明显的下降过程中。其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GDP长期增长率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下回落的时期，从过去6.6%的十年平均增长率向现在5%左右的增长率回落；发达经济体处于长期增长率不断下降的时期，从2007年以前3%左右的十年平均增长率向现在1%左右的平均增长率发展，目前处于二战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见图1）。
发达经济体长期增长率为什么会处于如此低的水平呢？
在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存在过一种经济可能处于“长期停滞”状态的担心。[1]今天仍有这种担心。[2]“长期停滞”的原因被认为是支出低迷。一方面由于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以及富人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导致消费支出不足，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放慢和生产率增长放慢，导致投资支出不足。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实际利率下降，而零利率限制和物价低增长或通货紧缩导致现实中的实际利率无法低到刺激投资的程度。货币宽松难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增长，反而会带来泡沫危及经济稳定。促进经济走出“长期停滞”的最有效办法可能是扩大公共支出。[3]扩大财政支出其实难以解决不平等问题，更难以促进人口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因而财政政策无法消除使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因素，在逻辑上就无法促进经济走出“长期停滞”。
发达经济体长期增长率下降不仅仅是需求低迷的问题，而且是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一般认为，潜在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劳动增长和生产率增长放慢造成的。然而，劳动增长放慢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速下降吗？发达经济体为什么会出现生产率下降呢？
发达经济体均存在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等导致劳动供给减少的现象。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增长率下降一定会降低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但美国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与人均GDP增长率不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反而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人口老龄化越严重的国家，机器人的使用程度越高。[4]这说明当劳动供给减少时，机器人就会替代人。劳动投入减少对GDP长期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机器人使用所带来的效率提高所抵消。因此，劳动增长放慢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速下降。
关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下降，一般认为是发达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下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于研发。美国近年来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约为2.7%，欧元区约为2.1%，德国约为2.9%，日本约为3.6%，这基本上是历史上最高的研发支出水平。为什么历史上最高的研发支出水平却伴随着最低的长期增长率呢？是研发没有产生技术进步？还是技术进步没有造成经济增长呢？
研发产生的技术进步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显著改变了人类生活和商业模式，能源技术、基因技术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也非常迅速。问题恐怕不是在于研发没有产生技术进步，而是快速的技术进步没有造成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技术进步有创造性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技术进步造成的创造性效应超过其破坏性效应时，才会给经济带来增长效应。发达经济体当前的技术进步，可能在有较大的创造性效应的同时，也有较大的破坏性效应。
通用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被使用，因而其创造性效应会更大一些。而特定公司的专用型技术进步只能在更小的范围内被使用，在为该公司提供创造性收益的同时，可能也在对一些使用原有技术的同行造成较大破坏性后果。最近的研究发现，美国公司研发投入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虽然在逐渐上升，但是其用于公开发表的研究的投入比例不断下降，而其在专利性研究上的投入比例不断上升。[5]说明美国研发投入增长带来的通用型科技进步在下降。
发达经济体在鼓励创新和创新成果转化方面出台了不少有效政策。目前看来，这还不够。未来的创新政策，还应该鼓励那些创造性效应相对于破坏性效应更大的创新活动，比如鼓励那些产出通用型科技进步的创新活动。但是，通用型科技进步的外部性较大，研发投入的收益不能完全由投入者获得，因而需要更多公共资金来参与这类研发活动。这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为什么会出现增速回落？答案有点显而易见。因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不可能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巨大的技术与生产方式模仿空间等支持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的动力，会随着这些经济体持续增长而逐步减弱甚至消失，所以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出现增速回落。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增速回落？增速会回落到什么程度？新兴经济体会不会永远赶不上发达经济体？
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即“快速增长的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增速回落？”，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学家艾肯格林等人做了很好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在1.0万~1.1万美元和1.7万美元左右的经济体会出现高速增长之后的回落。他们进一步研究了第二个问题，增速回落的幅度平均为3.5个百分点。[6]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等人也研究了第二个问题，认为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后会回落到世界平均增长率水平，即“回归均值”。这个均值就是人均GDP年均增长2.0%。[7]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要赶上发达经济体是很难的。
关于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能不能赶上发达经济体，增长理论早已做了深入的研究。其基本结论是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才能赶上发达国家，即“条件收敛”。这也意味着不具备一定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永远也赶不上发达国家。正因为对“永远赶不上”的担忧，世界银行报告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警告才受到广泛关注。[8]世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还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证据，即从1960－2008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9]遗憾的是，该证据存在一些统计上的不足。[10]
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确实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速回落，但只有那些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增速低至比高收入经济体还低时，才算是真正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因为这时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无法拉近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并出现收入升级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这种“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概率约为41%~48%。中等收入经济体之所以经常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因为其丧失经济增长潜力，而主要是其经常性地发生金融危机。每一次危机会使中等收入经济体出现十年左右的经济低迷，从而错失一段收入水平向高收入经济体靠近的时机。[11]因而中等收入经济体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防止出现金融危机。结构转型中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往往比发达经济体更容易出现金融危机，防止出现金融危机是不容易的。
不平等程度上升
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如果超过0.5，就会被认为存在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基尼系数约为0.705。这说明存在非常严重的全球不平等现象。[12]
全球不平等包括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不同国家之间存在非常大的收入差距。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5年世界上最富裕国家是挪威，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9.4万美元，最贫穷国家是布隆迪，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60美元。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最贫穷国家的360倍。按照日均收入低于1.25美元来衡量绝对贫困的话，布隆迪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而挪威则几乎没有绝对贫困人口。当然，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下降，但是最近3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程度都在上升。
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表现形式不一样。[13]比如，从1978－2015年，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增加8.1倍，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人均实际收入增加12.9倍，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人均实际收入增加4.0倍。说明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虽然在扩大，但是各类人群的收入都增长，只是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增长更快。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情况与中国类似。发达经济体则不同。在美国，从1978－2015年，人均实际收入增加59%，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人均实际收入增加1.15倍，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人均实际收入增加2.0倍，而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人均实际收入下降1%。也就是说，美国少数高收入群体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大量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却在下降。在法国，从1978－2015年，人均实际收入增加39%，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人均实际收入增加44%，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人均实际收入增加69%，而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人均实际收入增加39%。看起来法国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扩大多少。但是，法国处于中间收入的40%的人群，其人均实际收入同期只增长了35%。这就意味着法国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了收入增长最慢的人群。正因为如此，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加剧所引发的社会分裂和冲突比新兴经济体更为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呢？市场竞争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因而需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新兴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还存在通过再分配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的空间。然而，发达经济体普遍有比较成熟的再分配政策，为什么还会出现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呢？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不平等程度扩大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一个利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现象，这一现象会导致财富积累比经济增长更快，资本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而且由于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收入也越来越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由此导致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扩大。[14]最近的经验研究确实发现了这种趋势，发达经济体私人财富与GDP之比从1978年的300%左右上升到了2015年的500%左右；美国最富1%人群拥有全国私人财富总额的比例从1978－2015年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15]瑞士瑞信银行的《全球财富报告2016》更是指出，世界上最富裕的1%的人拥有世界上50%的财富。这就是说，世界上最富裕的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与另外99%的人相当。如果皮凯蒂是对的，那么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办法就只有征收资本税或者实行资本的国有化。这对于现在的发达经济体来说，是不容易被接受的政策。
皮凯蒂还认为，导致发达经济体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因素，除了资本之外，劳动工资差距拉大也起了重要作用。而导致工资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增加。一般认为，教育不公平产生了人力资本的不平等。[16]但是墨菲等人的研究发现，工资差距拉大并不完全是教育不公平所致，而可能是因为人力资本投资赶不上技术变化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从而出现高技能劳动稀缺及其工资上升较快，而低技能劳动相对过剩及其工资增长缓慢甚至下降。[17]
在关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中，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也经常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确实会在一些方面提高不平等程度。比如，技术进步使得机器替代非熟练劳动，并作为熟练劳动的补充，因而增加了技能的溢价，以及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国际贸易还会使发达经济体专业化于高技能部门，从而加强这种效应。再如，技术进步使得资本品更加便宜，增加了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高工资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投资收入，因而会增加不平等程度。还有，技术进步会导致垄断，在数字经济中容易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全球化还会扩展“赢者通吃”的市场规模，使巨大的薪水和利润只由少数雇员和利益相关方获得。但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也有降低不平等程度的作用。比如，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会降低市场壁垒和信息成本，出租车、物流、零售和旅馆等本来是准垄断的部门，但是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市场壁垒，创造了高度竞争性的市场，为低技能劳动提供了新的获取收入的机会。因而，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是不是注定会带来不平等还存在疑问。[18]
不管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可以相对确定的是，要想遏制不平等的扩大趋势，依靠收入累进税和过去的再分配政策已经不够了，发达经济体还需寻找其他政策，特别是针对初次分配的政策。
[1]Hansen, Alvin, “Economic Progress and the Declining Population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9(1), 1-15,1938.
[2]Summers, Lawrence, “Why Stagn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Normal”, The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5, 2013.
[3]Summers, L., “US Economic Prospects: Secular Stagnation, Hysteresis, and the ZeroLower Bound”, BusinessEconomics，Vol. 49, No2, 2014.
[4]Acemoglu, Daron & Pascual Restrepo, “Secular Stagnation? TheEffect of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NBER WorkingPaper 23077, 2017.
[5]Arora,Ashish , Sharon Belenzon & Andrea Patacconi, “Killing theGolden Goose?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Corporate R&D”, NBER Working PaperNo. 20902, 2015.
[6]Eichengreen, Park and K. Shin, “When Fast-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Implications for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11, No. 1, pp. 42–87, 2012；Eichengreen, B., D. Park and K.Shin, “GrowthSlowdowns Redux: 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income Trap”, NBER Working Paper18673, 2013.
[7]Pritchett, Lant &Lawrence H. Summers,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NBER Working Paper 25073, 2014.
[8]Gill, Indermit and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 Ideasfor Economic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7.
[9]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Council, PRC,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High-Income Society,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2012.
[10]姚枝仲：“什么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6期，第75~88页。
[11]姚枝仲：“什么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6期，第75~88页；姚枝仲：“金融危机与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6期，第33~42页。
[12]Lakner, Christoph and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comeDistribu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 Th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719, 2013.
[13]Alvaredo, Facundo et al., “Global Inequality Dynamics: New Findingsfrom Wid. World”, NBER Working Paper 23119, 2017.
[14][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15]Alvaredo, Facundo et al., “Global Inequality Dynamics: New Findingsfrom Wid. World”, NBER Working Paper 23119, 2017.
[16][法]托马斯·皮凯蒂：《不平等经济学》（第七版），赵永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17]Murphy, Kevin M. and RobertH. Topel,.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Working Paper 21841, 2016 .
[18]Chandy, Laurence and Kemal Dervis, “Are Technology andGlobalization Destined to Drive up Inequality?” Brookings: 11 Global Debates,2016.
（原文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4期。本号分上下两篇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