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政先生在SIFL2016年报发布会上的演讲
作者：黄文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本文来自作者在SIFL2016年报发布会上的讲话
来源：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编者按
黄文政先生在演讲中首先谈到了人口问题。中国的核心优势是人口，但过去几十年我们把最大的优势当成最大的劣势，用这种严厉的手段消减。目前因为现代化、文化因素，人口政策等原因，即使全面开放二胎，也难以扭转人口下降的颓势。
当然，在未来几十年，我们还是有10多亿人，这个优势还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何发挥现有人口的这种优势？黄文政先生认为对经济发展来说，人、财、物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健康发展非常重要。但在中国，财和物的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但是人的迁徙却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其中最突出的是户籍限制。这里面尤其突出的是最近几年实施了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
黄文政先生认为就中国城市化来说，无论是按人口还是城市面积，北京、上海规模不是太大，而是太小，自然资源匮乏不是控制大城市人口的理由，公共资源不足是由于规划失误，管理不当，根源之一是人口控制思想，严控特大城市人口，可能只是计划生育思维下的一念之差，不仅影响了无数家庭的幸福，也危害了特大城市本身来自国家整体发展，尤其不利于创新。去哪里工作和生活，应该是个人的选择，消除户籍制度合情合理利国利民，政府的职责是合理预测和规划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使用强制手段来阻止人口的自由流动。
以下为黄文政发言实录：
谢谢大家，我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发布会。
大家知道2016年中国实施了全面两孩政策，这个政策的实施，让很多人觉得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我今天要说，中国人口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只是刚刚开始，未来会越来越严重。从历史趋势来看，这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我们回过头来看200年前，中国占世界人口是35%，到1950年下降到21.8%，到1980年略微上升到22.1%，30年时间里上升了0.3个百分点，但是上升很重要的原因，是死亡率大幅下降，导致人均寿命从不到40岁上升到66岁。而从1980-2015年这35年的时间，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已经下降了3.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后面35年的下降速度是前面30年上升速度的10倍。
为何放开二孩远远不够？
而比这个触目惊心的是，我们现在出生人口只有世界的12%，而当前还是生育高峰期。在未来10年，中国的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下降超过40%，而中国的生育率只有世界大概一半左右，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有可能使得中国出生人口在未来一到两代人的时间里面下降到只占世界的3%到4%。即使全面两孩和鼓励生育政策把中国生育率提升50%，那中国出生人口在未来50年可能降到世界5%以下，而把中国生育率恢复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在这之前，我们人口可能会下降到世界的3%左右，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变化。
全面两孩政策几乎无法改变的这种趋势。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在一个正常的生育社会里面，不同家庭生育意愿千差万别。我们假定有7个家庭，其中一个家庭生希望生6个孩子，一个家庭希望生3个孩子，其他两个家庭希望生两个孩子，两个家庭生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不愿生孩子；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如果大家都能够如愿生育的话，那7个家庭总共生育15个孩子，生育率2.14。但要维持人口的更替水平，就是人口不增不减的话，生育率要达到2.2，因为并不是每个女性都能够活到生育期结束，而且男孩子多于女孩子。但看上面的例子，即使有独生子女所占的比例不到1/7，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来自于三孩、六孩家庭的时候，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了。
如果是全面两孩政策，那么上面这个生育状态就会变成2-2-2-2-1-1-0，也就是说7个家庭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是1.43，这意味着每一代人会减少32%，那么两代人就减少50%。
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这个水平，那今天的10亿人口，50年以后就会不到5亿，再过50年后会降到只有2亿多，这是非常快速的衰减。实际上，这种速度的衰减已经发生了。比如，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80后是2.19亿，90后是1.88亿，到00后就剩下1.47亿，当然全面两孩政策后，10后人口会多些，但一二十年后下降速度会更快。
中国生育意愿的三重压力
这背后是因为中国的生育意愿面临着多重压力，一个是现代化，随着现代化更进一步发展的话，生育意愿会进一步下降；过去一二十年，中国做了非常多生育意愿的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不到2，甚至比日本、韩国都要低。第二个是文化因素，在同样的社会发展水平下，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在东亚地区，尤其是华人社会。如果你看世界生育率，你倒着数，全部都是像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还有一点是人口政策的影响，计划生育的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现在在城市，生一个孩子已经成为默认选择，人们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生二孩，农村在向城市看齐，所以未来人口趋势实际上非常不乐观。
人口是优势
人口的这种快速衰减，对整个社会是非常负面的。规模优势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规模优势，即使到今天也依然没有被充分的认识。实际上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世界上只有10亿人，发达国家按比例大概只有一两亿人，那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计算机、高铁、互联网、手机可能都不存在，即使它们存在，也不可能以这么快的速度在升级换代，可以说中国的核心优势实际上是我们的勤劳、聪明而且数量众多的人口，但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我们把最大的优势当成最大的劣势，用这种严厉的手段消减。
我刚才说的趋势时间跨度比较长的，未来几十年我们还是有10多亿人，这个优势还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除了我们未来可能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外，还有就是如何发挥现有人口的这种优势？如果把一个经济体当成是一个人的身体的话，对人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的是要经脉通畅。对经济发展来说，人、财、物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健康发展非常重要。但在中国，财和物的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但是人的迁徙却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其中最突出的是户籍限制。这里面尤其突出的是最近几年实施了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原因是什么呢？大家认为我们城市规模太大了，交通太拥堵了，资源太紧张了。是否真的是这样？
城市真的太大了吗？
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说法成立的，这张图最左边是中国三个大的都会区，左上角是北京和天津，这是所谓的世界各大城市夜晚灯光图，根据遥感数据制作的，并不是真的灯光图。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北京和天津实际上比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城市聚集要小。第二列是首尔、东京和曼谷几个亚洲城市。第三列是欧洲几个城市，最后一列是美洲的几个城市。你可以看见中国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的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根本排不上号。
刚才我们看整个长三角还是比较密集的，但这个区域其实也不是像刚刚那个图显示的那么城市化。看这张图，上面是上海，下面是东京，比例尺一样。非常明显的是，上海有非常多的留白，东京其实除了山地之外基本上都被填满的。但即使这种情况下，上海的城市规划2016-2040规划控制人口在2500万以内，这意味着未来这么多年，每年人口增加不能超过4万人，而且要求是建设用地负增长。
但实际上上海仅耕地就有1800平方公里。根据过去的数据，每年围海造地的土地大概可以容纳20万人。如果按照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方式建设，上海至少可以容纳4600万人，所以根本不缺地。当然，因为每个国家的行政区划规则都是不一样的，比较不同国家的数据需要使用可比的数据源。在则方面，Demographia数据比较可靠。该数据集是根据卫星地图把空间连续的区域定位一个城市，再找相应的人口。根据这个来比较，全世界所有的都会区里，上海人口大概2200万人口，排在第八，北京大概18000对万人口，排在世界第11位；这当然不包括远郊区的人口，因为它是指连续区域的人口。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主要的经济体，中国又是权力非常集中的国家。但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在全世界仅排第8位，首都人口排不进前十位，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太多。如果你看拥挤度，根据我刚刚提到的Demographia数据，在人口超过200万的247个城市聚集体中，那么上海和北京的建成区密度都只是排在133和145位位，都属于中等偏轻的水平。
城市为何拥堵？
到底什么因素会导致城市变得拥挤呢？这个图显示的都是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左边图显示，所在国家人口密度与城市人口密度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并不是你这个国家的人口多，城市就更拥挤，右边的图显示非常强烈的关心，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越富有，城市越不拥挤。实际上如果大家去日本和德国、英国这些人口密度远远比中国大的国家，你会发现它们的城市，反而没有中国的城市拥挤，反而是你去那些人口稀少的国家，比如说阿根廷、巴西甚至你去莫斯科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城市非常的拥堵。
什么会导致城市拥挤？是因为土地不足不够吗？中国所有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加起来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千分之五，相当于我们耕地面积的4%，这实际上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比例。但是为什么城市会变得那么拥挤？我认为决定一个城市的规模，实际上有两种力量，第一个是集聚力，也就是大家居住在一起，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生活的方便，这样使得大家更靠在一起居住。另外一种是排斥力，你居住在一起感觉压迫感，拥挤感。当这两种力量达到平衡的时候，城市人口将趋于稳定。
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之所以拥挤恰恰是你为了得到生活上的方便、工作上的机会而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因为国家人口太多。如果你通过更好的居住环境，然后提升交通，使得大家住得相对分散也能够带来效率的提高。
这里有两个指标反映城市道路交通的拥堵，左边TomTom是堵塞时间与正常时间比例，右边Castrol是平均刹车次数，这两个指标非常不一样，但都反映了城市交通拥堵的情况。根据TomTom数据，北京拥堵程度是排在第15位，上海排在第24位；根据Castrol的数据，北京排在第17位，上海第13位。在这两个指标中，北京和上海都进不了前10位，而且，这个数据很有意思，恰恰是那些地广人稀的国家的城市非常拥堵，比如俄罗斯、阿根廷、巴西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但它的城市却非常拥堵。
刚才说的是道路交通。经过这些年大规模的建设，中国在轨道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已经变得非常的好。如果你看全世界10个客流量最大的地铁系统，北京、上海是排在前两位。如果把年客流量除以地铁里程，作为一个地铁的拥挤程度的指标，那么北京、上海的地铁拥挤程度在前十大地铁里，只是比纽约更拥挤一点，比其他7个城市都要宽松。但因为北京的地铁基本上是空间均匀均匀分布，而不是按照人口密度分布，导致地铁在中心区域更加拥挤。
大城市公共资源利用效率更高
人口向城市聚集带来了效率的提高。比如，根据国务院的规定，修建地铁的条件是城市人口必须达到300万以上。人口太少地铁没法收回投资。全国180个机场有135个亏损，大部分是亏损的，但是最大的6大机场都是盈利的。中国高铁，在人口相对稠密的东部是盈利的，但在人口相对偏少的中西部是亏损的。北京、上海也都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医疗中心，报道说北京每天有70万人去北京看病，这也导致北京的医疗资源比较紧张，但恰恰是因为北京有好的医疗资源。此外，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大概只有农村的1/4。这意味着，如果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市民的话，就可以大量地节省耕地。但现在他们没法在城市落户很多人回老家建一栋占地几百平米，可能一年只住一两个星期的房子，导致在国家范围巨大的土地资源浪费。
当然还有很多理由说我们有必要控制人口，比如说北京水资源缺乏，但如果你仔细看数据，这个理由也站不住脚。上面的图显示过去10多年来，北京的地下水资源和地表水资源实际上是非常平稳的，近年甚至在增加。下面的图是地下水埋深。你会发现早年地下水位在不断下降，但近年基本上维持稳定。而且，现在海水淡化成本已经降到和民用水价格持平，所以水资源原则上不会成为问题。
谁造成的大城市入学难？
大家知道在北京、上海，孩子上学很难。那这是不是因为人口太多呢？从表面上看可能是这样，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数据，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比如左上角的图说明北京的人口在过去二十年增长了50%，但按理来说，人口增长这么多，小学、初中数量应该增加，但下面的图显示，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北京市的小学和初中数量都在急剧减少。比如，小学数量从1978年的3800多所，减少到2015年的1000来所。不仅是小学和初中的数量在减少，小学老师和初中老师的数量也都在减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入学自然越来越困难。
大城市的公共资源不足？
所谓大城市的公共资源不足，其实完全可以说是因为规划失误和管理不当导致的。比如说2004年北京市规划规定，到2020年要把中心城区人口控制在850万以内，但实际上从2000至2013年，北京总人口增长了50%以上，达到2100多万，中心城区超过1300万，大幅高于2020年控制目标。
完全按脱离实际的人口目标来规划公共资源配置，必定会造成公共资源的全面短缺，被最终经济现实的浪潮击得粉碎。我想这个有很多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对中国的发展估计不足，比如可能没料到汽车发展这么快，还有一点是人口控制思想。在把人口当成洪水猛兽的观念下，各种问题都归咎于人口太多，上不了学、环境不好、空气污染都被归咎于人口太多，这种思维反而是掩盖了问题的真正的症结。
那么人口会不会把北京、上海压垮吗？
那么人口会不会把北京、上海压垮吗？这显然是臆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被人口压垮，相反所有城市的盛兴都表现在人口的增加，只有衰败才表现在人口的萎缩。
人口控制到底给北京带来了什么？实际上北京、上海是中国政治、经济、科教和文化中心，中国13亿人口的规模优势最突出体现为一线城市的规模聚集上，也就是这个里面容能产生出最好的人才，这种最有创意的思想，但是严控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在用强力打破这种聚集，这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创新创业非常不利。
如果人口控制成功，那会带来什么？我们不妨回过头来想30年前，当时北京市区人口在1984年的时候只有500万，你让那时候的人想象1800万人的北京，那完全是个地狱。实际上，现在北京城区人口超过1800万，与此同时，人均住宅从7增至26平米，地铁线路从2增至14条，机场客流量从100多万增至8500万，北京去上海的航班从每天几班增至上百班，在30年前，从北大乘公交到王府井要2小时，而现在乘地铁不到1小时，方便多了。
当然，这些进步很大的原因得益于经济发展，但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成功地把北京人口控制在900万内，北京会比现在更好吗？肯定不会。第一，财政收入肯定不到现在的一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因为人口老化会变得比现在更差，地铁里程不到现在的一半，行车间隔时间会更长，也不会拥有现在全球第二大的机场，更不用说现在还要再建一个新的机场，去外地的航班密度会小一半，空气质量未必会更好，人口只有北京1/6的石家庄空气质量比北京差得多。
户籍限制政策
为什么年轻人会来北京、上海？根据智联招聘数据，户籍不在工作地的比例在一线城市最高，大概70%，说明户籍限制政策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而且，一线城市的薪资最高，是其余城市平均2倍以上。不同年轻人到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机遇和成就，外来移民实际上往往是城市最有活力的，你让李彥宏回到山西阳泉，让刘强东回到江苏宿迁，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创办百度和京东。
现在各大城市，都在你引进所谓高素质人才，但我认为人比人才更重要，因为人是人才最终的源泉，孕育人才的也要靠人。而且，人才市场才能判断谁是人才，而不是政府判断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政府的介入只会扭曲市场，破坏公平性，政府也不应该去判断谁行业的高端和低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能带来凝聚力、认同感、归属感。基于情感联系，而形成的认同感的思想，是每个城市精神很宝贵的核心精神，但是可惜中国几乎没有哪个城市有这样一种精神。
长远来说，改革方向应该是逐步放松，直至完全取消户籍制度，其实户籍制度的改革，并不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反而是消除了很多问题，而且不像大家想象得那么困难，像医疗和社会保障本身与工作单位挂钩，而不是与你的户籍挂钩，区域户籍的限购措施本身就是权宜之计，是不合理的，大学录取条件是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教育机会的公平是社会大大方向。
限制性户籍制度1958年开始，这个限制放在在世界范围来看是非常极端的，比如，一个罗马尼亚人只要愿意可以去巴黎工作，工作和生活的权力完全一样。但是一个河北农民到北京工作一辈子，可能都拿不到北京户口。中国内部各地的语言、种族文化其实非常相似，但是我们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都远远要大于印度，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户籍限制，导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所以我觉得只要改革措施设计得当的话，会缩小城乡差距，也会让本地人受益，因为本地人本来就有先到优势，来了是水涨船高的，不会因为别人来了你会失去什么，只会得到更多。
最后我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就是说城市化，无论是按人口还是城市面积，北京、上海规模不是太大，而是太小，自然资源匮乏不是控制大城市人口的理由，公共资源不足是由于规划失误，管理不当，根源之一是人口控制思想，严控特大城市人口，可能只是计划生育思维下的一念之差，不仅影响了无数家庭的幸福，也危害了特大城市本身来自国家整体发展，尤其不利于创新。去哪里工作和生活，应该是个人的选择，消除户籍制度合情合理利国利民，政府的职责是合理预测和规划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使用强制手段来阻止人口的自由流动。
关于人口，生育率已经非常低了，即使全面放开、大力鼓励生育，实际上也无法维持在耕地水平，中国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衰减现在不可避免。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一两年甚至几年时间里你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几十年看起来变化触目惊心，人口减少对中国无任何好处，我可以说所有支持人口减少的理由都站不住脚，所谓自然资源约束并不成立，人口是经济发展、就业和科技进步的正面因素，拥挤是效率的代价，人口衰减对缓解交通和环境问题效果有限，而且有时候甚至可能是适得其反，人口规模是中国的核心优势。
最后一点我强调一下，人口结构恶化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但说结构恶化其实只是问题之一，人口规模的衰减是更严重的问题，结构恶化对经济的影响最多百分之几十，但是人口衰减的影响是十几倍、几十倍，如果这种趋势不能逆转，中国的发展将被釜底抽薪。未来十年，生育高峰期的女性将萎缩超过40%，也就是22-30岁的女性会减少超过40%，如果错过这几年的机会将回天无力。谢谢大家！
附读：《警报已经拉响 中国必须正视人口危机！ 》
2017年后人口迅速下降？中国拉响“少子化”警报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目前日本的少儿人口比重约为13%，处于“超少子化”阶段。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2010年0~14岁人口总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16.6%，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这种变化从历史来看更加触目惊心。根据统计数据，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
从绝对数量看，1980年后出生人口为2.28亿，1990年后出生人口为1.75亿，而2000年后人口只有1.46亿。20年时间内，出生人口减少了36%。
除了人口普查和抽查的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数据同样可以提供中国孩子在减少的证据。从教育部的在校生统计数据看，从1998年开始，小学在校生开始减少。从2004年，初中生人数逐年减少。减少幅度从数十万到四五百万不等。
在未来10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萎缩44.3%，如果生育率没有明显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0%以下，比“超少子化”水平还要低一大截。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按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对中国人口增长率所做的预测，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转入负增长，此后负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2060年才稳定下来。而按照低方案，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3.6亿的峰值后迅速下降。
许多人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人口负增长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应该在遥远的将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人口学者何亚福解释说，中国生育率如此低但人口还在增长的原因是人口惯性。虽然孩子数量越来越少，但依然高于老人，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出生人口将远少于死亡人口，总人口萎缩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中国少儿人口数量逐年减少，正是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先兆。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顾宝昌判断，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人口趋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认为，低生育导致的人口陷阱是中国经济下行的首要根源。
在严重少子化、超低生育率的今天，再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已十分必要。而从建设健康的生育文化、归正扭曲的生育观入手，着力构建一个孩子友好型的社会也已经非常急迫。
《正视人口危机刻不容缓！》
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有后发优势，经济还有十多年8％增长的潜力，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预测2050年中国GDP将是美国的3倍。
我对此有不同意见，因为要看中国的人口结构。
他们那时还年轻
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中位年龄分别为22岁、21岁、21岁，而美国这三年的中位年龄分别为30岁、29岁、29岁。但日本的中位年龄在1967年开始超过美国，1992年达到38.5岁，而美国此时仅33.4岁；2014年日本46.4岁，美国37.6岁。
从1992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速低于美国，2014年人均收入降到美国的71％。1947年－2014年，随着与美国的中位年龄差从比美国小8岁到比美国大8.8岁，日本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速差也由1947年－1966年的年均5.63％下降到1971年－1990年的年均1.15％、1995年－2014年的年均负0.65％。中位年龄差和人均收入增长率差强相关。
台湾地区、韩国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差也随着中位年龄差的缩小而缩小。韩国、台湾地区的中位年龄分别在2009年、2010年超过美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也趋近于美国，预计人均收入与美国的比值将在2022年前后停涨回落。
振兴经济与人口相关
1979年后，中国中位年龄只有22岁，而美国那时是30岁。2008年，中国中位年龄只比美国年轻2.2岁，此后20岁－64岁总劳动力也只会增长7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在2014年开始超过美国，在2030年、2050年将达到45岁、55岁。采用日本与美国中位年龄差和人均收入增长率差的相关性，可推算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将在2033年开始低于美国。
这还可以用另外一个人口学参数进行佐证。20岁－64岁劳动力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代表经济活力。日本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比在1994年开始低于美国，GDP增长率在1992年开始低于美国了。中国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比在2035年开始低于美国，GDP增长率可能在2033年开始低于美国。
美国的中位年龄上升平缓，经济前景相对较好。美国的人口将从2015年的3.25亿增加到2050年的4.0亿；而中国大陆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人口也将在2023年前后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只有约11.9亿。可以说，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尤其是1990年-2000年生育率从2.3降至1.22，奠定了中国今后长期经济衰退的人口学基础。
2014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33.4％；依照上述人均GDP增长率推算，人均收入与美国的比值将在2033年达到55％的峰值，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53％。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现值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9.5％、世界的13.3％；依照上述总GDP增长率推算，经济总量与美国的比值将在2029年达到86％的峰值，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67％。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可能超过美国，也不可能达到美国的3倍。
正视人口危机
日本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960年的3.2％提高到1994年的17.5％；但随着日本年龄结构的老化，经济占全球比例回落到2014年的5.9％，还将继续下降。世界的中位年龄在2015年还不到30岁，到2050年也只有36岁，因此今后世界经济还将平稳增长。
世界银行认为2005年－2014年世界GDP年均增长2.5％，而IMF认为年均增长了3.9％。如果今后世界GDP年均增长3.9％，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将在2024年达到15.6％的峰值，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7.4％；如果今后世界GDP年均增长2.5％，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将在2028年达到18.3％的峰值，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2.1％。
有人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后，可通过产业升级，用“中国智造”护驾“中国制造”。其实“制造”和“智造”都依赖年轻的体力和智力。年轻人跳得高（经济增速高），也转得快（产业转型、升级快）；而老年人不但跳不高，转身也可能会闪腰。中国东北喊了这么多年产业转型、升级，不但没有转过来，反而率先出现经济衰退，因为东北的老年化程度最严峻。
德国、日本在“智造”和“制造”上做的相当不错，2012年还有28％、25％的劳动力从事工业，而希腊、英国只有17％、19％。但由于年轻劳动力减少，德国、日本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数量快速下降、员工年龄结构不断老化；两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从1991年的19.4％、9.9％降到2013年的7.8％、6.3％。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就像年龄与疾病一样。年轻人机体修复能力强，发病率低，但也会有人病亡。老年人修复能力弱，但如果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会降低发病率、延长寿命。根据年龄只能推测人群的发病率，不能推测具体某人在何年会得什么病；根据人口结构也只能预测经济的大概率宏观趋势，不能预测经济的细节。但如果生育率不能提升，“病情”不会好转，“神医”倒是会不断增加，甚至将“病急乱投医”的经济拖入深渊。
中国要振兴经济，要更换经济跑道、调整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要果断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有效提升生育。只有“人口制造业”复兴，才可能让“物质制造业”走出衰退。
综合自第一财经日报、凤凰财经及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