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先生本人的成功，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果。假如中国至今仍然固守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有阿里巴巴。
《财经》主笔 马国川/文 苏琦/编辑
自从去年11月份马云提出未来“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后，吴敬琏、钱颖一等重量级经济学家都没有点名地予以反驳。前不久马云回应了这些质疑，对观点进行了调整，强调自己指的并不是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
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
马云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市场经济有一只无形的手。”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别在于谁来配置资源：是市场（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还是政府（看得见的权力之手）？
自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那些支持计划经济的人们都默认了一个前提，就是政府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因此政府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取得比“盲目”的市场更高的效率。但是过去的历史证明，政府不可能掌握和及时处理全社会的海量信息。如果实行计划经济，结果必然导致极高的信息成本和“有计划的”资源误配，效率极低。因此，计划经济的失败成为二十世纪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1988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经济学大会上，一位东欧经济学家仿效丘吉尔1947年关于民主的讲演的句式，对改革目标的讨论作出了总结：
“市场经济是一种很坏的经济制度，不过在所有人类尝试过的经济制度中，它却是最不坏的一种。”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20年，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就是这个历史大趋势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正是由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才使得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支持了中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马云先生本人的成功，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果。
假如中国至今仍然固守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有阿里巴巴。
不过，在马云看来，未来的科技发展，特别是大数据的出现，使得获得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远远超过人们想象。科技的发展确实让人恐惧。有些人士已经预言，在人工智能等技术突破“奇点”之后，人类社会和经济形态彻底被改变，人类被推到一边，成为数据处理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了，争论二者的优劣也就没有了意义。
假如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仍然居于世界的中心，人类社会和经济形态仍然维持，大数据的挑战也不可忽视。一旦大数据为政府提供突破性技术和强大的全新力量，掌握全社会的信息成为可能，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应该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政府，让政府决定一切，每个人在权力的指挥下规规矩矩地生活？
正如《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所警告的那样，“有了神一样的科技，再加上狂妄自大的政治人物，几乎肯定是一场灾难。”二十世纪在实行计划经济的那些国家发生的悲剧，应该让我们对未来保持足够的警惕，拒绝再次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过去一百年里，不断有支持计划经济的声音出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有人抨击市场经济，呼吁加强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近年来在大数据等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有人提出重新定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也不足为奇。不过对于中国来说，其中可能隐含的意义却不容小觑。
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步建立起来的新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由于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这种权力主导资源配置的做法，导致寻租活动基础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加剧了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各种社会矛盾累积激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10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决定》为中国提供了一份改革路线图，但是也遇到了各种阻力，特别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长期高度集权的国家，政府部门和官员特别容易自以为是，随意利用手中的权力。例如，在“去产能”中，一些地方政府动用权力硬性规定哪些企业停产，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要求完全背道而驰。
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现有体制又包含大量的旧有计划经济时代残余，计划经济思想非常容易得到官员们的追捧，计划经济非常容易“复活”。这也正是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对于新出现的以大数据等科技发展为理由支持计划经济的言论保持警觉的原因，也是我们要关注这场争论的理由。
诚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目前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形态，“它既包含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因素，也包含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因素”。如果放任政府强化配置资源的权力，国民经济就会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只有全力推进改革，通过限制行政权力，使政府逐步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专注于公共服务的提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建设成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
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站在改革一边，不能有丝毫动摇。
监制 | 李勇 责编 | 姜维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