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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人才选拔不需要包办婚姻
■文 | 张洪平
5月11日，新华社刊发了专访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雄安新区临时党委书记袁桐利的报道文章。袁桐利回答了外界关注的拆迁、房价、吸引人才等问题。其中，“特殊人才政策，在引进、使用、管理等方面打破常规”的提法引人注目，但对判断标准是什么？谁来确定？如何用好？是否能在政府计划的框架内落实，效果能否达到预期？这些都存在很大的疑问。
一个总的判断是，在人才引进上，由政府主导，走计划经济的老路是行不通的。雄安新区的定位是“打造新四区，形成新两翼”。“新四区”是指，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两翼”是指，雄安还将与北京中心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错位发展，形成北京新的两翼。
在这些总体规划上，政府有能力也应该按照宏观需要进行整体规划，集约式发展，减少走弯路的浪费，避免“先污染再治理”。但在细节微观层面，比如说未来哪些产业会迎来蓬勃发展？哪些会变成产能过剩？政府官员一没有专业知识，二会受利益团体影响，三还有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很难做出正确判断。让政府官员主导经济发展方向，只会造成大量的浪费与重复建设。
具体到吸纳人才问题上，政府同样是低效和错位的。政府有能力筛选符合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吗？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哪些产业是有潜力的，更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适合的，这样的状态非要政府选出合适的人才，确实强人所难。
那么政府能干些什么呢？可以种下梧桐树，创造有吸引力的环境。这里说的环境有多个维度，既要自然环境好，又要基础设施好，还要房价稳定可负担，更重要的是，要能吸引优秀企业入驻，能让创业企业发芽，这些企业才是吸引一流国际国内人才的梧桐树。
那么具体的人才，应该怎么挑选才合适呢？答案是，不挑选。或者说是，不由政府来挑选。政府把资源和优惠政策给到大学和企业，让他们去自由选择发展方向，挑选合适的人才。各所大学、各家企业之间存在竞争，研究领域的前景、招募的人才的好坏，直接决定大学的兴衰与企业的存亡，他们有最大的动机和最强的能力去挑选最合适的人才。
吸引人才也要坚持市场化导向，激励手段档次分开、动态调整。政府提供专项资金给大学和企业，不是搞面子工程，也不是搞福利大锅饭，当然要考察实际效果。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呢？也许考察接受补助金的个人薪酬是个好办法。
产生效益最大的科学家，实现最大价值的企业员工，成功创业的企业家，他的薪酬回报，平均来说也应该是最高的（创业者薪酬收入不一定高，可参考企业营业额、利润等）。政府资助了哪个项目，补助了哪个学生，追踪他（就业后）几年的薪酬。如果这个人最终离开了雄安，那么得分为零，在雄安就业的薪酬每一元算一分，按年度统计，最后比较得分。
平均得分最高的个人，他们所在的大学/企业，运用政府资金的效率也最高。每个周期（比如两年）结束后，依据得分调整下一期各大学/企业的政府补助金额度，奖励效率高的，实现资金的最高效利用。
政府还能干点什么？可以在专利审批、专利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等方面提供支持。美国的《拜杜法案（Bayh Dole Act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过去美国政府支持高校的科研，在政府与科学家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科学家申请项目，政府提供资金，发明创造搞出来去申请专利，科学家就算交差了。然后科学家再去申请下一个项目，如此循环。但这样做的问题，是大量科学发明躺在专利局里面，没有转化为商用和民用，纳税人的钱被“浪费”了。
1980年颁布的《拜杜法案》改变了这一状况。政府资助的这些科研项目，知识产权仍归政府所有，但是商业开发权，科学家或科研机构可以选择拥有。他们可以去开发，去实现商业用途，收益归这些机构和个人。
这就改变了激励模式，变成了另一个分饼游戏，因为能分饼了，自然愿意把饼做大。有了这个更大的饼的激励，科学家搞科研的积极性，和科研的方向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在一开始和整个过程中想着怎么实现商业用途，怎么降低成本，怎么提高效益，最终的成品就有更好、更高效的应用前景。
人才的聚集需要一个启动效应。北京大学已经率先宣布，将在雄安新区建设医学中心、培训中心、PPP中心，部署优质教育资源，承诺“将优秀人才源源不断输送到河北来”。在新区创建初期，行政力量的推动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一方面是起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才密度要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形成互相吸引、不断聚集、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
中国可以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是不是也可以在各大学的雄安分校提供额外的奖学金呢？将补助发放给学校，由学校确定重点发展方向并提供奖学金、助学金等，（留在雄安的）优秀人才毕业后也可以享受便利与补助，比如（暂时绕不开）的户口、住房补助金、创业小额贷款担保等。
还要注意避免落入人才“选妃”的陷阱。我们要这样的人才，不要那样的；我们要高端的人才，不要低端的。带有这种“选妃”心态是绝对要失败的。谁也不知道未来使什么样子的，华为的高管也是从城中村出来的，如果当初深圳坚决清理所有城中村，不知道还有没有今天的华为。
政府还可以探索让大学、企业、创业孵化器更能互相激发的合作模式。现代要实现革命性的创新，使生产率实现质的飞跃，主要靠人与人之间思想的碰撞。网络技术虽然越来越先进，但线下的接触交流仍必不可少。尤其是非正式的互动，比如在餐厅排队时、在冲咖啡间歇时的闲聊，欧美有很多大学和科技企业在设计办公楼时，都会有意让不同部门、科系的人能够聚集到一个公共空间，方便互相闲谈，据说经常能够激发彼此的灵感。
城市的区域规划能不能更有想象力呢？不要再以功能分类设立什么住宅区、CBD、金融城，而是在一个“社区”内，让大学、企业、住宅在里面“混居”，共用一些大厅、广场、花园、食堂、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让这些一流人才有互相接触交流的机会。同时又要控制“社区”的规模，不能让人数多到彼此互不认识的程度，这个距离感需要在磨合中确定。我个人的喜好是，在常去的便利店，结账时和店员闲聊两句的那种距离感，差不多是恰到好处的。
另外，也有必要保留一定比例的住房用于出租，确保总有一些新鲜的、流动的力量，使整个生态得到适度的刺激，保持良好的活力。
可喜的是，袁桐利书记的发言表明，政府已经决议要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组建精简高效统一的管理机构。深化“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凡是市场能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行政审批。同时还要深度对接北京，推进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新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目前还没有看到政府有意在人才招揽上大包大揽的迹象。吸引人才是雄安新区能否成功最关键的一环，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希望咱们的领导千万不要再犯产业政策导致产能过剩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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