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刘洪波)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塑造了一个放高利贷者夏洛克残酷而贪婪的形象。放高利贷者的这种形象,由来已久,现在也不见得有多少改观。今天,社会只是收窄了高利贷的定义标准,一些过去被视为高利贷的行为,不再被作为高利贷看待,但被视为高利贷的那些“民间金融”还是负面的。
商人因是否立即付款而收不同的钱行不行,这在现代社会不是问题,金融系统就建立在这个问题的肯定性回答之上。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古代日常生活中,赊账借物“有借有还”就行,收取利息尤其利滚利,在道德上不是正面的。
在中世纪西方,另有一套解释。如果商人因是否付现钱而收不同的钱,那就是在出售时间,而时间不属于任何人,它只属于上帝,一个人出售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犯下了罪过。《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引述的一份中世纪文献说,时间是所有生灵共同的东西,出售时间违背普遍的自然法则,损害所有的造物,“没有任何东西以一种比时间更符合自然的方式奉献自己”,而“高利贷者只出售对金钱的期望,即时间,他们在出售白昼和黑夜。但白昼是光明的时间,黑夜是休息的时间;所以他们是在出售光明和安宁”。
基督教的时间观,与古希腊很不相同。古希腊明确区分时间和永恒,时间是循环的,是运动或运动之数,是永恒的摹本,相比于永恒的完美性质,时间就是一种缺陷,而永恒是“时间的缺席”,也不能用时间来理解。基督教的时间是线性的,由上帝开始并主宰,永恒与时间并不对立,时间是永恒的片断,永恒是时间的无限扩张,两者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差别,时间属于上帝,与上帝恒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时间属于上帝,就是时间属于宗教,属于信仰,是永恒的一部分,不得出售、不得牟利、不得交易。
商人的时间,天然与教会的时间不同种属。任何商业活动都是有目的和有控制的。农作也有目的性,但受控于自然与天气,商业则由人来控制,如果全然受控于自然,那就无所谓商业。无论运输、囤积、制作和变卖,都是在克服自然影响的环境之下完成。对时间的计量、运思和非天象意义上的有效运用,是财富的来源。时间变得具体,它不是日常生活的自我非常流逝,而是从这里到那里的贩运里程,一件物品从加工的开始到制作完成。对商人来说,时间不是从永恒中领悟,而是在短暂中把握,具有可操作性、可控性、可塑性。
基督徒商人明确区分其职业生活的时间与宗教生活的时间。中世纪商人在灵魂得救的角度,接受教会的教导,并从他的利润中抽取一部分给上帝,以资助慈善事业,由此将“出售时间”与“获得拯救”分别地予以内在的合理解释,他甚至可以祈求获利时请求上帝的帮助。《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认为,经院哲学家阿贝拉尔将救赎的形式从外部赎罪转向内心忏悔,为商人开辟了灵魂得救的途径。
阿贝拉尔认为,事物中不存在任何现实的普遍性或者共同性,因为普遍性、表象与共同性都是经由人类的理智构成。以此而理解,则没有一种统一的时间能够适用于所有的群体,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时间。阿贝拉尔还主张,救赎是人神复和,复和不是使人类带著畏惧、恐惧,真正的救赎发生在每位有罪的人悔改后的里面。这样,“出售时间”的商人得以通过忏悔而坦然面对“审判”。
让教会的时间与人们的职业行为产生交集,而不是将某些职业拒之门外,在13世纪以后成为一种潮流,忏悔实践和教理建设都在寻求对商人在一定范围内的活动给予合理化解释。斋戒、禁欲、礼拜日休息的时间从明确的命令,下降为面对职业必要时需要考虑的建议。从此,商人可以自行运用其时间。在新兴起的大学里,受雇的教师们不再像僧侣那样无偿劳动,而是获取收入,这被称为劳动的薪酬,而非出售知识(与时间一样,知识也是上帝的恩赐)的价格。“高利贷”的合理性得到认可,托马斯·阿奎那说,“如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从事商业,如果想让生存必需品在一个地方不短缺,那么利润不应被视为目的而仅仅是作为他们劳动的报酬来索取”。
一位英格兰忏悔师写道,“如果商人们不将一个地方盛产的东西带到另一个这些东西短缺的地方,那么在许多国家会有很多的贫穷。因而,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他们劳动的代价”。这位忏悔师甚至对妓女进行了区分:“妓女们应当算作为金钱受雇者。她们实际出租自己的身体并提供一种劳动……由此而来这一世俗公正的原则:身为妓女她的行为不当,但在接受自己劳动的代价的时候她并没有做错,既然她是个妓女。如果卖淫是出于愉悦,如果出租身体是为了让身体得到快感,那么便不是在出租自己的劳动,受益与行动同样可耻。同样如果妓女准备香水戴首饰来通过虚假的诱惑吸引人,让购买自己所见的顾客相信一种她并不拥有的美丽和诱惑,在这种情况下这是谎言,那么妓女便由此犯下罪过,她不应当留下她所得的收益。如果实际上顾客看到她本来的样子,那么他只会给她一个奥波尔,但是因为她显得光彩漂亮,他给她一个德尼,在这种情况下她只应留下一个奥波尔并把余钱还给她欺骗的顾客,或者还给教会或穷人……”
劳动作为可获报酬的依据,“出售时间”这个在中世纪颇具根本性的问题,通过劳动这样一种词语转换形式得到了许可。进入资本主义以后,“出售时间”成了每个人谋取生活的基本形式,这也就是将每个人都变成了从事买卖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