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翁帆十年后再出新书 85岁见曙光,95岁迎晨曦
2018-05-28 21:15:00 来源: 长江网-长江日报

  长江网5月28日讯(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这个5月,杨振宁翁帆夫妇的新书《晨曦集》正式发布,他们上一本书《曙光集》还是十年前出的,两本书的书名有联系,书里讲了什么呢?一个不懂物理的读者,又可以从中看出什么呢?

  杨振宁是文章高手

  可以欣赏杨振宁的文笔。

  《曙光集》前言中,杨振宁先引用了鲁迅1918年那段著名的“铁屋子”对话,然后是1927年王国维离开清华园西院18号,去颐和园投水的故事,第三个故事是1938年陈寅恪南渡后写诗表示可能今生都无法北归。

  每个故事都与杨有某种关系,他用寥寥几句话来交代——他1922年出生,属于五四那个年代;王国维自杀后两年他迁居清华园西院18号,还去颐和园看过“海宁王静安先生殉国处”的碑;陈寅恪南渡之时,杨是西南联大一年级学生。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85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

  

  此次《晨曦集》的前言就更简练了,还不到300字。杨振宁先是复述了上面“长夜”这句话,然后——

  “当时觉得改革开放30年,看见了曙光,天大亮恐怕要再过30年,我自己看不到了。没想到以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今天虽然天还没有大亮,但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这本新书取名为《晨曦集》。而且,看样子如果运气好的话,我自己都可能看到天大亮!”

  在新书首发式上,他表示,希望到100岁的时候就出《天大亮集》。

  杨振宁不但用笔简练,而且对文字的感受力很强。他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看到鲁迅头像后面刻了《野草·墓碣文》中的一段:“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杨振宁写道:“这是读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几句话,是浓缩了的真正原味的鲁迅。”

  四十年一贯反对“超级对撞机”

  此书另一个看点就是2016年杨振宁主动参与的“超级对撞机”之争。

  2012年以来,中国物理学界以及一些关心科学发展的民间人士,激烈争论是否要花费上千亿资金,建立超级对撞机。支持方的代表人物包括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等人,杨振宁则是反对方的代表人物。

  他的反对理由,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造巨型对撞机本身就是“无底洞”,花费巨大,还会影响其他基础科学的发展;建成了之后也未必有用;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没有实在好处;中国建立高能物理研究所已有三十多年,成绩平平;高能物理要发展不一定要靠造巨型对撞机,也有不费钱且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途径。

  杨振宁此文引起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的反驳,王在反驳文章的最后还翻了一段“旧账”:“(杨先生)自70年代起就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幸亏小平同志听从了李政道等其他著名科学家的建议,才有了今天的高能物理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及其重大成果,也有了我们的同步辐射光源、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平台为全国的科技界服务。面对未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听取科研一线新生代科学家的意见。”

  回顾历史,还是有意义的。杨振宁在《晨曦集》中收录了3篇有关的文章,其中最早的是1972年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30位科学家的座谈,大部分中国科学家主张投资一亿美元建大型加速器(对撞机),杨振宁表示现在不是在中国搞大加速器的时候,花了这么大的人力和财力能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有限。

  另一篇文章则是1980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的非正式发言,他针对高能物理明确表示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经结束)。他说完大家都不讲话,然后主持人就宣布散会。

  看了这些文章,读者自然明白,杨振宁不是今天才反对建超级对撞机,是40多年前就反对;而且不光是在中国反对,在国际上也反对。

  那么有人提到的“幸亏小平同志……”又是怎么回事呢?读书的乐趣之一,就是要“上下左右”去读书,从比较中寻觅真实。

  记者找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人员朱薇写的《邓小平与新时期基础科学研究》,其中写道:1980年,中国准备动工建造400亿电子伏特质子加速器工程,14位美籍华人科学家闻讯给邓小平写信,提出不同意见。邓小平在信上批示:“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我过去是积极分子,看来需要重新考虑。”经过论证,政府决定放弃原方案,选择了花钱较少的路径,这也就是后来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杨振宁与妻子翁帆

  翁帆说丈夫“傻”

  在《晨曦集》中,还可以看到翁帆写的《杨振宁先生的“精”与“傻”》。

  事情缘起于去年3月2日晚,凤凰卫视《铿锵三人行》讨论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一事,其中说到有人认为杨先生为人很“精”。翁帆认为“这与我所认识的杨先生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却是完全相反的”,她举了4个例子:

  1、杨先生于1971年夏天回新中国探亲访问。回美国后在许多地方演讲,介绍“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招致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次找他“谈话”。

  2、1970年代后期,杨先生出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强调中美建交的必要性,遭到国民党驻美国机构的辱骂,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

  3、1978年中央领导向杨先生征求关于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意见,杨先生知道,当时这个项目已经被作为国家战略发展计划之一,有关方面非常期待他表态支持。但是他坚决反对这个项目上马。

  4、2016年多名外国诺贝尔奖得主建议中国造超大型对撞机,杨先生于9月初在网上发表一文《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又引起许多同行的不满。

  看得出翁帆也在努力做到简练,这篇说丈夫“不是精,而是傻”的文章也不到7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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