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网讯（长江日报融媒体记者 万旭明）以为会哭、会恨、会怒，却在《二十二》里看到老人们最平淡无奇的生活，连哭诉都只有寥寥两次。但在一首朝鲜族儿歌里，在几句忘不掉的日语里，历史的痛就能刺到观众。导演郭柯以一个孙辈的视角，纪录下这些幸存老人们平静的晚年生活，他希望撕掉“慰安妇”的标签，温柔地陪伴老人们走完这一生。

像奶奶一样，怎会忍心尖锐地挖掘?

看《二十二》之前，很多人觉得害怕，怕看到的是血泪、痛苦、伤疤，怕自己会哭成狗，会被仇恨淹没。但在影片里，老人们逗着猫、打着牌、陪孙辈看电视，即便孤单地独居着，也都在平静、平淡地生活。片中纪录了另外一位记者的采访，追问幸存老人的“日本儿子”，“为什么你哥哥想杀了你?”这样的问题不会出现在郭柯的画面里，讲到那一段回忆时，每当老人们挥手“不说了”、“不记得了”，镜头就会切走，不再纠缠。有人认为“浪费了题材”，但她们不是题材，而是活生生的人。

郭柯说：“我不是学者，不是要去调查研究历史，也不是为了挖掘她们的故事。就像拍自己的奶奶一样，如果有人来问她尖锐的问题，你是不是会请人出去?她们都八九十岁了，正在一个个地离开，为什么不在离开之前温柔地对待她们呢?”在拍摄孝感的毛银梅时，老人每天都会摘一桶栀子花，送给剧组的每一个人。山西老人李爱连每天都会炸一盆馒头片，等着剧组去吃。“有些老人不愿意说出来，我就会选择关机，哪怕她在关机后愿意再发泄地说出来，我也不能拍，不能辜负她们的信任，那不道德。”所以更多的时候，郭柯和伙伴们只是陪着老人聊天、陪她们玩，摄影机则架在很远的地方。“我相信如果你们和老人相处久了，选择会跟我一样。”

她们是受害者，不是耻辱

见面会末尾，郭柯特意嘱咐观众，“如果大家要在网上发评论，请记得在‘慰安妇’三个字上打引号。”在他看来，“慰安妇”只是一个标签，老人们是被迫成为日军“性奴隶”的受害者。

上海曾计划拆掉一座位于学校内的“慰安所”遗址，媒体采访时，中学生认为“慰安妇是国家的耻辱”。郭柯觉得：“问题出在传播者身上，为什么我们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了中学生?她们不是耻辱，不是妓女，而是受害者。”他说：“‘慰安妇’的标签在她们身上很多年了，每年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搬出来。但大家看到的都是符号化的苦难，不知道她们叫什么、住在哪里、家人如何。我希望《二十二》能让大家看到她们生活中的样子，这些老人就跟我们的外婆、奶奶没有区别，甚至她们比很多人更善良、更爱这个世界。一直停留在标签上，对她们是不公平的。”

也因为这样，《二十二》的海报都选择了手绘的少女头像，“希望她们能记住美好的花季，希望小朋友们不害怕看到这些奶奶。”

不猜观众想什么，《二十二》回归平淡

在《二十二》之前，郭柯曾拍摄短片纪录片《三十二》，以韦绍兰老人和她的“日本儿子”为主角。当时的拍摄中，郭柯只有短短几天时间，会让老人摆拍一些镜头。

但在《二十二》里，这些都没有了，只剩缓慢地、安静地纪录，甚至有些太过平淡。“我特别不喜欢在这个题材上跟我谈创作、谈风格、谈技巧，我没把自己当导演，也没把这当创作。在这个题材上，我不能考虑观众和市场的感受，只能以一个晚辈的角度来对待。”

他自嘲说：“我拍过太多烂片了，每天16个小时不停地表达，拿到剧本就先揣摩观众会怎么反应，哪里要丢出一个包袱。到《二十二》的时候，已经有逆反心理了，每天就拍6小时，老人们生活平淡，我就拍得平平淡淡没有剧情。”

如今证明，他的逆反竟成了打动观众的地方。郭柯才醒悟：“所谓的专业人士不要去猜想观众的心理，猜不到的。我们就认认真真地拍戏，把真情实感放进去，观众是能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