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预嘱：让人类智慧在黑暗中闪光

亲人的两难：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黑暗

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一个女儿这样写下自己的悲伤：所有的选择都是错的。

10年前，父亲检查出肺癌，已到晚期，并多发性骨转移。“我一路到了广州，又哭回深圳”。

当时家乡医生提出手术切除病灶的方案后，兄弟姐妹们商议是否需要到北京继续化疗、放疗，还是放弃？每一种方案背后，都有着让人难以承受的伦理煎熬。“最后没有选择放化疗，而是陪着父亲四处旅游。疼痛果然如期而至。用锶-89替换下钐-153，还是根除不了父亲无边无际的疼痛。

痛，父亲似乎直到死，一声都没有叫出来，经常能看到他在抖动、忍耐。杜冷丁只能稍稍缓解疼痛。我们必须每隔几分钟就为他换一个姿势。他暗自抵抗疼痛，虚弱得说不出一句话。

我被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包围。你在外事业上奋斗得再成功，甚至你愿意出再多的钱，也无法在病魔面前为亲人赎回半分尊严。

11月27日中午，接到姐姐报丧的电话。站在香港街头，我茫然四顾，没有一滴眼泪：他不用再疼了！他不疼了！

父亲去后不久，我们无意中得知，哥哥一位同事的父亲，也差不多同时查出肺癌，也是晚期，也是骨转移。但他们家选择的是截然不同的方案：全力以赴救人。手术、放疗、化疗都做了，我父亲去世几个月，那位老人依然健在。

这让我无限后悔，如果当初我们选择化疗，选择中医，父亲现在还会活着。我不该在父亲人生最紧要的关头，用消极的人生观替他抉择。哥哥同样为他力主的方案深深自责，它甚至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后来，那位同事听了哥哥的自责后，却反过来说，他为父亲选择积极治疗的方案让他后悔一辈子。因为做完手术后立即放疗、化疗，他父亲一进医院就永远躺在床上，完全没有机会像我父亲那样来回走动。

他父亲在病床上坚持了一年，后来癌细胞转移到颈椎，为做手术，先在头骨上打进两个螺丝，然后系上秤砣一样的重物，用滑轮控制，做牵引，拉伸颈部好几天，然后才能手术。这种酷刑般的场面，让他几近崩溃。他一生都无法原谅自己的愚蠢。

为了他父亲多活的半年多，他们不惜代价选用最好的药，前后花费了70多万元，但结果还是让他父亲几乎变成植物人。那多活的半年，是毫无生命质量的半年，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半年。如果早知道结果会那么可怕、那么痛苦，他们说什么也不会为了万分之一的可能，选择这种不计代价的治疗方案”。

“生前预嘱”：文明的礼物

不仅仅是亲属，当面对死亡时，医生也往往无所适从。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于学忠教授说，比如我们治疗的一个病人，92岁了，靠呼吸机维持，不算药，每天费用千元以上，如果心脏好的话，维持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问题，但就是抢救过来又能怎样？恐怕也是老年痴呆了。

还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孙子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像打赢一场战役一样抢救我奶奶，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而他的奶奶已经105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症科(ICU)李宏亮医师对此深有同感，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气管切开的老教授，老教授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他的家属仍不切实际地恳求医生把他救回来。“因为肾衰竭，老教授浮肿得十分厉害，这给我们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稍一用力就在他胸前留下深深的手印，这使我每次向下按压都于心不忍。但即使我们全力抢救，老教授还是走了，走得很痛苦，他的家属对于无法挽留他的生命也很痛苦。”

心脏按压的医学要求是，每次要使胸部按下5厘米，许多时候肋骨都会被折断！

当生命不可逆转的时刻，过度的医疗对临终者是一种“人伦大难”！

随着医疗科技、经济的发展，这种人伦大难愈演愈烈、越来越普遍，生命支持系统可以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十年维持临终者的呼吸、血压、心跳，甚至维持到病人早已经离去。

罗点点先是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不插管俱乐部”，力争“死得漂亮些”，直到有一天，罗点点在网上查到了数十万美国人都在使用的“五个愿望”的生前预嘱文本，她如释重负。

生前预嘱是一份在本人清醒时自愿签署的文件。它与安乐死不同，不积极致死，只是尽最大可能给临终者提供尊严和舒适。

“五个愿望”，分别是“我要或者不要相关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每个“愿望”下有1到11个总计42个细分条目，以打钩方式填写。该文本总的嘱咐原则是，如果自己因病或因伤导致身体处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持续植物状态”或“生命末期”，不管是用何种医疗措施，死亡来临时间都不会超过6个月，而所有的生命支持治疗的作用只是在延长几天寿命，而存活毫无质量时，希望停止救治。

这种不由任何人，而是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自主决定，罗点点称之为：这是文明的礼物，是日益冰冷的后现代生活中的一脉默默温情，是人类智慧在高科技带来的黑暗中仍能闪闪发光的证明。

先行者的选择与世俗的不解

2006年，“选择与尊严”网站成立，它推出了供中国大陆居民使用的生前预嘱文本“我的五个愿望”，建立了生前预嘱注册中心。

张爱萍将军的夫人李又兰被认为是“或许”是“尊严死”第一人，之所以说“或许”，是因为网站对每一个签署者都保持尊重，不做追踪。

李又兰老人生前表达了意愿，愿意为推广“尊严死”提供自己的样本。老人在晚年学会了上网，偶然登录了“选择与尊严”网站，她很认同网站的观点，留下“生前预嘱”：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地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2月2日，北京301医院，在李又兰老人进入弥留之时，家人、医生果然谨遵其嘱，老人在病重昏迷了半日后安详逝去。

此前，浙江医学博士陈作兵的新闻曾轰动一时，他78岁的老父亲患腹膜恶性间皮瘤晚期，已全身转移，无法治愈。如果选择化疗，最多也只能延长几个月生命。老人很豁达，决定放弃治疗、以及治疗给自己和子女们带来的痛苦。

陈作兵支持了父亲的想法，带着父亲回到老家，老人与朋友一一告别，聊天，与家人吃团圆饭、照相，一起过了一个春节，给儿孙们发红包，甚至种菜，留给自己的孙女……，老人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老人走得很安详，像一条小溪流进大河，无声无息。陈作兵也感到安慰，他没有让父亲承受那些没有意义的痛苦。

但随着媒体的报道，许多不解甚至指责向陈作兵袭来，陈作兵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享有全额医保，儿子又是省城大医院的医生，为什么不竭力医治呢？

一个朋友甚至怒骂：我永远不交你这样的朋友！在世俗看来，这个儿子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是严重的大不孝。

北京电视台邀请罗点点和陈作兵一起做嘉宾，做一期关于尊严死的访谈，但陈作兵最终没有来，后来才知道，他的手机里，充满了咒骂他的短信，中国人骂人最难听、最恶毒的话，都在其中了，他不敢再在电视里露面了！

罗点点一声叹息：其实陈作兵是个真正的孝子，他顺从了父亲的合理的意愿。

追求“善终”，找回生命的尊严

目前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35名理事和22位专家委员会委员来自社会各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复兴医院、航天中心医院、中国医学论坛报社、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为发起单位。

从2010年起，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向两会提案：在中国法律环境下推广生前预嘱和建立政府指导下的生前预嘱注册中心。

陶铸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陶斯亮说，我本人就是一个“生前预嘱”的拥护者和实践者。1998年我母亲弥留前，为了她的仪容和尊严，我坚决拒绝给她上任何生命支持系统。

但罗点点承认，能接受尊严死并写下“生前预嘱”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对死亡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

对更多人担心尊严死被滥用，她一遍遍解释：一个人是否处于适用尊严死的状况是由主治医生和另一位医学专家决定，而不是本人和家人。不用生命支持系统，而不是无情放弃，而是使用“姑息”治疗，比如减少疼痛来最大限度地保障临终者的舒适。

台湾学者赵可式在近年研究中说，通常认为“善终”包括三个层面：一身体平安，痛苦减至最低，临终过程不长，身体完整、清洁、能活动。二心理平安，能接受死亡、放下、了无牵挂、不孤独，死在喜欢的环境中。三思想平安，无太多杂念，觉得人生圆满。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福禄寿考”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福分，“考”就是善终，可惜，随着后现代的来临，“考”被人忽略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使许多人以鸵鸟把头埋起来的策略对待一定要来临的死亡。有关医学专家说，如今的医学现状，正如爱因斯坦早就担心的“手段日臻完善，目标日趋紊乱”的所谓“科学的进步”。现实生活中，无论多么高龄死亡都是“因病抢救无效”，再也没有寿终正寝，唯有高技术抗争。

罗点点家族中被经常提起的是妈妈的爷爷，妈妈还经常梦见童年的她被爷爷扛着走在家乡的临漳城里，一天早晨，大家喊爷爷吃饭，发现爷爷已经安静地走了。“他死得真好啊”！时至今日，90岁的老妈妈还总是这样心向往之地谈起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