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日本人在南京
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关心南京这座城市目前住着多少日本人。兔泽和广是其中之一。
据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提供的统计数据，定居在南京的日本人在500人左右。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小的数字：日本长期排在这座城市外资来源地的前五位；南京是中国的六朝古都，拥有800多万常住人口；300公里之外的上海，则有近5万名日本人。
而南京这个极小的数字还在变动之中，就像是温度计上的读数。每当经济的、政治的气候有一点点变化，数字都会立即作出灵敏的感应。
在过去80年里，“南京”和“日本”同时出现时，通常是一个并不愉快的符号，代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2017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80周年。
对于大部分南京人来说，“日本人”的形象既远又近，真实生活中不怎么见到，新闻媒体、历史教科书、电视剧以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则常常耳闻目睹。
实际上，在南京的日本人并不难找。距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5.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聚居区。从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一路向西，走上18分钟，迈上1700多步，就能跨进他们的世界。
这是石鼓路附近一条小街，分布着各式日本料理店，霓虹灯映出各种颜色的“昭和体”“勘亭流体”文字，日文招牌像一面面旗帜。在南京，仅一家点评网站上注册的日式料理店就有759家，但真正由日本人开设的只是个位数。没有谁比兔泽和广更加清楚这一点。
他是南京日本人协会的会长，一家日式料理店的老板。在南京生活24年的他，说得出一口地道的“南京普通话”，被他的中国朋友戏称为“假南京人”。
大约500名日本人生活在800多万人口的南京。多数时候他们是汪洋大海中的水滴，并不起眼。有时他们又是白纸上的几点隐形墨水，在特定的时刻，无比醒目。
兔泽和广亲历过那样的时候。2012年，日本政府引发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很多中国机构和公司突然谢绝和他往来，他在南京的三家公司都因为业务开展困难而关门。不过，他并没有打包回家，而是马上又开了新公司。他不打算离开南京。
每年的12月13日，他确切地知道自己不是南京人。在这一天他会用自己的方式从南京“消失”——“要不在家睡觉，要不就在外地出差”，尽量避免抛头露面。8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军队攻入南京，开始了40多天的屠城。从2014年开始，这一天被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您的孙媳妇是日本人可以吗”
2016年12月13日这天，9时58分，石川果林正在教室里批改大学日语系学生的试卷。纸张垒成了一个“小山堆”。两分钟后，刺耳的长鸣声响起。
她距离一座容纳这座城市惨痛记忆的纪念馆14公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坐落在一个三角洲地带，形状像一把屠刀的刀尖，指向莫愁湖景区，也指向80年前的那场浩劫，像是无声的长鸣。
听到长鸣，批改试卷的石川果林先是吃了一惊，紧接着脑中一片空白。她才意识到这天是公祭日。
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以往每到这一天，这位说话小声、一头齐耳卷发、面色有点苍白的母亲，会考虑给学校打个电话，和孩子们一起待在家中。
但她很快缓过神来，安慰自己，“毕竟这么多年来都没发生过什么”。60秒的长鸣过去，上课铃声又叮叮作响。
石川果林已在南京生活了17年。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入了中国国籍，另外一个因为“超生”，加入了日本国籍。
这些年，她感到愈发孤单，和她一样嫁到中国的日本女人，有的因为婆媳关系而离婚；有的为了孩子的教育回到了日本。她只剩下两三个熟人。
“‘南京人不喜欢日本人’，这是很多日本人都有的想法。所以带小孩带妻子过来的很少。更多日本人宁愿去上海、苏州、无锡工作。”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
2000年，石川果林第一次到南京时，以为自己三年后就能回家。
也就是在这一年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向文部省提交了两部教科书书稿，对日本大量战争罪行进行隐瞒。同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演播室与日本民众对话。朱镕基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应该正视历史，也应该面向未来。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错误。”
不过，那时的石川果林无暇关注中日关系。她小时候学过的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教科书里一行不太起眼的小字。
她当时的问题实际而紧迫：作为一个教外国人日语的老师，该去哪个国家教一阵子日语，然后回来找个更好的工作？
在日本学日语的中国人为数不少。起初，她打算去沈阳。可突然要去的日语学校不办了。她陷入了尴尬：行李打包完毕，房子也已退租，签证也已办好。
当有人问她“要不要来南京”，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也正是这个选择打乱了她所有的计划。
在教书的大学里，她与建筑系的南京本地男教师相识、相爱。她的归期也一拖再拖。直到她告诉家里，想在南京结婚，不想回日本。
可父母发了狠话，“不回来就没你这个女儿”，从此再没主动给女儿打过电话，也拒绝到南京看她。
男方家里一样不同意，很多亲戚“呼啦呼啦”地跑过来，分拨做她丈夫的思想工作，告诫他“日本人当朋友可以，但做夫妻还是算了”。
这对跨国恋人与两个家庭僵持着。
直到有一天，石川果林去看丈夫的奶奶。奶奶是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逃过一劫的南京人。年纪大了，听力不好，蜷缩在一个凳子上。石川果林对奶奶耳语：“奶奶，您的孙媳妇是日本人可以吗？”
“当时如果奶奶觉得难受，我就打算放弃了，毕竟她见过日本人做的那些事，而且中国人这么重视家庭。”石川果林对记者解释。
但是，奶奶不带一丝犹豫地回答她：“没关系，没关系。”
“小日本”和“日本人”
兔泽和广生活在南京的这些年月，日本企业技术人员需求大的时候，南京的日本人达到过800人。而在2012年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只剩下300多人。不过近几年，又回升到500人。其中一半是日企员工，剩下的是留学生和教师等。
2016年年初，台湾富豪郭台铭的鸿海集团以7000亿日元收购了夏普。兔泽和广很快发现，他认识的夏普南京公司的一批日企员工陆续离开了。
第一次到南京，兔泽和广是来看病的，并没打算久居。20岁那年，他患上异位性皮炎，全身长满了白色的小水泡，身上缠着绷带像个“木乃伊”。中医被他视为最后的希望。他去过云南、西藏、内蒙古等地求医，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方法。
24年过后，病虽然没有痊愈，兔泽和广已经不打算离开南京，反而成了不少日本人在南京的“向导”。
他会骑着一辆自行车，带他们去鼓楼附近的山西路。一只手扶着摇晃的车把，另外一只手指着路边的小吃店。日语里夹杂着“小鱼锅贴”“狮子头”“米线”“包子”等中国话。
他喜欢带日本朋友到一家只有7平方米、开了13年的贵州米粉店。老板对他说声“来了啊”，他回应句“你好”，再点上两碗猪肝米粉，从旁边小店买上一份锅贴，就着米粉吃。
他对日本朋友说，山西路的小吃店不知道变了多少轮，就这家贵州米粉店一如从前，还是当初他来南京时的味道。
很多日本人都想知道南京这座城市的味道。他们选择从那家闻名已久的纪念馆开始体会。
很多日本人飞了1300多公里，找到兔泽和广后都会有一个请求：带我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那里是一个很让日本人有好奇感的地方，想看看中国人是怎么诉说那段历史。”他说。他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南京是个“可怕”的地方。
在过去10年里，兔泽和广每年都要陪人去参观好多次。离开时，他会习惯性地在馆内“和平女神”雕像前，为大家留一张合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纪念馆接待过的外国参观者中，日本人居于首位。
有些日本民间组织连续31年都到纪念馆拜祭。他们大都是六七十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不少人亲历过战争。起初他们是“大哥”带着“小弟”。后来“大哥”去世了，“小弟”就变成了“大哥”。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秘书芦鹏的印象中，纪念馆接待过的日本人中， “五六十岁都算是‘年轻人’了，绝大部分是七八十岁。”
相比之下，国内参观者的平均年龄却要小得多。2016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了一个对5500名参观者的调查：国内参观者平均年龄28岁，30岁以下的占了71％，其中73％是大学及以上学历。
有一回，一些日本的老牌漫画家来南京参加一个纪念活动。他们告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自己的身上是“绑着绷带”来的，既然来南京，就“准备好接受南京人扔石头”。当然，整场活动没有扔出任何一块石头。
一位在南京生活了11年的日语外教告诉记者，对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历史和战争就像一条窄窄的小河。隔着河也能喊话交流。“但如果执意下水，只能都把大家弄湿。”
24岁的日本留学生野尻仁通就是那种愿意在河边向对岸喊话的人。他从来都不与任何中国朋友谈论任何政治和历史，“敏感的部分不要随便讨论”，他说。
大三那年，他去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印象最深的是在纪念馆黑色的大理石外墙上，用中、英、日三国语言写的“遇难者30万”。
“3个人和30万人同样需要纪念。”他说，“最重要是以后如何不发生这种事情。”
在距离纪念馆7公里的地方——1912酒吧街区，野尻仁通担任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店长。这条街区的名字源自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曾是首都，这条街区紧挨着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
在南京，野尻仁通几乎不和日本人一起玩。店里的客人大都是中国人。在酒桌上，他认识了各样的中国朋友，包括医院院长、大学生、企业主、厨师。
就连他的女朋友也是教日语时认识的中国人。她为他放弃了北京一家企业的管理工作，宁愿来南京做服务生。两人在同一个老板的料理店上班。
他已经打算好：“她愿意结婚，我们就结婚。”
尽管野尻仁通尽量不让自己踏入历史的“小河”，但是水花总有打湿他双脚的时候。
2012年9月10日下午，日本政府召开会议，决定“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随后，中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反日游行。9月15日，在南京迈皋桥附近也出现了游行队伍。
第二天，野尻仁通工作的日本料理店门口被人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钓鱼岛是日本的”。有人报了警，惹来了警察。他和老板只能反复解释，“贴这个在自家店门口不是自找麻烦吗？”好在误会总算化解。
在野尻仁通经常光顾的中国拉面店里，悬挂在高处的电视机常常播放超出他理解的“抗日神剧”。他四下一望，发现大家都一边嚼着面条，一边斜着眼睛向上瞟，“看得很认真”。
野尻仁通不喜欢“抗日神剧”。他不明白这种展示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杀戮的电视剧“有什么意思”。不过他也知道，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二战题材的战争剧，只不过日本军队的对手通常是美国。
当那些剧集播出的时候，他有时会听到拉面店店员在小声议论他，背后喊他“小日本”。他有点费解，“为什么他们不清楚‘小日本’和‘日本人’是两个不同的词？”
有一次，他走在回家的路上，附近突然传来一声“小日本”。他一下愣住了，本能地停了下来，却发现身后是两个中国小男孩。他们追打嬉闹着，后面的那个小男孩不断的重复着那句“小日本”。两人从他身边跑过。
在中国，他不主动看日本媒体的新闻，但是每当他打开中国的新闻客户端，都“能在三分钟之内”看到一条有关日本的新闻。
他发现，两个国家的媒体里，中国和日本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日本，中国人常以打人、乱丢垃圾、不注重公共秩序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媒体讨论的基本都是日本政治、历史、经济上的宏观话题。
有一次他扫了一眼有关日本的一条新闻，下面的网民评论：“不欢迎小日本”，“小日本，随便打”，“我爸爸对我说，看见日本人就打死”。
“我觉得他爸爸教得就很有问题，我爸爸一直对我说，只有在被打的情况下才能还手。”他认真地对记者说。
2016年12月13日这天夜里，野尻仁通随便走进了1912街区的一家酒吧。有个中国男子上前，用英语向他打招呼：“Hi ， where are you from（你好，你来自哪里）？” 野尻仁通没有犹豫：“I am from Japan （我来自日本）。”
男子爽快地回了一句：“Welcome to Nanjing（欢迎来到南京）。”
不过，偶尔他也会伪装自己。有一年的12月13日，他坐着出租车去火车站接朋友。司机师傅一听他的口音，本能地问他：你是哪儿人。他回了一句“我是韩国的”。他故意将“是”这个字发成了平舌音。
他说，自己不想说话，不想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