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不打算就北大高材生王猛拉黑父母，并写下万字“控诉信”一事再说些什么了。但这几天，看了不少自媒体上几乎一边倒地指责家长的评论，还是有种不吐不快之感。

　　说实话，看了那封万字长信对父母的愤怒声讨，诸如小时候因不会剥鸡蛋遭亲戚取笑，父母没有及时保护他；想换同桌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出去旅游时导游安排他和两个小姑娘住，父母却什么都没说……我有一种巨大的错愕感。相对于多数人那种艰难而粗糙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细节也成了控诉父母的理由，感觉他似乎生活在一个与现实隔绝、过于精致的盆景里。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接近病态的心理。

　　更令人错愕的是，尽管王猛自己表示去看过心理医生，王父也“乞求苍天还我儿子一个健康的心灵”，但这则新闻出来后，各种自媒体却像打了鸡血一样，齐刷刷将矛头指向父母， “多少父母，不会好好说话”，“父母不经意的责怪，留给孩子的心理窟窿比想像中的大”……等于借助王猛的这封万字长信，开了一场家长批判会。

　　这样的“反思”说辞，看起来大义凛然，不容反驳。江苏连云港一位教育局长曾经在一次发言中感慨说，批评应试教育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同样，在家庭教育问题上，批评为人父母者也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从当年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滑向了“天下无不是的孩子”——事实上，这样的逻辑还在向更多的领域延伸，比如那句人们熟悉的“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这是一种凌空虚蹈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试图把父母、老师逼成“圣人”。 只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圣人。按照王猛的标准，如果父母每一次不经意的“忽略”都造成了伤害，是不是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个灰暗的童年？如果这种伤害在成年后继续放大，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给父母写一封万字控诉信？其实，在我看来，倘若在家庭这个最亲密的灵魂居所里，两代人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维护，需要刻意运用技巧，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才是对这种天然情感的一种异化。

　　当然，我并非要宣扬父母总是对的。我想说的是，父母也有犯错的时候，也有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进行伤害的时候，但时间这个硕大的容器，会将那种受伤感慢慢稀释掉，越往后，越能对父母当年的做法选择原谅与体谅。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的价值谱系里，感恩父母的付出是一种普遍性的文明准则，它甚至是生命、文明得以代代繁衍的理由。

　　王猛事件中，有人以鲁迅先生发表于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来再一次告诫现在的父母，这其实是一种刻舟求剑。鲁迅写作此文的年代，尚是“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的时代，等级森严的家族宗法制度窒息了个体的权利与尊严。但今天，在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境况下，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滑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无原则地以孩子为中心。在众多亲情撕裂事件中，如果说父母做错了什么，不是其他，而是对孩子过度关注与宠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当一个家庭将所有的希望全押在一个孩子身上，平常心就成了一种奢侈品。这，或许才是这一事件真正值得反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