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德，这位来自湖北农村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2017年12月25日在灞河溺亡。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其女友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的文章，质疑男友之死。记者获得的聊天记录显示，导师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还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在学术的江湖，杨宝德之死揭开的是或许另一种权力滥用的明规则。
　　有案可稽的疑似线索里，刻画出一个叫人匪夷所思的导师形象：早上要去停车场接，拎包送水；还要陪酒吃饭、逛超市，帮她家打扫卫生，喝醉后还得陪打麻将……博士生一年级下学期，周教授甚至让杨宝德考虑给自己熟人的女儿做家教。她在短信中说，“我觉得你现在没有什么太忙的事，一周如果给她辅导3次，每次2个小时，100元/次，这样对你来说轻松也能挣些钱补贴一下。”这些早就悖逆了师生关系底线的权力压榨，作为学术的杨宝德有一丁点拒绝的权利和自由吗？
　　除了逆来顺受，大概别无退路。实名举报？别做梦了，这就跟医生举报医药代表、职工举报老板一样破釜沉舟，除非你当真不想干了。换个导师？更是天方夜谭，大家都在一个熟人版图上，你想换，谁敢收呢。干脆不读了？十年寒窗苦，熬了这么久，让一个农村孩子放弃博士学业，估计跟杀了他也没什么区别。
　　虽然很难证明这种扭曲的师生关系与杨宝德之死之间有怎样的逻辑关系，但于情于理来说，让一个很有学业抱负的男青年cosplay“男仆、家佣、家教”等多种私人角色，这不是权力任性是什么？联想到北航陈小武教授与对外经贸大学薛原教授的桃色事件，再联想到学术界顶级期刊的《Science》杂志在其官网上发表的《博士生们面临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阴郁诡谲的师徒关系，在中国高校顶尖人才培养图景中，还算是小概率的偶然吗？
　　两重错误，昭然若揭。第一，是身份错位。封建年代的传统师徒关系，才是人身依附之下的伦理关系。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也因此，“投师”才成为“学艺”的逻辑前提。可现在的什么年代？堂堂的国字号重点大学，师生关系弄得像私塾一样，高校治理体系散发出怎样的可疑气息？
　　第二，权利救济错位。导师与学生之间，“指使”总有边界。像周教授这样无法无天的颐指气使，固然是少数；但值得反思的是，在制度救济的通道里，我们给杨宝德留下一条生路了吗？答案恐怕未必乐观。学生成了导师的小工、成了导师的廉价劳动力，甚至沦为各种工具和道具，在眼下的高等学府或科研机构，还算少见少闻吗？福柯的“权力系谱学”里，提出一个基本的论点：一个人的权力之恶，能隐射一个权力失控的图谱。在博士培养等权力较为“自由”的师生关系中，如果导师在制度上处于“失控”状态，其性格必然乖戾、其脾气必致嚣张、其作为必会失衡。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高校治理结构中，严肃调查那些滥权的导师、并将其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这才是止歇悲剧的治本之策。杨宝德之死，或才有正面的价值。
　　稿源：荆楚网
　　作者：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