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来，流感在各地肆虐，全国报告的流感病例数显著高于往年同期，流感确诊住院与重症病例数也有所上升。作为首当其冲的群体，儿童流感现象近来颇引人关注。和成人群体不同的是，儿童就医面临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媒体报道提及，部分地方医院挂号时间长、候诊10小时，重庆儿科医生累倒在接诊大厅，最近甚至还爆出“天津市海河医院儿科医生被迫停诊”的消息。

　　流感暴发导致医疗需求在短时间内爆发性增长，医疗资源供应紧张，从经济规律的角度不难理解这类现象。但儿科医生短缺成为各地的普遍现象，却不能仅仅归咎于这次流感，相反它是一个背景较为复杂的行业问题。印象中这不是媒体第一次关注该现象，早在2015年底，广州、南京等地就有医院贴出儿科停诊的消息，当时媒体集中关注这一现象，舆论市场出现不少深度分析，主流的观点认为，儿科医生短缺可追溯至儿科学本科教育断档———儿科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这从源头上减少了儿科医生的供应，并导致了如今的“儿科医生荒”。

　　但是，根据国家卫计委有关负责人的解释，其实当年对儿科专业做出的是调整优化而不是简单的取消，即只是把儿科、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医学营养学、中医骨伤、中医外科学调整合并为临床医学和中医学专业，而根据该负责人的说法，这次调整后，儿科医生具有稳定的来源。也就是说，国家对儿科本科教育的支持并未放松，尤其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教育部支持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专业。

　　这样的解释与人们日常的观感有一定的差异，现实中儿科医生的确存在短缺现象。如果人才培养并未出现大的政策变化，那么就只能用市场逻辑去解释这种现象，即儿科医生职业的吸引力在下降，学生不愿意学习儿科学，儿科在医院中的角色重要性不如其他科室，而归根结底就在于，儿科产生的经济效益相对较低。

　　儿科的特点决定了儿科医生比其他医生群体的收入要低。据媒体报道，儿科医生的收入比其他科医生的收入一般要低30%左右，而一位儿科主任的收入还不及专业儿童医院的门诊主治医师，是专业儿童医院同行的1/3到1/2。而所谓儿科的特点，即在于儿童正经历身体发育期，一般慎用药物，举例来说，看一个主任儿科医师只需9元挂号费，但50%的患儿都不需要开药，这就意味着儿科为医院创收所做的贡献不会太大。在“以药养医”的大环境下，儿科成了医院最不赚钱的部门之一，也难怪儿科医生收入低，部分地方出现医院儿科停诊，表面上是儿科医生短缺，恐怕更深层次还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这就跟廉价药的短缺问题一样———既然不赚钱，市场就不愿意提供这种服务。

　　儿科医生面临的困境，可以说是目前医疗体制问题的具体呈现，从中不难看出，“以药养医”的根基之强大，由此也不难看出，像儿科这类在“以药养医”体制中最不受益的部门，大概对医改有着最为强烈的诉求。将儿科医生短缺归结于医闹，这已经是过时、取巧且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同样，一味拿儿科医生人才供应不足来说事，也显得太过牵强。结合医疗体制的背景，现实地谈一谈儿科医生为什么收入低，并找出其中的制度症结，或许更有利于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