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诗人、文学家余光中今日病逝。今年10月23日，中山大学文学院为农历九九重阳生的诗人余光中，庆祝90大寿。当时，余光中摇摇头不想当人瑞，却是提起《战国策》中的“行百里者，半九十”，接下来的路才艰辛，希望能够健康写作，再出2本书。（12月14日中国新闻网）

　　情之所至方为诗。我们对余光中先生的认识，很多人是从诗歌《乡愁》开始的。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21岁余光中写下的这首诗，撩拨起国人对家国一统的浩荡思绪。一生在逃亡与离乡中颠沛流离，半世在纷争与战斗里孤独忧郁，却因灵魂早已皈依汉唐魂魄，因此笔下才会有“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江南到川蜀，从大陆到宝岛，从美国到香港……一路走下去，便是一生的时光。那种思乡的情切，那种飘荡的忧伤，那种对和平盛世归属感的渴望，大概是文字亦不能承载的重量——因为，“童年的天空啊，看不见风筝，看到的是轰炸机”。诗人或者诗歌的好坏，其实与繁复多元的人性无关，大概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对于现代性困境，诗文呈现了怎样的张力；二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承续，诗文恪尽了怎样的使命。

　　余光中的诗能在中国成为一波波“余光中热”，大概基本上比较典范地回应了以上两个命题。一方面，他的诗歌跳脱了个人的情绪体验，未曾回避诸多历史和政治的思考；另一方面，他的诗文基本契合台湾诗坛30年间“西化而回归”的走向。从“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终归于“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

　　文无定法，人无完人。倒不是因为老先生驾鹤西去，就非要在其生平经过上鎏金，而是揆诸现实，他的文学价值远在“乡愁”之上。有人说，余光中去世，这世间又少了一个高级而有趣的人。这话未必作假，曹可凡曾访问他，说如何面对李敖的攻击却从不反击，余光中答，“他一直骂我，我则保持沉默，这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而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老先生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皆有建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看过他的《翻译乃大道》，大概会发现另一个余光中。诗好，散文更胜，梁实秋亦曾赞其“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难能可贵的，是余光中对传统文化的恪守。他曾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亦明确表示，“如果把文言文抛掉不用，我们就会变成没有记忆的民族！”了然以上取向，就明白其文学造诣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概就是将西方象征派意向，融会贯通于中国古典派诗情之间。在中国诗歌沦陷于各种“体”而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今天，重读余光中，重读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史，或许，这是文艺创造与文学创作之需。

　　一转眼，余光中与《乡愁》隔了个人间。满眼先生归也，不觉江南冬寒。

　　稿源：荆楚网

　　作者：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