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络流传的一条时长1分18秒的视频显示，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2017届学生毕业典礼上，当天下着雨，疑似一名校领导正为学生颁发证书，一名女生跟在后面为其打伞。对此，6月18日，树人小学校官方通报称，当时是一位打着伞负责递送毕业证书的同学站在校长身后，顺势为其遮雨，校长全神贯注为毕业生颁发证书和简短交流，未注意到。（6月19日澎湃新闻）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可见，才高如太史公者，也愿意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所尊敬、景仰的人做些“执鞭”之类的工作。在尊师重道文化浓厚的传统社会里，这类的事情不胜枚举，侍疾在侧如儿女般日日进奉汤药者有之，老师去世后守墓数年者亦有之，下雨时给老师打伞其实根本不值一提。

　　既然给老师打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如今的“学生给老师打伞”变得如此敏感，校方或老师的回应都像树人小学这样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解构权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专家成为调笑的对象，权威在某些语境下也失去了其应有的力量，而且，当“强者”与“弱者”如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城管与小摊贩、官员与群众、老师与学生等等相遇时，同情的天平通常会偏向“弱者”，同时令“强者”无论对错都百口莫辩。

　　这种现象的存在自然有其缘由，因为，某些领域的某些权威曾给人们留下过深深的心理阴影，假专家之名大行欺骗之道的至今仍大有人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权威的解构，对“弱者”在“强者”面前“示弱”现象的敏感，其实是“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

　　不幸的是，这种自我保护一旦走向极端，便容易显现出矫枉过正的偏颇，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树人小学的撑伞事件，学生可能仅仅是单纯地出于对校长的尊敬，甚至可能是德育内化为自然行动的无意识之举，但一旦放大了其中“学生”与“校长”的身份差异，便立刻引发一片口诛笔伐。

　　晚辈不能给长辈打伞吗？当然不是。学生不能给老师或校长打伞吗？当然不是。下属不能给领导打伞吗？当然也不是。这里边不应该有能不能的问题，也不应有应不应该的问题，而只能有是否自愿的问题。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当事人一方，这种行为是不是当事人的自愿行为？是否超出了当事人的能力范围？当事人在作出这一行为时是否损害了自身的利益？在从中获益的另一方，则是有没有将他人的善意当作他人的义务？有没有向当事人表达谢意？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形下，当提供帮助的工具在自己手中时，是否也会向当事人表达同样的善意？

　　这里边，很多判断的依据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但是，在双方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情况下，了解双方的真实想法也并非难事。而且，正是很多真实的主观的想法决定了事情的性质。

　　解铃还须系铃人。若想让自愿不被解读为欺压，让尊敬和善意不被曲解，无论权力还是权威都必须更加的收敛，并保持足够的谦卑。当权力不再可以伤害他人，当权威不再成为某些人打压或欺骗他人的工具，来自学生和下属的伞才会仅仅被当作一把伞，被当然尊敬和善意的载体，而非下对上、弱对强的谄媚，更不是上对下、强对弱的欺压。

　　稿源：湖北日报网

　　作者：张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