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阶层固化，指的是社会向上流动渠道狭窄，个人通过自己的才能和努力难以实现向上流动，有学者用三句话来总结目前的阶层固化现实：上等社会青年阶层的“世袭化”，中间社会青年阶层的“下流化”，社会底层青年的“边缘化”；而黎民百姓的定义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其实说白了就是每个社会成员是否具备现实的机会平等，因而，阶层固化总体上体现为负面且消极的影响。

近日，一位博物馆解说员的两个故事再度将“阶层固化”这一问题推到大众眼前。有人开玩笑说改革开放前十年，发财靠胆子，社会性流动性非常高；第二个十年开始，发财靠路子，社会流动性开始降低；再过十年，发财靠老子，那就是社会流动性最低了。而《人民日报》举出王宝强从下层到上层的逆袭一例试图论证中国社会阶层固化不存在，于此，且不论王宝强的个例能否成为强有力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些人打破了阶层固化，仍然会面临一系列的困局。

《人民的名义》剧集过半，祁同伟是剧中最具有深意的反面角色。一个穷小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汉大，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也曾意气风发，想要有所作为。职业上受挫之后不得不娶父亲是政法委书记的梁璐，攀上高枝后官场上一路顺风顺水当上了省公安厅厅长。打破阶层固化的祁厅长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安排各种亲戚进入公安系统，包庇远方亲戚的轮奸案……出身寒门的祁厅长“穷怕了”后发现钱和权力是最靠得住的，一时间知乎上“穷人家的孩子当官出人头地的话，比家庭好的人更容易腐败。”的论断甚嚣尘上。

我对于这句话的真实性是存疑的，但却不得不承认打破阶层固化的逆袭，并不总是光鲜美好。重新踏上《歌手》舞台的张杰是一个践行者。同为逆战歌手，他没有收到像李健和林志炫一样的期待与欢呼，他的热度更多来自于无尽的嘲讽，归根结底，在于他太“土”了。

像祁同伟、张杰云云，中国称之为“凤凰男”，欧美心理学家有一个更严谨的学术概念，叫做“阶层旅行者”，指通过后天的学习或努力，改变自己所在阶层的人。阶层旅行者的一大特点是，喜欢把自己脱颖而出的原因归于个人能力出众，并引以为傲。尽管他努力改变，但只要和原生家庭仍依存各种血肉关联，他们就免不了在充斥中上阶层精英的环境中，陷入某种因家庭背景或缺乏中上层文化资本引发的自卑，并渗透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阶层旅行者本质上是自傲与自卑的矛盾结合体。

普通人家的孩子一路走来不容易。所以我们面对祁同伟除了愤怒还有同情，指责张杰是希望他正视自己提升音乐品味。跨越阶层的向上流动过程并不圆满，即便是一段美谈，也要付出相应的文化代价。凤凰男作为中国情境下的阶层旅行者，造成他们被“污名化”的诸多负面标签实质上也是对其心理和文化特质的一种投影。

要打破这种困局，最重要的是要打破阶层固化本身——教育公平是底线公平，要打破原生家庭带来的认知枷锁，要摒弃社会上抱团拼资源的不良风气。同时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对于生活在所有社会的人来说在各个层面都意义重大，对于生存而言，享受他人良好的评价本身值得追寻，是对生计的一种保障，避免羞耻以及降级是世界各地的人们的一种强大驱动力。最后，阶层旅行者们不要安于自卑羞耻或者加诸自身的道德枷锁，而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观察”与“文化生产”，来修正和丰富人们对于自己的认知。

稿源：湖北日报网

作者：邓琛（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