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

《南方周末》这篇《刺死辱母者》的报道，将电视上才有的黑社会催逼高利贷场景拉回到现实，血琳琳的剧情令人哑然，光天化日下发生如此猖狂的暴力逼仄，令人恍若隔世。违背人伦的羞辱与民警“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的事不关己将冲突推向高潮，他救无望的于欢将反抗的匕首捅向了施暴者。

然而于欢的不幸才刚刚开始，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面对法院的判决，公众并不买账，这种撕裂社会共识的决断引发轩然大波。与此同时，涉事数方展现出的民间金融生态、实业生态、社会生态、法治生态更是令人惊讶万分。

法律是一门世俗的事业，它以解决现实生活问题为己任，但它背后也应该蕴藏着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和理解，从而法律就应该还具有非常人性的一面。

而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这样的说辞笔者难以苟同，面对这样罔顾人伦的施暴者，于欢的心该有多大才能理解。面对警察都不置可否的现状，于欢拿什么处理，求饶还是还债？有效果还是他有还债的实力？

再者，法院在解释于欢不具备过当防卫的理由时这样说：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那么，法律可曾赋予任何人限制别人人身自由的权利？对于掌掴和用下体羞辱的行为，请问何为工具？

此外，法院所言在出警情况下，于欢及其母亲危害较小的判别依据在哪里？若非于欢拔刀相向，警察的一走了之何尝不是对施暴者最大的鼓舞，那法院如何判别在这种情下母子的生命安危依然有保障？

马克思认为犯罪是社会个体对现存的不公平的社会关系的反抗。而于欢他杀人的根本原因无疑是当时的环境使然，是当时绝望环境的压迫。尤其是在被害人做出那种背弃人伦的行为，以及派出所警员那句简单的告白，既助长了恶行同时也成为压倒于欢内心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或许我们应该思索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上为什么会有弱势群体，产生的根源在哪里？法律强调“人人平等”，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把标尺放到真实的社会，多少有些足不适履的缺憾。由此我们必须承不平等的存在，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建立更完善的弱者保护制度。最起码我们的法律是让弱者活的有底气有尊严，而不是让他们变成更弱者，不是吗？我们同情于欢也是同情自己，我们生活在不确定性因素保包围的世界里，我们希望法律的正义向着自己。

稿源：湖北日报网

作者：陆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