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日胜

最左为杨日胜

1991年6月底，我接到德国西康光纤有限公司的来信，通知我，他们接受了我的求职申请，在公司的生产和应用部门给我提供一个职位。接到来信后，我既感到高兴，也有点出乎意料之外。我原来在AEG KABEL（德国通用电器电缆厂）光纤发展部工作，属于戴姆勒•奔驰集团。 1991年初，戴姆勒•奔驰集团宣布，将通用电器电缆厂卖给法国的跨国集团公司阿尔卡特, 公司的光纤发展部和光纤预制棒的生产车间都要关闭。这样，很多人都将要离开，找新的工作。西康光纤公司是德国唯一规模较大的光纤生产厂家，所以，我和我的很多同事都向该公司投递了求职申请，包括我的顶头上司，光纤发展部的负责人索姆博士，负责生产的比尔尼博士等，大概有20多人。这些人都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其中，索姆博士以前在世界上最大的光纤公司—美国康宁公司工作了十多年；比尔尼博士从事光纤的研发工作也很早，曾研制出欧洲衰耗最低的多模光纤。

在这场求职竞争中，对我更为不利的是，当时我在德国还没有取得永久居留权。按照当时德国的规定，一家公司在雇佣一个外国人之前，先要在报纸和杂志上登招聘广告三个月，先看看是否有德国人能承担这一工作，如果在德国境内没有合适的应聘者，还需要在欧共体国家找一下，看看是否有能胜任这一职位的应聘者，只有在德国和欧共体国家都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才能雇佣外国人。当然，在实际招聘时，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会真的这样严格。但是，外国人在德国找工作比德国人要困难得多的确是事实，因为为了雇佣一个外国人，公司需要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作许可，而德国人和有永久居留权的人则不需要这种许可，有的公司怕麻烦，往往就不考虑外国人了。

西康公司在众多的应聘者中最后选上了我，不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让我的同事们感到惊奇，他们认为是我的博士导师温格尔教授帮了我的忙，不过，他们都猜错了。温格尔教授虽然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但是，他与西康公司并没有联系。西康公司雇佣我主要是从开拓中国光纤光缆市场方面考虑的。西康公司是德国西门子公司与美国康宁公司的合资企业，欧洲最大的光纤生产厂家。按照协议，西康公司的光纤不能卖到美国去；美国康宁公司的光纤不能卖到欧洲来。对中国市场则没有任何规定和限制，无论是美国康宁公司，还是德国西康公司，都可以卖光纤。西康公司预见到了中国市场的前景，急于拓展这一市场，我无疑是最佳人选。我报到后，西康公司人事部门的头对我说，你的专业是光纤，有博士学位，懂德语，懂英语，中文是母语，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人，我们在德国，乃至欧洲都找不到其他人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在当时，出国的人还不多，到德国的更少，的确是很难找到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人。

按照与西康公司的工作合同，我应该在1991年11月1日到公司报到。9月底我接到公司的电话，询问我能否提前半个月到公司报到？因为10月下旬，有一个来自成都电缆厂的代表团要来公司访问。虽然我与通用电器电缆厂的合同要到10月31日才到期，但是，我还有近20天休假没有用掉。于是，我以休假的形式，提前半个多月到西康公司报到了。正式上班后不几天，一个由成都电缆厂厂长和副总工程师领队的代表团到西康公司访问，我负责接待。成都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来德国之前我在成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见到来自故乡的客人，大家都很高兴。通过这次访问，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接触，我与成都电缆厂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的建议和帮助下，成都电缆厂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在成都建立了一家生产光缆的合资企业，这家合资企业到现在为止一直运行良好。1991年12月我与公司的领导和负责中国市场的销售经理一起到中国对成都电缆厂进行了回访，同时还拜访了侯马电缆厂和国内其它客户。位于山西侯马的侯马电缆厂是国内生产光缆较早的厂家，被国内业界人士称为“中国光缆的黄埔军校”，意思是为国内培养了很多光缆方面的专门人才，国内后来兴起的光缆生产厂家的技术负责人不少出自侯马电缆厂。侯马电缆厂是我们西康公司的重要客户，与成都电缆厂一样，当时都属于邮电部邮电器材总公司。

1992年12月初，侯马电缆厂紧急电告西康公司，他们用西康光纤生产的光缆在河北段施工过程中，光纤之间的接头衰耗被发现严重超标。在铺设光缆时，光纤的接头衰耗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指标，它的大小极大地影响系统的传输质量。侯马电缆厂希望西康公司尽快派专家前往中国，解决此技术问题。进一步的联系后，我们了解到，问题发生在国家非常重要的一条光缆干线的施工过程中。该光缆干线全长47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架空光缆干线，将北京与中国最南部的海南岛连接起来了。侯马电缆厂中了光缆干线在河北和河南两省境内的标，所交付的光缆全部用的是西康公司生产的光纤。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公司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我和负责中国市场的销售经理艾维斯贝格先生马上去中国，所有与技术有关问题由我全权负责处理。同时，公司高层通过西门子公司领导紧急抽调西门子公司正在马尼拉从事光缆熔接的技师穆勒先生带着光纤熔接机到北京与我们会合，一同前往施工所在地—石家庄。

12月中旬，我和销售经理艾维斯贝格先生从德国飞到北京；同一天，穆勒先生也从马尼拉到达北京。第二天我们一起从北京坐火车前往石家庄的施工现场。12月中旬北方的天气很冷，我们坐的车厢，有的窗户玻璃破碎了，冷风直往我们脸上吹，把我们几个冻得够呛。23年后，我又一次在12月份坐火车（高铁）从北京去石家庄，又快又舒服，变化真是太大了。侯马电缆厂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已在石家庄等我们了，我们一同来到施工帐篷。在河北省邮电局和光缆施工公司的见证下，我和穆勒先生随机选取了三条线路的光纤，用带来的熔接机进行了熔接，每次熔接完成后马上测量接头衰耗的大小。每条线路重复进行三次熔接和测量，这样，我们一共得到了9个测量结果。我仔细检查了测试结果，发现接头衰耗远远低于技术指标的要求，光纤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客户为什么认为接头衰耗严重超标呢？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在与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讨论后，我才发现，邮电器材总公司对光纤的真正接头衰耗和测量方法存在着误解，从而给下面的施工单位提出了不合理的技术要求。

在光缆的实际施工中，人们通常用一种称之为光时域反射仪（OTDR）的仪器来测量光纤的接头衰耗。这种仪器是通过对光纤发射光，接收在接头处两根光纤端面形成的后向散射来确定接头衰耗的大小。由于后向散射的变化，光时域反射仪从一个方向测得的值，称之为单向值，并不表示真正的接头衰耗，而只是一种“表面”衰耗。真正的接头衰耗是用光时域反射仪从接头的两个方向测得的两个单向值的平均值，所以，单向值大并不表示接头衰耗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大规模光缆施工方面，我国还处于初始阶段，对应用OTDR进行接头衰耗测量时存在一系列误解，普遍认为从一个方向测得的单向值就是接头衰耗。所以，邮电部门制订的技术规范要求每个接头的单向值不能超过0.07分贝，这给下面的施工单位造成了很多困难。实事求是地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这些问题不足为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向邮电器材总公司建议，尽快举行技术研讨会，让大家对接头衰耗有正确的认识。邮电器材总公司也很快认识到，这些技术问题不解决，将极大地阻碍国内光缆建设的发展。在邮电器材总公司和石家庄邮电部门的组织和安排下，我在一系列的技术研讨会上作了有关光纤接头衰耗的专题报告。在报告中，我从理论上和实际上对光纤的接头衰耗进行了详细阐述。考虑到欧美国家已有较成熟的实践经验，我将欧美日的光缆施工技术规范和德国电信现场施工熔接光纤的流程图介绍给了国内同行。在参加实际施工的过程中，我总结出了一种在现场施工中能简易进行测量的方法，并推荐给了国内同行。与侯马电缆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我们撰写了“单模光纤的接头衰耗”和“光纤参数的差异对接头衰耗的影响及现场施工中简易的OTDR双向测量方法”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现代电信科技》1993年第11期和1994年《第43届国际电线和电缆学术会议论文集》。

20多年后，中国早已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国和消费国；光缆施工的先进程度也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参加国内的光纤光缆行业会议时，还经常有国内同行向我说，当年我们就是拿着你写的论文，向客户解释什么是真正的接头衰耗！我为我能在中国的光通信发展事业中能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而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