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云昌（1962级工程物理）

百年来一大批大师级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云集于清华这个水清木华之地。解放前的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在中国大学史上有一句最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一向就是以名师云集、人才荟萃称雄于华夏。

到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虽然历经变迁，已经成为综合性的工科学校，教师已经不评定职称，但我们知道，清华拥有评过的教授、副教授108人，称之为“108将”，他们应该大部分还是旧清华时留学归国的清华教授。那时大师已经远去，我们连清华曾经的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是谁却不知道，著名教授赵访熊、张子高、刘仙洲、梁思成、孟昭英、章名涛等，或因年事已高，或因专业不同，闻名而不曾受教，唯有体育教授马约翰的新生体育课必然是记忆犹新的。

一

在清华接受教师们的教学是我们的终身幸事。他们严谨治学，教我育我，春风化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在校六年多，上课却只有三年多，因此从学生的角度只能回忆起一些片段，只能是清华教师各类人物的简单素描，但或许这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大学第一学期开设高等数学课，我们工程物理系和数学力学系一起开的大课，授课老师李欧先生。李先生身材魁伟，声音洪亮，他步入教室，把教案放在教桌上，从不打开，一下就切入正题，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住。板书书写非常工整，粉笔字写得非常快，但又非常娟秀，非常便于大家记笔记。他在讲课中，一般不讲如何解题，注重数学的基本概念及各种数学公式和方程式的推导。在每堂课结束时，都有非常精彩简炼的概括和总结，当他最后一句话讲完，下课铃声刚好响起。把高等数学这样的课程讲授得如此精彩，让很多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年同学们参加海淀区人民代表的普选活动，当公布选举结果时，在正式候选人之外，李先生还得了几票。后来得知，李先生是1948还是1949年清华毕业生，已经考上了去美国的学校准备去留学，因为解放了没有去成就留校任教了，曾被评为教授，是数学教研室主任。对于李先生的讲课水平，李先生的讲课风采，铭记在心，至今回忆起清华的教师都会想起李欧李先生来。

从大一第二学期起开设的普通物理，由刘绍堂教授主讲，据说他在老清华教授中是唯一的“土教授”，就是说他没有留洋的经历。刘先生讲课时笑容可掬、满面红光，操着一口带有浓重山西口音的普通话，刘先生讲课有时夹杂有英语或者不标准的俄语，他说，俄语是苏联专家到学校后，跟着俄语扫盲班突击学的。刘先生讲课内容非常宽广，基本概念讲的非常透彻明了，由于他讲课没有教材或者指定的教学参考书，但他总是指导如何阅读参考书，而且他指的参考书变化多端，他对于记听课笔记要求很高，要在上课时记的听课笔记、课后阅读参考书的阅读笔记、最后再进行整理笔记。因此我们的普通物理课程学得很扎实。

物理实验课在科学馆进行，平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那里学会的，每次实验课前都要预先写好实验预习报告，经老师看过后开始做实验，一般进行得很顺利。有一次，记得好像是“密立根油滴实验”，数据总是不对，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已经忘记姓名的年轻老师，非常耐心地同我一起重新做实验，数据仍然不对，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原因。那时，已经显得十分陈旧的科学馆已经没有其他人了，实验室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显得有点“阴森恐怖”，外面天已黑透，路灯照耀，路上是早已吃完晚饭去上晚自习的人流。学生食堂已经关门，只能到八号楼买一包一毛三分钱的油炸方便面充饥。我想，那位年轻老师应该还是单身吧，他上哪里吃晚饭呢？经过这五个多小时，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是科学实验？什么是科学精神？

清华教师就是这样教我如何为学。

二

余兴坤是工物系总支书记兼系副主任，我在66年上半年在分团办公室任秘书，几乎每天可以见到他，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在我的记忆中，他十分清瘦，个子不高，不太爱讲话，但在大会上讲话时，讲话不急不徐，解释政策非常清楚，分析形势十分准确，没有任何废话。

有时他会走到我的办公室，及至我看到他站起来打招呼，问他有什么事时，他往往是说，没有事，你忙你的，然后转身走了。

何东昌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兼任校教务长、工程物理系主任。在学校期间，我们作为他的学子，虽然没有直接听他讲过课，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我们的真正的老师，我们都以他的学生而引为自豪。在学校的大会上，我们经常能听取何东昌的报告，他的报告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充满哲理，报告时间一般在一个半小时之内，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1965年上半年刚分完专业不久的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在工物系馆门前课间休息，只见何东昌骑着一辆很旧的自行车，来到系馆，他向同学们含笑点头后匆匆上了系馆的台阶，看到系馆大门旁一个被丢弃的阶梯教室座椅的部件，他立即捡起来，很认真地向工作人员做了交待。

在何东昌领导下，清华大学以工程物理系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学科专业，走出了一条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路子，为国家建设培养了急需的人才。

蔡君馥是我同学的姨妈，当时是清华最年轻的副教授，土建系建筑物理教研室主任，后来我同学成了我的夫人，蔡君馥先生也就成了我的姨妈，因此对她了解和认识就更多、更详细一些。蔡先生在解放初天津耀华中学高中毕业，因对抗家庭的包办婚姻，只身考取清华，引起家庭登报脱离关系，1957年作为梁思成先生的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59年取得“薄壳结构理论研究”科研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为当时各大报纸报道。

接受她的教益主要是在我们毕业离校以后。上世纪80年代末她年近60，受邀赴美国讲学一年，她去河南、山西等地考察中国特色建筑窑洞，当地老乡都说：您这么大年的老太太，该在家抱孙子，还到我们这些穷乡僻壤。在美国给她很高的讲课费，但她为了方便和省钱，退掉了美国大学给她租的住房，与留学生合租住房，骑自行车去讲课，回国时什么美国货都没带，把所有剩余的钱上交驻美中国大使馆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有机会随单位领导参观访问清华大学，我去看望她，她听了我们的来意后笑着说：清华有什么看的，我就从来没有参观过张光斗的水力实验室，也没有参观过200号、什么CMS，清华是清华，你们是你们，不是干这个的看了也不懂，白浪费时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真正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

三

我在校时曾担任校学生会群众体育组副组长，有机会参加学生会干部会议，有幸见负责学生会工作的学校团委副书记谭浩强，他脸色白净，骨格清瘦，一付文弱书生的样子。大家在讨论发言时，他在本子上不停地记着什么，我偶然瞥了一下他的笔记本，只见他打开的那页上，是他信手涂鸦的“作品”。等到他总结发言时，把大家发言的精彩部分归纳等条理清晰，把以后的工作如何开展讲得头头是道。我心想，这个人固然是绝顶聪明，名不虚传，顿生敬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谭浩强和其他同志合作编著了130种计算机著作，主编了18套计算机丛书(包括228种书)，成为个人编著科技著作数量之最；他编著的书的发行量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科技专家。他成为著名的IT时代的“知识英雄”，宋健给他题词称：“教授计算技术的大师，普及现代科技之巨擘”。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到清华进行学习交流，发现清华的教师队伍，从机关干部，到各级领导，几乎是无一人不具有某个方面的业务专长。清华当时担任总务处校园科的科长，就是一个环境工程系的博士毕业生，他对于学校名贵树木的引进和栽培有科学的规划和论证，而且对于校园环境卫生的管理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实在是个专家级的人物。

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下，学校保卫科的校卫队的人员（就是安保）一般都是社会上招聘的临时工，几年以后，他们中间部分都取得了在职进修的学历。据说，有一食堂的炊事员，自学外语几年，居然成为外语翻译方面的专门人才。

于是我顿生感慨：看来一个人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能力是相通的，有能力的人干什么都行，没有能力的人干什么都不行，清华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