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文笔写字会爆发出锋利又钝重的声音,双层盲文板定住纸张,似发电报的紧凑“哒哒哒”声中,笔针隔着厚纸戳落到板底凹漕,刺显出厚纸底面一个个凸点。整间教室二十多个视障高中生集体使用盲文板笔打字的话,几乎是万马奔腾、振奋人心的声音。
5月12日上午,长江中游南岸,湖北武汉理工大学一间课堂上,只有黄莺有过如此体会。进大学之前,她上的每节课几乎都有如此场面。
此刻在她周围,同学们笔珠正在纸面摩擦滑出墨水,教室集体也只形成了极轻的“刷刷”声。考入大学一个月后,她再也没将盲文笔带到教室过。
在宁夏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八年,青岛盲校就读五年的黄莺在2015年6月进入全国普通高考(精品课)考场。这一年,是国家向盲人考生提供普通高考盲文试卷的第二年,与黄莺一起参加普通高考的,全国还有其他7位应届视障考生。
当年22岁的黄莺最终考分超出了宁夏当地一本录取线85分,并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
自2014年教育部对视障群体开放普通高考,2015年8位视障学生参考试水后,2017年已是应届视障学生参加普通高考的第三年。在今年,黄莺毕业的青岛盲校也将有4位视障学生参加高考。
推拿按摩——几乎贯穿了视障群体特殊教育的始终。开放普通高考之前,视障群体若想接受高等教育只有一条道路—单考单招(大学以自主命题组织考试的形式招收视障生)。按照“单考单招”政策,只有北京联合大学、长春大学、滨州医学院三所大学招收视障考生,并且专业仅限于针灸按摩、康复治疗和音乐等专业。
“单考单招”由于专业设置特定,后续教育融合度较低,长期影响视障考生的选择,绝大多数视障生只能选择针灸按摩专业。如果视障生梦想其他职业如律师、心理咨询师、老师等,由于政策限制,几乎无望。
“我在银川八年,一直笼罩在按摩的阴影里。”黄莺说。但对她来说,最理想的教育结果一度也是通过单考单招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针灸推拿专业。
“今天是个大晴天,我闻得到香樟味道。”5月13日,黄莺走在校内回宿舍的路上。她眼睛是清亮的琥珀色,2岁那场长达半月的高烧后,这双眼失明了。
时至梅雨,这座长江穿越的城市经过前一天的大雨,路两旁的香樟树被洗得翠绿,不少路人驻足拍照。黄莺没拿盲杖,落脚很轻,不至于被突来的台阶或上坡磕绊。来了车,或来了人,身旁好友就轻轻拉她一下。
2014年新高考政策扭转了她原指向针灸按摩专业的命运,2015年9月,黄莺成为了武汉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大一新生,这一学年她各科考试总分位列全班第三。现在黄莺再回想起命运在关键节点的转向,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2002年,6岁半的黄莺进入宁夏特殊教育学校就读,课程除了语文、数学、英语(精品课)、音乐等常规课程,还包括定向行走。二年级开设了按摩课,等到六年级,一周三个下午全是按摩推拿课。学校为九年制,按摩课在学习中的比重越来越重,文化课中只剩语文、数学。
掌心劳宫穴,主治昏迷、晕厥、中暑;后颈风池穴,可治头痛、眼疲、失眠;手虎口合谷穴,专治感冒、牙痛、扁桃体炎……除了“劳宫穴”常被读成“老公”,全班爆笑一阵之外,黄莺对于按摩课上这些穴位知识全无兴致。
班上陆陆续续有同学退学,有的直接从事按摩,有的干脆报了推拿培训班。老师、亲人、同学们的讨论中,黄莺隐约感觉到,推拿按摩将是自己未来的最终出路。
“正常学生可能从小被灌输要考大学的思想,我们从小却被灌输学按摩的思想,老师和学生都奔着这个特别清晰的目标前进。很多老师就直接说,你们以后就是去做推拿的。”2016届视障高考生满林锦说,因为一些盲校特殊教育的文化教学不成体系,到后来很多学生到高中明明有单考单招想法,却因为之前的基础落得太多,难以弥补。
满林锦曾在大连盲聋学校学习,她是大连第一位走进高考考场的全盲考生。去年,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录取了她,专业方向是琵琶。
奔着当时视障学生教育的最好出处——单考单招。2010年,初中毕业的黄莺来到山东青岛盲校就读高中,因此前文化课的缺失,她重读了两年初中才得以通过考试入学。当时,黄莺定下的目标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假期回银川,有时遇上同学聚会,班上很多同学已经都开了推拿店,事业红红火火。原来的老师也会和黄莺说,黄莺你折腾什么呢,你考上了还不是学推拿,以后出来还得给他们打工。
“就算是单考单招也丝毫看不到转机,绝大多数盲人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推拿。可能我这辈子真的只能干推拿了。”黄莺说:“并不是说推拿就不好,可起码要给我选择的权力。”
数年来,视障考生已对开放普通高考有过呼吁和争取。
2013年12月,河南视障人士李金生报考2014年高考被拒,当地招生办工作人员给出的理由是河南省没有盲文试卷。对于已数年呼吁开放高考的视障群体,这类事也见怪不怪。
根本性的转变始于2014年。
当年3月,黄莺高二下学期刚开学,教育部常规发布年度高考通知,一则35字内容改写了黄莺在内的全国661万视障群体的人生选择可能,通知称,有盲人参加高考的,各级教育部门要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由专人予以协助。
2014年,亦被称为“中国盲人高考元年”。这一年6月,已经46岁的李金生作为全国首位盲生参加了全国普通高考,在仅有他一人的专门考场上,使用盲文试卷作答。尽管最后落选,但政策给予视障群体的破冰意义早已远超分数本身。
教育部的通知下发后,黄莺所在的青岛盲校召集学生们开了好几场会,各科老师分析参加考试的可能性。盲校虽然也使用统一高中教材授课,但授课遵循单考单招考纲要求。北京联合大学针灸推拿专业考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长春大学多考一门生物。文科综合专业未开设。具体到各学科知识点,如数学中导数、立体几何这类不考的知识点也只是简单过了一遍。黄莺这届共26人,最终决定报考的包括黄莺在内有三位学生。
“从来没有人看过卷子长什么样。普通学生为高考准备了十二年,我们在高考前一年才收到可以考试的消息。”黄莺说,2014年对视障生开放高考的政策出台时,还仅仅是一个概念化、很飘渺的东西,连一张高考样卷也没有。遇到抛物线、椭圆这种比较复杂的函数怎么办,遇到图案题和实验操作题怎么办。但能确认的一点是,如果放弃这样来之不易的机会,未免太可惜了。
相比普通学生丰富的备考资料,盲生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资料稀缺。单考单招考纲里音乐专业只考语数外和乐理、视唱练耳和乐器,从小学音乐的满林锦需要从头学习文综。满林锦特意去普通学校就读了一年,由于文综资料书的缺失,她抄写下历史、政治、地理三科每一章节的重点内容。各科资料加起来,她一共手抄了百十来本。
“当时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很多盲生已经错过了普通高考的机会,那种遗憾和失落特别大,给我很大震撼。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满林锦说。
在学习之外,视障考生更大的担忧在于,自己试错会不会导致整个视障群体受影响。这些学生亲眼见证了开放高考的破冰,也见证了2014年李金生高考落榜后社会上涌现“浪费国家资源”的言论,这让他们心理压力非常大。
“如果考,我们是第一批参加高考的盲人应届生。考不好的话,会不会以后不会再有盲生尝试了,或者甚至这个政策会被否定,被推翻。”黄莺说。
2015年4月,教育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承诺在高考中为各类残障考生提供包括盲文试卷在内的共计12项合理便利措施。同月,参加完单考单招的黄莺回家,当地教育部门找她一家人谈了话。“你们这是浪费国家资源,说你知道制造盲人试卷有多贵吗,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你们清楚吗?”
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浪费国家资源”六个字被反复强调。黄莺越来越动摇,走的时候问爸爸:“爸爸,我们是不是真的浪费国家资源了,要不不考了吧。”黄莺的父亲果断训斥了她:“你辛苦准备了这么久,必须考。”
对黄莺来说,2015年6月的高考,几乎是她与命运的决战时刻。
2015年6月7日,作为全国8位盲人考生之一,20岁的黄莺在银川二中参加了高考,盲文试卷,考试时间延长50%。在这间仅有黄莺一人考试的独立考场里,那两天都回荡着盲文笔打字的“哒哒哒”声。十多天后,宁夏高考分数公布,黄莺语文113分,数学127分,英语101分,理科综合189分,总分530分。她超出当年宁夏高考理科一本分数线85分。
这一年全国8位参加普通高考的视障应届生中,7名考入普通大学就读。高考效果几乎立竿见影,黄莺就读的宁夏特殊学校开启了针对单考单招的班,青岛盲校针对备战高考形成了制度。黄莺高中三年班主任,青岛盲校生物教师李青透露,学校在高一和高二有针对高考摸底考试,据学生具体情况和学生意见进行分科,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今年青岛盲校参加高考的四位同学,都没有确认4月单考单招的录用信息。这导致高考风险非常大,学生要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参考。特殊群体应该有特殊政策来照顾。”李青表示,单考单招在每年4月,成绩出来后需要几天内确认就读信息,学生档案一旦提取就无法参与高考提档和志愿填报。
因为此前已确认单考单招的录用信息,2016届青岛盲校视障考生杨玉青即使超出山东省理科一本线2分,也最终没有报考其他大学普通专业的机会了。
目前,视障学生进入高中后将面临是否选择单考单招或高考的抉择问题。李青发现,由于很多特殊教育学校的课程开设不规范,很多学生因为学习基础差而难以抉择。
“现在我教的高一学生几位都没有学过生物,有的英语只会26个字母。不少学生基础缺失都需要花大功夫从头开始补。”李青说。
在满林锦看来,如果特殊教育的现状不改变,高考很难在视障群体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他学生可能只是背负着家里的期待,但我们还面对着更多的眼光。”满林锦说,2016年4月,她已通过单考单招取得北京联合大学第一名的成绩。但为参加高考,她放弃了北京联大单考单招的录取,她当时自己也压力巨大,“我就是憋着一股劲儿,想证明些什么。高考风险非常大,如果复读了也还考不上,按摩又没学,那就真的是没有路了,这也是很多人不敢轻易尝试的原因。如果说可以兼报高考和单考单招,风险还能降低一些。”
从盲校到普通大学,对应着从特殊教育到融合教育的跨越,对盲生们而言充满了冲击感。2016年高考,音乐特长生满林锦考了486分,当她以文化成绩第一、音乐专业全省第十的成绩入读辽宁师范大学音乐表演专业后,陷入了一段长时期的自我怀疑,她几乎是在重新接受一遍自己看不见的事实。
“以前在盲校也没觉得自己不行,但到大学,就会发现正常人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事情,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难。光是走路这件事就足够难了。”满林锦说,先天失明的她,第一次有了强烈渴望能看见的念头。“遇到音乐比赛,我也会特别犹豫了,我担心有人可能会因为我看不见,所以从情感上偏袒我。”她说。
视障、勤奋、高分等引发的系列联想,共同铸就了这些视障学生的励志神话,2015届、2016届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就读的视障学生们都遇到了这样的困惑,新闻报道和社会舆论把他们描述成自己都有些陌生的坚强、励志典范,而这一完美形象又在人们心中分裂出了两个极端,一个是遥远只供赞扬的奋斗楷模;而另一个,则是生活无法自理的残障学生。
刚入校的一个月,每天都有志愿者带着黄莺熟悉校园,但每一天必须看着黄莺洗漱完洗澡才能离开。“我说我自己可以,她们说这是学校的任务,而且说她们自己也不放心。固定几个人轮流,基本上一个月都是这样的。”黄莺说:“我在青岛住宿读书五年,是有生活自理能力的。”
让她无奈的是,还有不少人问她的室友杨蕊佳,你是不是要帮黄莺洗脸刷牙,是不是去哪都要带着黄莺?
“大家把我的听力想得神乎其神,我有时候真的哭笑不得,好像大家一致认为只要看不见,耳朵就一定好。”黄莺说。有时候天晴,黄莺偏头感光时,会有同学抢答一样地高兴和她说:“黄莺我知道你正在听!”英语老师也苦口婆心劝她几次:“你啊你要发挥你的听力优势,你已经这样了,所以你的耳朵一定是好的,一定对英语听力有天赋。”
“早点受这种冲击也是好的,迟早我们要走入社会和健全人在一起。因为视力问题,本身现实就挺残酷的,但是提早接受有助于我们提早去探索最适合的路。也是为了社会化的预热。”满林锦说,心态调整过来之后,她也认真思考了未来的路,计划考研(课程),毕业从事特殊教育,让更多和自己一样的残障孩子看到人生存在更多可能性。
黄莺也打算读研,准备走保研这条路,但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是学校保研的硬性要求。眼看着同屋三位室友都过了英语四级了,黄莺心里没底,因为教育部门仍没有给四级英语考试提供盲文试卷。
“其实去年开始,学校就在向上级教育部门反应黄莺考四级的意愿了。”黄莺的大学辅导员张冰说,学校也做好了后备准备,如果黄莺大四也考不了四级,可以有一些替代四级英语能力证明的应对方案:比如给黄莺专门安排一场英语考试,或就她大一大二英语的平均分,是不是符合四级的相关要求。
“我还是很想考。”黄莺说。她的朋友视障姑娘小倩(化名)没赶上2014年的高考放开,2013年通过单考单招入读了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专业,也打算考研,但也遇到了四级英语考试没有盲文试卷的障碍。
俩人时不时也讨论下,高考各学科盲文卷子也都出来了,考四级怎么这么难呢?2016年9月、2016年12月、2017年3月,小倩和同学在三次四级考试中都没能成功申请到盲文试卷。
今年5月10日,小倩向教育部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教育部公开视力残障人参加英语四级考试能够获得的合理便利措施。
按照今年5月1日生效的新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残疾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需要提供必要支持条件和合理便利的,可以提出申请。教育考试机构、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提供。”
“虽然考研没有刚性要求要过四六级(精品课),但我视力不好,又是跨考,再多一条四六级没成绩的话……我只能把我想到的、能去做去解决的问题全都解决。”小倩说。
“真的觉得自己就是生不逢时,很羡慕黄莺他们。”小倩苦笑着。小倩的考研方向是心理学。2015年高考结束后,唏嘘之余,她开始打听哪个学校的心理学专业考研好。到2016年,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就开始单考单招,招收心理学学生了。
“现在也是很着急才会提起诉讼,我已经错过了高考,不能再错过考研了。”她说。
5月16日,教育部考试中心官方对此回应称,2017年6月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为视障人士提供盲文试卷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这一消息让黄莺和满林锦备受鼓舞。满林锦原打算今年12月份向省教育厅申请四级盲文考卷。“四级开放的话,六级以后也会开放。四级六级我都要考。”满林锦说。
5月11日中午,武汉忽然下起了暴雨。黄莺要去中国地质大学参加一场演讲,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安排了一位志愿者同行。大雨磅礴中,地面多有坑洼,积水深浅不一。志愿者扶着她,避开较深的水坑。而大面积浅水滩里,一旁行人灵巧踮脚在水浅处越步跳动,黄莺轻缓迈进了一个个水滩。
这一天她演讲的主题是“除了看不见,我什么都能做”。演讲结束后回学校的路上,她和一位高中老师在微信上聊天,今年她毕业的青岛盲校将有4名学生参加高考。路上,她也和小倩在微信上聊起英语四级考试,她们都有些紧张,不安又期盼着结果。
“最终我们有了选择的权力。”5月18日,黄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