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关注的热点话题。而在邻国日本，去年却正式承认推行了30年的“宽松教育”失败。基于“现行教育与当初所期待的宽松教育及其本质性精神存在巨大差距”，日本中小学将不再削减学习内容，并从2020年开始，全面实施“去宽松化”的新课标。

同为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教育与学历的东方国家，在日本，“减负”这门“好经”为何会被念歪？现状何以离宽松教育的最初期待越来越远？邻国有哪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研究心向本报记者一一道来。

以日本为鉴，脱离越减负担越重的怪圈

上观新闻：日本国内把1987年以后出生的一代称为“宽松世代”，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宽松教育政策开始全面实施。而纵览宽松教育方针下30年间日本实施的政策，比如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中国读者觉得十分眼熟，似乎与我们经常讨论的“减负”，在形式上多有相似之处。“宽松教育”和我们国内常说的“减负”是一回事吗？

陆一：日本宽松教育与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减负”，在出发点和政策形式上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日本的历史教训，能让我们看清减负政策和实际学业负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概括地讲，仅凭“减负”政策达不到“减负”效果。学生的学业负担、家庭的子女教育负担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单凭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减少规定学时、公立学校去重点化、禁止竞赛选拔、给公立学校教育设上限这类政策，负担不仅减不下来，还很可能加重。

上观新闻：从结果来看，日本实现了教育的宽松化，现在正愁如何“去宽松化”，而在我国，不少家长感到近几年越提“减负”负担越重。这是为什么呢？

陆一：

出发点相似，但中日的社会情况有两个质的差别。

第一个差别在于高等教育的选拔性。

我国目前高考(精品课)竞争激烈，本科文凭还是有含金量的。在日本，由于18岁人口锐减以及前几年高校过度扩招，上一个日本大学变得非常容易，大量高中学习并不充分的学生只要交得了学费，就能读到本科。这种情况下，整个基础教育的弦松脱了，还动摇了高等教育的起点。这种关键文凭贬值的局面对整个国家都不是好事。当然，这不是宽松教育政策带来的效果，而是人口锐减和高校扩招过度共同促成的。

为了解释中日情况的第二个差别，我特别建议把不同的社会结构纳入考虑。拿日本的历史经验来说，你可以体会到宽松教育体现了典型的中产阶层愿望。

对中产阶层而言，一方面不忍心孩子以太大的代价参与学历社会的比拼，希望孩子被世界温柔地对待，避免和“赤脚”孩子野蛮竞争，最好取消硬碰硬的选拔。另一方面，中产家长又试图调动力所能及的所有资源和谋算理性，使下一代通过高学历保持住自己体面的社会地位。当然这也使他们自己背负很大的教育压力。

我们很能够理解基于这种心态而提出的“减负”诉求。且日本社会中产阶层庞大，社会均质化程度很高，宽松教育的理念容易达成共识，并且能够成为真切的行动—大家一起后退一步，缓和竞争。

上观新闻：我国的社会结构和日本不同，教育水平还有较大的地区差、城乡差，这会如何影响学业负担？

陆一：目前我国基于学历的社会流动还比较大，有庞大数量的家庭还在为造就第一代大学生竭尽所能。这个群体更相信通过艰苦的学力竞争获得公平的向上流动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承认学业负担是向上流动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没有捷径，只能依赖“应试”这条布满荆棘的攀登索，“减负”甚至不是他们的命题。

所谓衡水中学现象，正说明了这种全力以赴“造就第一代大学生”的需求切实且巨大。这个群体在公共议题中声音微弱，但不应被忽视。所以，“减负”政策在我国没有形成全体民众的共识。在行动中的那些负责任的学校、教师和家长，谁都不敢松懈。可见，由于社会结构，对减负问题从共识到行动，中日情况不一样。

但值得我们警醒的是，虽然我们实际的“减负”没有实现，但只要“减负”政策继续，日本宽松教育的恶果（公办教育空洞化、家庭教育负担倍增、抑制中产生育率等）便绕不开。更糟糕的是，正因为“减负”迟迟实现不了，一旦催生“减负”政策不断加剧的趋势，由此而来的家庭负担、应试负担只增不减；政策多变带来的升学焦虑，又会成为新的负担。我们必须脱离这个“越减负担越重”的怪圈。

基础教育提质升级才是努力目标

上观新闻：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观点：仅凭“减负”政策达不到“减负”效果。为何一旦把“宽松”、“减负”作为政策目标，“好经”就会被念歪？

陆一：前面我从社会学视角回答你，这个问题让我们从教育学原理来解析。

日本实施“宽松教育”数年后，公共讨论中出现了一系列犀利的批评，比如“全世界小学生都知道的知识只有日本小学生不懂”“一旦宽松化就无法挽回”“科技立国成为泡影”。

日本著名教育学者苅谷剛彦曾批评宽松教育是“教育改革的幻想”。我认为，这类政策的致命错误在于迎合了两种乡愿：追求某种能够绕开选拔的“理想教育”，以及用学业负担轻重来衡量教育质量。

选拔和教育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正如“因材施教”是不可割裂的教育理念。创造性人才不可能在没有选拔的情况下，自动就能冒出来。相反，我们需要丰富多元的公平、有效的考试和甄选，把各种各样的天赋、才能、志向和努力，多角度地甄别出来，予以确认和激励，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真正的“因材施教”也有助于防止过度教育。

然而，从宽松、减负出发的政策，往往敌视各种形式的考试竞赛。可这种“敌视”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如果学生的天赋、才性无法被识别，学业努力得不到应有的激励，教育者也会丧失衡量学力的可靠依据。更有甚者，出于对考试、竞赛的厌恶，如果学校招生工作从遴选学生的才智，彻底异化为遴选学区房，这是饮鸩止渴。

绕开选拔看似轻松，可最终的教与学都会陷入盲目的焦虑、过度补习，导致教育资源错配、整体性低效。从教育学原理来看，选拔机制溃退的后果就是人才的湮灭、教育的失败。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不科学的选拔和被市场行为异化了的选拔，但以科学遴选人才、以进一步的因材施教为目标的选拔，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这在教育学原理中叫“有效遴选”。

上观新闻：在承认有效遴选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谈更好的教育与教学。

陆一：没错。值得期待的基础教育改革，归根到底有赖于培育出更多高水平的好老师，提升他们的职业成就感、荣誉感、获得感和教育威信，树立师道。以及让真正懂得教育规律、怀有育人之心的教师和学校，获得更大的尊重和话语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现实中，我们看到“减负”有时会变形，甚至变成一种对优秀冒尖的限制，给追求卓越育人、不拘一格因材施教的教育者带来压力。有的学校和教师，就在政策的名义下推卸教育责任，把学校功课转移到家庭功课，把学校辅导变成家长辅导、课外辅导。这显然就和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教育理念，会以负担轻重为衡量标准。教育是开启、是激发，是点亮学生心中主动投入学习的强大动力。尽责的教师还要作为学业的先行者，凭借爱心、责任心、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帮助学生少走弯路。

好的教育能够使学生进入好学乐学的状态，正所谓“乐此不疲”。在这样一个好学乐学的教学相长过程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负担根本不成问题。所以，让我们重新直面真正的挑战：基础教育全面提质升级，才是明智的政策目标。

宽松教育的后续影响

上观新闻：后来，日本又是如何从实现“减负”转向反思“减负”的呢？

陆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大家都看到了宽松教育的恶果。另一个转折点，是日本人意识到，不同的学业负担，其背后的根源其实是不同的。

概括来说，学业负担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考试竞争、超量补习和学业挑战。

他们慢慢发现：考试竞争烈度，取决于适龄人口数和高教资源供给；

超量补习的负担，要通过回归教育规律来化解；而学业挑战未必成为负担，不能因材施教才构成负担。

在过去30多年的日本，当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自我提高、不断进取的拼搏精神，消除了为应试而不断刷题的学力培养压力，却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图安逸不勤奋、害怕担负责任、受不了批评、整体学力跌落的“宽松世代”。

如今，箭在弦上的“去宽松化”政策需要合格的师资队伍支持。但今天的年轻教师正是长大以后的“宽松世代”。对习惯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长大的他们而言，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严格要求、重视质量、重视挑战。学得不好要批评学生的话，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无疑提醒我们：

教育本质上是从紧入松易，从松入紧难。宽松下来容易，再要紧起来就难了。

（原题为：《对话

如何让“减负”不再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