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心智尚未成熟且性教育缺乏，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幼女，成为强奸幼女案中占比最多的被侵害对象。

澎湃新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到的，被告人因性侵幼女被判强奸罪的106份裁判文书中，45份为判决书，呈现较完整案情，另61份多为减刑裁定等。其中可确认被性侵幼女126人，可明确年龄的68人中，年龄在12岁（含）至14岁的占到了约62%。

“女童保护”项目主要发起人孙雪梅认为：“在12到14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开始进入青春期，逐渐有了懵懂的情愫，诱奸中有的就是利用了孩子的崇拜心理。”

这45份判决书显示，11起占比近1/4的案件中，受害女童不会主动告知他人自己被性侵，由家长在意外情况下被动获知。

幼女遭受性侵后，随之而来的怀孕、性病、杀子、精神障碍等恶性后果触目惊心。相对应的是，这45份判决书中，仅有两份显示法院判决被告人对被害人作出赔偿。

多位专家向澎湃新闻表示，长久以来，遭遇性侵的儿童民事求偿难成了普遍问题，而精神康复费用至今未见于公开案例。

有案犯给受害幼女几块钱“封口”

45份强奸幼女案判决书中，除了采用暴力手段，以哄骗、威胁或给予小恩小惠的方式达到强奸目的的，占到了近三成。个别案件中，被害幼女与被告人为恋爱关系。

因缺乏戒备心，被害幼女往往轻易被骗。

上述案例中，以给予小恩小惠诱骗的，被告人常以看动画片、玩手机、给零食、零钱等吸引幼女，作案后，又会给被害幼女几块钱作为“封口费”，或使用威胁、恐吓的方式，让孩子不要告诉家长或他人；陌生人哄骗被害幼女的借口各异，有让帮忙找钥匙、看车的，也有问路、找人的，最终目的都是将女童带离，以便作案。

陕西2016年判决的一起案件中，47岁的被告人吕某以“玩游戏”为诱，“谁输了就让对方在身上摸一下”，游戏中将邻居家的小孙女蕾蕾（化名）强奸；在云南省2014年的一份判决中，被告人杜某以问路或是看车为借口，先后将两名女童开车带离，后用水果刀威胁，将被害女童在车后排座椅上强奸。

一些案例中的受害幼女，不会第一时间主动将遭遇告知他人，其中多起案件，被告人对同一幼女长期反复性侵。

45份判决明确显示的，11起案件的被害女童在性侵发生后主动告诉家长；另有有11起案件，家长在意外情况下被动获知，往往是因出现孩子患病、同伴说漏嘴等异常情况。

在家长意外获知的案件中，3起案件超过一年之后才被发现。其中一起案件发生于内蒙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9岁女孩陈彤（化名）被母亲的同居男友多次强奸。

判决书显示，自2013年夏天开始，被告人李某趁同居女友外出上班之际，对其女儿陈彤多次强奸，并用手机将强奸过程录像。直到2014年10月，其女友在使用李某内存卡时，意外发现了女儿被强奸的视频，当日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某农村，12岁女孩韩雪（化名）被同村47岁男子赵某多次强奸，持续一年多才被发现，导致韩雪患上了盆腔炎、阴道炎等妇科疾病。

其实在韩雪家人获知实情之前，同村村民早已发现二人行为异常，并多次传纸条提醒。家人曾在门口捡到过小纸条，上面写着“韩雪跟赵某一年多了，难道你们老韩家一个人不知道吗？现在大家伙都知道了。”最终，经由村民及时报信，梁某在玉米地实施强奸时，韩雪家人将其当场围堵，随后报案。

事发后，韩雪说，赵某每隔三五天就会找她，威胁说她不出来就公开此事，发生性关系后还会给她5块钱。

孙雪梅认为：“孩子不告诉家长，除了施害人的恐吓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孩子没有接受过相关的教育，缺乏常识。”

孙雪梅特别提出，防性侵教育缺失至今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大多数地区仍然‘谈性色变’，不少家长觉得孩子大了，自己就知道了。”

伴生恶果：命案、性病、杀子、精神疾病

性侵给受害幼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澎湃新闻搜索到的判例中，被害幼女被致轻微伤、重伤，甚至有先奸后杀、分尸抛尸的情况。

在辽宁2012年发生的一起案件中，某村村民王树东以“上山捡野鸡”为借口，将12岁女孩胡月（化名）骗到山上，打晕之后将其强奸。胡月苏醒后，王树东恐罪行败露，用石块猛砸其面部，其后掰断胡月双腿，将尸块分两处藏匿于山间沟壑中。

45份判决书中，幼女遭强奸而怀孕的案件有4起，其中2起，被害幼女与被告人通过网络认识。

湖北孝感2013年发生的一起案件中，12岁的初二女生李云（化名）通过QQ与张某相识，二人见面后在宾馆发生了性关系。李云称，“这之后我发现月经不正常，但没呕吐，我就没在意。等发现婴（胎）儿在肚子里动时，又不敢对家人说。”

2013年底，李云在表姐家的厕所产下一名男婴，“我当时束手无策，就把婴儿从窗子扔到了院子里。”婴儿死亡后，李云患上了急性应激性精神病。

在广东省深圳市2013发生的一起案件中，强奸5岁女童的被告人刘某身患艾滋病，最终因强奸罪获刑6年半。

澎湃新闻搜索到的判决书显示，多个案例中出现遭性侵的幼女患上精神障碍的情况。深圳市春风应激干预服务中心总督导隋双戈博士称：“儿童遭到性侵后，急性应激障碍的发生率高达94%，如果这些症状一个月内没有好转，就可能转变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时间越长，负面影响越深远，越难处理。”

隋双戈介绍：“焦虑障碍发生得更为普遍，比如变得黏人、焦躁、胆小等。此外，遭遇性侵的儿童可能还会同时出现抑郁、强迫及适应障碍。”

民事求偿难，精神康复费用赔偿难实现

45份判决书中，显示法院判决被告人对受害人赔偿的，仅有两份。多位专家向澎湃新闻表示，长久以来，遭遇性侵的儿童民事求偿难成了普遍问题，而精神康复费用至今未见于公开案例。

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其中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因被性侵害而造成的人身损害，为进行康复治疗所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然而，曾代理过“百色性侵案”的广西奎路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吴晖称，被性侵幼女心理康复治疗赔偿得到法院支持的案例少之又少。“看病后要凭票才能报销，但是心理治疗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些得看一辈子，如果看一次病就起诉一次，这很不现实。”

吴晖建议，对于受害儿童的心理损伤，可以借鉴对人身伤害分级鉴定的方法，对精神损害进行评估、分级，以此为作为赔偿支付的标准。“这种标准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上还是空白。”

“每一个案例到最后，没有不受到二次伤害的。”曾报道过“百色性侵案”等多起性侵儿童案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倩认为，性侵后的“二次伤害”更应引起重视。张倩称，司法机关办案、媒体报道、家人及亲友邻居的评价，都可能给孩子带来“二次伤害”。

“受害家庭往往会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是完全避而不谈，所有相关话题成为禁区，孩子往往感到被忽视或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第二种，事情本身成了家长责备孩子的靶子，孩子不仅感受不到爱和支持，还会自责自罪，认同家长的负面评价，甚至破罐破摔。”隋双戈表示。

孙雪梅介绍，为脱离原有环境，有的孩子还需要转学、迁居，其中所产生的费用相当巨大。“长远看，一起性侵案件的发生，对于家庭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轨迹都可能会从此改变。”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