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为什么科研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置身科研一线，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张俐娜认为，有的是因怕担风险，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激发。

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时，张俐娜坦言：“我在实验室发论文，每年都能拿到30万元到50万元的奖励。一旦自己独立走出产业化步伐，每一步都意味着风险。”

风险有多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旭东生动比喻：“从十八世纪法拉第发明发电机，到如今的三峡大坝水电站，中间经历了多少艰难！技术发明到应用开发、中试放大、批量生产、满足用户体验，绝非一蹴而就。”

从技术到市场的断层，西方发达国家称之为“死亡之谷”，徐旭东将之比喻为“达尔文死海”。

“死亡之谷”，如何跨越？

政策之间衔接不畅——

30多个技术转让项目因审批夭折

推动成果转化，政策并不少。

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6年2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至此，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体系“三部曲”形成。

据此，国家设立的研发机构、高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所获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在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给予奖励和报酬后，纳入本单位预算，用于研发和成果转化。

但是，依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规定，科研成果被界定为国有资产，处置时要进行评估、备案。评估、备案程序不完成，转化工作就无法进行。“学校的程序走下来，至少得四五个月。”张俐娜说，做“低温溶解纤维素”技术的转化，他们安排专人跑审批，即便如此，也耗费了好几个月。“我还有走审批流程走了4年的案例。”中国工程院院士、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刘经南笑言，“不知吵了多少架，真是搞伤心了。”

刘经南说，实验室内部，专利有关的科研人员都要签字同意，用了两年；内部流程走完后，再到学校，涉及好几个部门，不断开会统一意见，又用了一年；拿出去评估，花了半年；最后到教育部，用了半年。转化审批2013年启动，到2017年才结束。

武汉科技成果转化局一项调查显示，武汉大学2017年有30多个技术转让项目，因审批过程太长而夭折。

“成果能卖多少钱，市场说了算”——

呼吁将科研成果所有权赋予研发者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科研成果转化的审批可以精简一些，给大家腾出更多时间精力专注主业。”张俐娜说。

有一套评估、审批程序，大家能理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国有资产被贱卖。

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科技成果只有进入市场之后，才能实现价值，这其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今天这项成果被评估值10万元，10年之后在市场上估值1亿元，那能反过来说，当时开校长办公会的人，把国有资产贱卖了？“一项成果能卖多少钱，应该由市场说了算。科研成果是教授大脑里的东西，像他们的孩子一样，谁说要贱卖，教授会第一个不同意。”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韩道说。

2018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

韩道认为，这将是一个探索科研成果所有权变革的强烈信号。“创业创新是要宽容失败，而国有资产是要保值增值，两者本身就有冲突。”韩道说，体制机制的创新是科研成果转化最重要的关卡，呼吁加快探索赋予科研人员明确的科技成果所有权。这不仅可大大提高其进行成果转移转化的积极性，科技成果也必将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释放出更强大的生产力。

上世纪70年代，美国2.8万件专利睡大觉，转化率不足5%。1980年，美国颁布《拜杜法案》，大学的研究成果、专利如何处置，企业、学校、发明人三方说了算。这一制度的创新，掀起了美国技术界和产业界联姻的浪潮。

经济学家薛兆丰在《为创新确权——饼的分法决定饼的大小》一文中分析，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一派可以简单称为“投入派”，这一派基本认为谁投入就归谁所有，比如政府给了资助、大学给了资源，这些基础上做的发明创造，就是投入者、委派者所有；另一派则是“产出派”，就是谁能把想法用得最好，发明创造就归谁所有。薛兆丰认为，《拜杜法案》是遵循“产出派”原则制定的，虽说专利是在政府资助下产生，但专利攥在政府手里，发挥的价值有限，不如把其商业开发权“送”给发明人。只要它能带来经济效益，造福社会，也不枉纳税人的血汗钱，不辜负政府的厚望了。

利益分配不同，努力方向也不同——

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高校考评体系

体制机制创新，才能深层次释放创新活力。

美国除了《拜杜法案》，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有一系列知识产权法律。比如，《联邦技术转化法案》规定，在联邦政府的钱投入到一定程度后，必须成立有专职人员负责的技术转化办公室，负责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商业转化。“相比之下，我们的高校还是唯论文主义，论文好了，评院士、评长江学者都有依据。”张俐娜认为，这样的考核机制也束缚了科技成果转化。

武汉科技成果转化局综合协调部部长黄静介绍，该局在调研中了解到，在高校绩效考核中，由社会需求单位提供的横向课题，往往只能算由国家或者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纵向课题的一半分值，甚至更少。这种机制导致老师对研究出来的成果，是否能进一步转化不太关心。高校“重纵向、轻横向”的现象普遍存在。比如，武汉大学每年横向项目经费4亿多元，只占总科研经费的三分之一左右。

薛兆丰说，利益分配的方式不同，大家努力的方向也不同。若按照发表论文的篇数来奖励，大家就努力发表论文；若按照商业转化后的实际收益考核，大家就会在应用方面努力。

对此，武汉科技成果转化局建议，改革高校业绩考核评价体系，日常考核管理及评定职称时，对横向、纵向课题的考核设置相同或相近的计分比例，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指标，鼓励技术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落实国家支持高校院所成果转化的各项政策，从源头激发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陈会君江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