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记者 杨雪 陈品)80年前的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就在这一年初，“西北抗日红军大学 ”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所在战火中建立并成长起来的学校，在九年间培养了新中国的7位元帅、10位大将，被誉为“烽火熔炉”和“将星摇篮”。
建校初期，抗大没有校舍没有教材没有经费，敌军突袭瓦窑堡，一部分人只得搬去山崖峭壁上的荒山野洞，把羊粪和蝙蝠清理走，然后开始学习。在敌后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抗大”教职学员经常参加反对敌人扫荡的战斗。1939年深入敌后办学之后，“抗大” 各分校，更是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有这样一批人，罗瑞卿之子罗箭、陈赓之女陈知进、滕代远之子滕久昕……他们年纪不同出生地也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身份，那就是抗大人的后代。近日，陈赓之女陈知进等人接受了法制晚报记者的专访，回忆了父母与抗大的不解之缘，据她介绍，父母就是在抗大总校驻地所在的小村庄里相识的，当初父亲一度担心母亲是大家闺秀，根本看不上他这个“瘸子”。
(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校门)
罗瑞卿之子罗箭：
经过8个多月训练2000多人赴抗日前线
1936年5月，毛主席提出要建立一个像黄埔军校一样，可以在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学校——红军大学(抗大前身)，而在学校的教育长人选问题上，毛泽东特意提名罗瑞卿。“毛主席认为父亲是担任教育长的最佳人选，觉得父亲是‘小邓演达’，演讲非常具有号召力。”罗瑞卿的儿子罗箭告诉记者。
为了适应当时战争的要求，强化学生的军事教育，从第三期开始，抗大成立了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军事队，为往后加强学校军事教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学员入学的第一天起，罗瑞卿就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培养他们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同时他指示抗大学员时刻准备“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教学中，他要求学员从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队列教练、单兵战术动作等基本军事知识，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战斗指挥，都认真演练，刻苦钻研，学习和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许多知识青年入学前从未摸过刀枪，通过军事训练和毕业后的实战锻炼提高，逐渐成长。
1938年4月，经过教育长罗瑞卿等人8个多月的严格教育，2000多名干部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1月28日，2000多名学员的管理者罗瑞卿，被毛泽东任命为抗大副校长。
罗箭告诉记者，父亲罗瑞卿在抗大担任教育长的工作，主要负责学校的教育行政与教学组织工作。“当时父亲会邀请毛主席等人作为校外聘请的高级老师到抗大讲课。”罗箭说。
抗大办起来之后，在中国的名声非常大，很多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赶到延安，第一期抗大几百人，后来上万人。罗箭说，那个时候很多学生到达延安之后住在老乡的窑洞，但是人数太多，住处根本不够。
当时罗瑞卿向毛泽东询问，学生太多住不下，那招生是不是要有所限制?控制一下人数。“当时毛主席说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没有窑洞，但是我们还有两只手啊。”罗箭说，父亲听了主席的话后，就开始带着大家一起挖窑洞，窑洞挖好之后，夜晚点上灯，“看起来就像城市一样，特别壮观。”
陈赓之女陈知进：
父亲曾担心母亲看不上自己这个“瘸子”
邢台县浆水镇的前南峪村是抗大总校的驻地，校领导都住在此处，时任抗大总校训练部长的王智涛也住在此处。
1941年，陈知进的父亲——时任386旅旅长的陈赓，因腿疾复发来到浆水镇疗养。在这里，陈赓遇见了老战友王智涛，时常到王智涛位于前南峪村的小院里做客。
在这个小院里，发生了一段故事，被陈赓称之为“一生中一场重要的战役”。
1941年4月的一天，王智涛与特工大队大队长刘鼎讨论工兵教学问题，王智涛的爱人吴军，正在外屋给三个月的儿子亚明洗澡，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喊：“教授，我来了。”话音刚落， 陈赓就拎着手杖跨进了门槛，他看刘鼎在与王智涛谈事情，就暂时回避，在外屋帮着吴军给亚明洗澡。
陈赓当时对王智涛打趣道：“智涛啊，你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嘛!再看看我，两条腿都瘸了，老婆也牺牲了，你不能只顾自己，也得想着点前线奋勇杀敌的老战友啊。”吴军听了之后也认为，自己和丈夫王智涛确实应该帮陈赓这个忙。吴军把熟悉的未婚同学过滤了一遍后，觉得傅涯非常好，和陈赓很合适。第二天，王智涛和吴军就去看望陈赓，并向他推荐了傅涯。
陈赓对傅涯的客观条件很满意，希望能尽快安排见面。 但他还是有些担心，傅涯是大家闺秀，会不会看不上自己这个“瘸子”。陈赓让吴军和王智涛安排好后，提前告诉自己。“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我一生中一场重要战役，不能掉以轻心。”陈赓当时说。
吴军了解傅涯自尊心比较强，在婚恋问题上，欣赏自由恋爱，反感拉郎配。而为了营造自然和谐的氛围，吴军把刻意安排的见面，演绎成了因为借东西引发的偶然相遇，让两个人很“自然”地相识。
陈赓和傅涯在王智涛家见面后，聊得十分投机，彼此感觉良好，很快就建立了恋爱关系，1943年2月喜结良缘。(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fzwb_52165216)
“父亲赢得他人生一次重要战役的胜利，才有了后来我们这幸福的一家人。” 陈知进说。
[抗大后人苏北(政治指导员苏虹之子，左一)、张北英(总校政治部宣传干事张启仁之子，左二)、何光暐(教育长何长工之子，左三)、张晓刚(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之子，中)、罗箭(总校副校长罗瑞卿之子，右三)、陈知进(太岳分校校长陈赓之女，右二)、滕久昕(副校长滕代远之子，右一)等人合影]
张际春之子张晓刚：
签有学生名字的纪念本 父亲不舍得用
张晓刚的父亲张际春，1937年1月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期第二队学习，兼任党支部书记。1938年1月至1943年3月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父亲当时在抗大主要工作虽然不是授课，但也是负责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张晓刚说，虽然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很艰苦，但父亲觉得自己是在从事和教育有关的工作，从来不觉得苦。张晓刚说，父亲觉得那是自己一生中最辉煌、最快乐的一段生活。
张晓刚小时候在家看到过很多空白的笔记本，自己很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不用这些本子，父亲说那些本子都是要毕业或者要去前线的抗大学生留下的。“那些都是纪念册，上面签着很多学生的名字，父亲一本也舍不得用。”张晓刚说。
父亲张际春在抗大工作时，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奔向抗大，有的甚至是拖家带口，母亲带着孩子、哥哥带着弟弟等，很多热血青年在那里学习、战斗。“虽然当时抗大的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有很多人愿意为了民族的未来，抛弃原来好的生活。”张晓刚说。
张启仁之子张北英：
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和朱德画像就是父亲画的
张北英告诉记者，1938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战时期，父亲张启仁在一直在抗大学习和工作，担任过训育干事、宣传干事、干教干事和教员。
张启仁编辑过抗大校刊，绘制过毛泽东、朱德肖像，还为八路军画报、晋察冀画报创作过一些以抗日、开荒生产、军民关系为内容的宣传画、漫画。“父亲在抗大成立五周年的大会上曾被抗大总校表彰，从一个画家成为抗大的模范干部。”张北英说。
张北英的岳父邢亦民，是父亲张启仁在抗大时的战友，1938年两个人同在抗大总校政治部工作。“父亲是宣传干事，岳父是组织干事，他们两人在一起回忆抗大学习、工作、战斗生活时，总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有聊不完的人和事。”张北英说。
抗大在浆水办学期间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在1941年6月1日举行的抗大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我父亲参与了纪念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会场主席台的设计和布置主要是父亲和西野叔叔完成的。”张北英说，主席台上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也是父亲绘画完成的。
徐兴华之女徐海平：
母亲大火中背起七尺高的父亲
徐海平的母亲张家惠于1938年秋天到达延安，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抗大的生活很艰苦，一些农村出来的同志为了省鞋子，经常光脚或穿草鞋走路。
有一次部队接到马上转移命令，在路上时，张家惠的鞋子烂得不能再穿了，很快她的脚就被石头扎破流血。“眼看就要掉队了，一个好心的男同志把自己省下的一双新鞋送给了母亲穿。”徐海平说，这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徐兴华。
后来有一次，敌军飞机忽然袭击延安，抗大的指战员和学员们迅速按部署撤往十里外的安全地带。学员队领导点名时，第一个点到了徐兴华的名字，但是无人应答。
“大家正纳闷时，母亲一下反应过来，一个箭步就冲出了人群，回头跑向抗大校舍。”徐海平说，当时父亲因得重感冒和闹眼病，正发高烧躺在床上不能动。一颗炸弹落下，点燃了父亲徐兴华住的房子，母亲张家惠不顾危险，使出全身力气，背起七尺高的徐兴华就往外冲，直到安全地带。
历史中的抗大
九年间走出元帅7人大将10人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其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紧要关头创建的，也是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前身，被誉为“烽火熔炉”和“将星摇篮”。
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于1936年6月1日在陕甘苏区瓦窑堡(今子长县)成立。6月21日，国民党军八十六师高双成部乘红军主力西征之机，突然向瓦窑堡发动进攻，鉴于瓦窑堡只有少量警卫部队，无力坚守，抗大与党中央机关及军委各部撤出瓦窑堡，7月11日迁移保安(今志丹县县城)。193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令“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址移驻延安。
为了培训大量军政干部去带领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抗大在华北敌后频繁的战斗中先后在晋察冀、晋东南流动办学，1940年11月4日移驻冀西邢西县(现邢台县)浆水镇一带。为了储备干部，准备战略反攻，1943年1月24日抗大总校奉命迁回陕北绥德办学。1945年10月16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抗大总校向东北挺进，1946年2月10日在吉林通化改名东北军政大学，为解放战争继续培养军政干部。
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日益扩大，急需成千上万的军政干部去加强部队和根据地建制，为此，抗大扩大建制，先后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创建了13所分校、6所陆军中学、3个独立大队和1所附属中学。
抗大在其九年多的办学历程中，共办了八期，13所分校，培养军政干部10万余名，在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就有元帅7人、大将10人、上将29人、中将105人以及少将366人。其中元帅有：朱德、林彪、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大将有粟裕、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等人。
以荒山野洞为校舍
草帘子挂洞口以挡风
1936年6月1日，瓦窑堡(现子长县城)米粮山上的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震天，红大开学典礼在这里举行。庙堂前的空地上、临时堆起一个土台，放上一张长桌，摆上几张木条凳，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四周墙上贴着各色标语，使典礼显得简朴、隆重、庄严。
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告诫红大教职学员：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要我们艰苦奋斗。
6月21日，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然袭击瓦窑堡，红大随党中央和军委各部撤出瓦窑堡，于7月11日迁往保安(今志丹县县城)。校部和第一科以城外一座山崖峭壁上的荒山野洞为校舍。
当时，这些石洞年深日久无人居住，洞内外积存厚厚一层羊粪、腐草和野狼吃过的兽骨，人走进去，迎面乱飞出一群蝙蝠。抗大一科学员来到这里后，先将洞内外清扫、洗刷干净。接着在一个用做教室的较大石洞里抹上黑板，砌上石讲台，搭起石桌、搬来石凳，又在一些用作寝室的比较小的石洞里垒上石炕，然后打草帘子挂在洞口以挡风。
毛泽东第一次来讲课，打趣地说“古人云，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 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进入一个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第一期于12月底毕业。
(抗大八分校校长张云逸之孙张晓龙向抗大陈列馆捐赠文物)
抗大陈列馆
《抗大五周年特辑》目前在国内是孤本
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村，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敌后总校所在地，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陈列馆也坐落在此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于1995年立项规划，1999年正式对外开放，是全国建馆最早、规模最大、全面反映抗大发展史的专题性陈列馆。
抗大陈列馆的馆长杨树告诉记者，今年六月初举办的“抗大纪念活动”中，有一项太行山红色产业联盟的签约。“以后会以抗大陈列馆为龙头和核心，将很多红色的展馆、研究会等单位结合起来，做红色产业。”杨树说，抗大陈列馆的目标是成为全国抗大展示中心和研究中心。
杨树告诉记者，陈列馆也一直在积极挖掘史料，采访了向守志、吴因、张书琴等抗大老学员14名，当地老党员、老房东10名，拍摄视频资料70多个小时，整理珍贵的口述史资料90余万字。“我们还与国家图书馆合作承办了文化部‘民国文献保护计划’项目。”杨树说，在纪念建军90周年之际，抗大文献资料丛书图录部分将会作为献礼进行公开发布。
杨树告诉记者，因为抗大多次转战，所以留存下来的资料并不是很多，但是目前在抗大陈列馆内所存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杨树表示，“我们陈列馆内有十分珍贵的教材和一些文献资料，经专家鉴定，很多都是孤本。”
据悉，馆内共有40多类教材，其中有一本1941年的《抗大五周年特辑》十分独特。“当时抗大五周年是在浆水举办的，活动非常盛大，而这本特辑也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一本。”杨树告诉记者，特辑的主要内容是抗大五周年以来的教学总结、毕业生送给母校的贺词和贺信以及当时来自八路军、北方局的贺电。
“以抗大陈列馆为基础，可以为全国抗大后代、研究专家搭建一个平台，另外也可以把抗大的历史以及其重要地位推出去。”杨树说，这样可以让很多人用现代的眼光，对抗大时期的历史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杨树告诉记者，抗大陈列馆组织策划了抗大“小长征”红色旅游线路，根据抗大从延安到浆水的转战线路，足迹遍布武乡、黎城、涉县等2省4县的多个村庄。“我们近期还成立了太行山红色文化产业联盟，吸引了很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加入。”杨树说。
陈列馆还加强了抗大旧址群的挖掘和保护工作，形成展馆之外的多处爱国主义教育线路。据悉，抗大旧址遍布邢台县的5个乡镇40多个村子，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目前已对抗大四大机关旧址、十余处院落进行挂牌保护，并逐步进行修缮、布展。”杨树告诉记者，抗大总校卫生处旧址陈列馆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已成为当地群众、游客又一个参观学习的教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