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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家刘震云的到来，让播出至第六季的慢综艺《向往的生活》，迎来了又一次出圈小高潮。
　　刘震云幽默的谈吐和对渔民诗意的关怀，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同时，也使观众有一种“颠覆三观”的震撼——
　　这就是平时课本上见到的大作家吗？
　　怎么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


　　刘震云《向往的生活》名场面：三句话让黄磊给我加了三个菜
　　前有许知远在吐槽大会的高级腹黑，后有余华、莫言等人在短视频爆火。
　　去年年底，《中国青年报》直接将“作家开讲脱口秀”和“作家余华化身段子手”，列为2021年“十大文化创意事件”之二。
　　猎奇之时，不少人也忍不住追问：
　　这些大作家，咋个个都是欢乐喜剧人？


　　这届作家和作品，各火各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和作家第一次“会面”，或许是在中小学的语文课本上。
　　那时候为了学习一篇文章，要把作者的基本信息背得滚瓜烂熟。
　　即便如此，普通人与作家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
　　余华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及，自己的新书出版后，总有人批评新书写得不好。
　　这时，便会有人站出来替自己说话：
　　“人家那么大年纪了，还在继续写就不错了！”
　　余华笑称，许多人以为自己非常年迈，甚至早已去世了。
　　实际上他今年才62岁。


　　过去，作家们大多在幕后活跃，在作品里传递思想，读者只能通过作品风格和叙述，来揣摩作家的性格。
　　比如自嘲“靠《活着》活着”的余华。
　　余华笔下的主人公——福贵，从富家阔少到丧子、丧女、丧妻、丧婿、丧孙，最终与老牛相伴终老，人生于福贵而言，好像除了苦难还是苦难。
　　福贵，没能多福富贵；他的小儿子有庆，没能安康吉庆。
　　孝顺、勤劳的有庆，13岁时主动为难产的省长夫人献血，却因被医生抽血过量至死。
　　等福贵赶到医院太平间时，只听到医生的一句质问：
　　“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
　　很多读者认为，能走上文学之路，写出这样悲惨故事的余华，一定也遭遇了什么巨大的挫折。


　　《余华作品全集》书评/图源：微信读书
　　没想到，余华自述的写作初衷，并非源于童年经历或少年情怀，而要归功于自己的一份冲动：
　　为了摸鱼。
　　在写小说之前，余华在镇上做了五年牙医。
　　每天都是重复性工作，还要准点上下班，坐在卫生所的小屋里，他觉得十分无聊。


　　图源：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有时候 往 窗外望去，余华总会发现一群人，在大街上逛来逛去——
　　文化馆的人。
　　他便问：你们不上班吗？
　　答复是：我们逛街就是上班。
　　余华一拍大腿，他也要去文化馆工作。


　　一个作家就这么诞生了。
　　后来，余华小说发表，如愿以偿被调到文化馆工作。
　　第一天上班，他特意晚两个钟头才到单位，发现自己居然是第一个来的。
　　“这地方来对了。”
　　果然，可以光明正大摸鱼的人，都是快乐的。
　　不光余华，其他当代作家阐述的写作初心，或多或少都有些令人“虎躯一震”。


　　1998年，余华、莫言、王朔及苏童几人，来到意大利都灵开会，受邀谈一谈“我为什么写作”。
　　几大文豪凑一块，上台后的发言不说要体察人生百态、洞见大千世界，也该是聊聊语言的艺术、文字的魅力。


　　王朔、苏童代表作，分别被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
　　没成想，余华上台后，首先将自己从牙医到文化馆的经历说了一遭。
　　莫言上台，直接说只是想挣点稿费，给自己买双皮鞋，装一装军官。


　　王朔也说了个差不多不靠谱的理由。
　　只有北师大出身的苏童，涨红了脸。他因为太过正常而显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苏童准备的稿子，通篇抒发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


　　下台后，苏童忍不住骂了起来：
　　太丢脸了！




　　把痛苦留给读者，把快乐送给自己
　　不仅是作家性格与作品风格对不上号，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和普通人的想象无法匹配。
　　在大众看来，作家的生活即使不高贵文雅，也应当充满格调和意趣的。
　　甚至每天焚个香也不无可能。
　　但这群文学家的生活，不但充斥着烟火尘气，还叫人捧腹。


　　比如，生活中的莫言，画风就异常独特。
　　一次接受央视采访， 主持人问他幸福吗。
　　莫言说：我不知道。
　　为什么呢？
　　他答：因为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
　　主持人又问了另一问题：您现在最希望的状态是什么？
　　真心话环节，莫言没有片刻的犹豫直接输出：
　　我们结束采访。


　　相比之下，刘震云仿佛要刁钻伶俐一些。
　　有次刘震云与余华共同出席某活动，有人上来就说：
　　“余老师，您那本《活着》写 得 真好。 ”
　　刘震云想都没想直接回答：“谢谢，那是我早期的作品。”
　　充分发挥了有便宜必须占的“光荣美德”。


　　由于余华先走一步，有观众没有及时拿到签名。
　　刘震云又忍不住开腔：
　　“那我代余华签名得了！”
　　结果最后书上写的是——
　　刘震云代余华签名。


　　占便宜这块，哥几个凑一桌可就不得了了。
　　有次余华、莫言和刘震云相约去沈阳看望作家马原 。
　　他们也叫上了史铁生。
　　要知道，由于史铁生身体残疾，他的家人连日常说话都格外小心。
　　在书中，史铁生描写自己的母亲：
　　“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
　　结果这几人，直接把史铁生扛上了火车。
　　后来提及此事，余华笑嘻嘻地说：
　　“起码（这）是我认识史铁生以来，他第一次长途跋涉。”


　　到了沈阳之后，他们与沈阳某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共同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
　　不过地点是在篮球场。
　　他们在篮筐下架了个小门，然后把史铁生放在那里，让他当守门员。
　　还警告文学院的学生们：
　　如果你们踢到史铁生身上，可能会把他踢死。


　　看着几位怨种兄弟，不知史铁生当时作何感想。
　　“有你们这样的好哥们儿，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孽？”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其实，古往今来有不少作家，他们的生活与笔下的作品之间，都存在着些许“反差萌”。
　　比如与猪搏斗的鲁迅，为猫而战的钱钟书。
　　在厦门，鲁迅目睹了一只猪正在啃食相思树的叶子，他深觉不妥，便愤而与猪决斗；
　　钱钟书家的小猫常被邻居林徽因家的大猫打得落花流水，气不过的钱钟书，也会半夜抄起竹竿，帮自家猫讨伐“敌军”。
　　与作品的深刻相比，生活上的琐碎有趣，显然拉近了普通人与作家的距离。
　　这种搞笑，既是真实的生活经历，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就像余华走上文坛的故事，他坦言，其实真正促使他写作的原因是复杂的。
　　从牙医到文化馆的故事，只不过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版本，一份交给意大利开会时的作业。


　　他后来又说了好几个版本，甚至还有截然不同 的“励志版”。 只是不想当牙医这一版本，流传最为广泛，也最受余华喜爱。
　　这其中固然有生活的影子，也包含玩笑间的艺术加工。


　　就像当时写作投稿的真实情况，并不都像故事里那样“一帆风顺”。
　　余华提到，自己当年写作时，冬天家里没有暖气，用来写作的右手烫得可怕，左手却冰凉无比。


　　夏天蚊子多，家里又没有纱窗，只好穿着高帮雨鞋、厚牛仔裤，背对风扇写作，以躲避蚊虫。
　　左手腕还要绑一条毛巾，以防汗液沾湿稿纸。
　　同辈的人都在打扑克牌、喝啤酒，只有余华在如此艰苦环境下，暗自努力。
　　复杂的生活、艰苦的细节，人们常常难以忘却。
　　而对一些文人来说，与其在平日里渲染苦难，不如把深刻留给作品里，把生活过得轻松自在些。
　　对自己的生活保持钝感，并不妨碍对世界的复杂保持敏感。
　　嬉笑怒骂后的某一瞬间，仍然可以窥见他们对人世间的洞察和感悟。
　　《向往的生活》中，刘震云在海滨散步，看到夜间仍要出海养家的渔民，他突然惆怅地说道：
　　他往黑暗中去了。


　　图源：《向往的生活》
　　只一个细节，却对他有诸多启发。
　　余华在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结尾，讲述自己童年游泳的经历。
　　他指着这片海，说自己小时候看到的海是黄色的，可书中说大海是蓝色的。


　　图源：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余华微笑着，缓缓地说：
　　那我们就一直往前游，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细腻的内心和幽默的表达，对作家而言，并非是矛盾的两面。
　　我们常对文人墨客有许多刻板印象：
　　写严肃文学的就应该对世界深恶痛绝，一脸的苦大仇深； 写抒情诗歌的就该是风花雪月、镜花水月，浪漫至极的； 写市井小曲的大抵是游走在红尘凡世间，吊儿郎当的人……
　　实则不然。
　　正如鲁迅先生所传达的观念，文学本就鲜活，毋用晦涩的词藻捆绑。


　　迅哥：这我还真说过
　　文学如此，文人亦然。或许正是这些饱满真实的喜怒哀乐，赋予了作者笔下文字的灵魂。
　　我们早该习惯，那些写出伟大作品的文人们，不都是一副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的样子。
　　体察世间的苦难，以文字承载；消解生活的矛盾，一笑泯之。
　　文学家们的台前幕后，或许，本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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