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厚德:蒋谦《人类科学的认知结构》一书的读后感与笔记摘要
2019-03-07 22:16:19 来源: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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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人类科学的认知结构:科学主体性解释的“类脑模型”》
作者: 蒋谦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7-5-1
页数: 505
定价: CNY 108.00
装帧: 平装
丛书: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213245 


 文:徐厚德
   2018年9月,我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蒋谦研究员那里获赠他新近出版的《人类科学的认知结构:科学主体性解释的“类脑模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类脑模型》)一书。初看这本书,我就感到很有新意,很有价值。回到深圳后,我先后细致地通读了两遍,还做了一些笔记和摘要。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愈发感到,该书的主要观点和思想对于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研究非常有帮助。为了加深人们对这部书的认识和理解,也为了更好地总结在应用哲学研究领域里的成功范例,我将阅读《类脑模型》一书的感受和体会、读书笔记以及一篇评述文章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初读专著部分章节时的感想
  
  2018年9月15日,在与二十多年未见面的蒋谦应邀约会时,接受了他惠赠的专著《类脑模型》。当时,看了“书名”及浏览“目录”后,我瞬时觉得,这是一部涉及诸多学术前沿的创造性力作。
  
  回家后,我作为该课题的门外汉,以极其好奇的心情,颇为费劲地阅读了著名科学史学家董光璧老先生为该著作写的序。随后,又初读著作的导言、第一至三章及后记,但仍觉得许多内容似懂非懂,有的地方乃至感到极其陌生。尽管如此,我却深深地被该著作所吸引,越读越爱不释手,决定一定通读此书,认真研读此书。说实在的,在我一生的学术活动圈里,这种情景还是从未经历过的第一次。我接受过惠赠的著作有20多部,包括学友、学长、恩师、乃至权威学者惠赠的著作。对于这些著作,我都非常尊重和爱惜,大多进行了认真拜读。但相对来说,我却没有像器重此书这般重视那些著作。究其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三:
  
  其一,作者的功底深厚非凡。该著作能够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就非同一般。在53万字的巨著中,有1200多处引证或注释,主要参考文献中列举了457种古今中外著作和论文,其中包括162种中文著作(大部分是译著)、233篇中文论文(大部分是译文)、62种英文著作或论文。书中出现的人名高达1100多位,涉及到的学科(专业)名称(含分支学科、理论体系(假说)、学派等)达480多种。在一部著作中涉及如此宽泛的领域,涉猎如此纵横交错的大量史料,决不是一般的“博览群书”所能做到的,其间蕴含着非同一般统揽古今中外相关资料的能力,以及深厚非凡的学识功底。这一点,令我钦佩至极。
  
  其二,著作的创意极为新颖。董老先生在亲笔序中之所以极力赞赏和支持这部力作,就在于它“是一部极富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著作”。该著作被明确定性或定位为“科学思想发展的认识论著作”,“其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认知主体结构的大脑模型,并预告了科学思维的‘全脑革命’。”因此,值得认真研读一番。
  
  其三,该著作为应用哲学的开创性研究提供了灵感和智慧。经过初步推敲,既然这部罕见的创造性力作属于“科学哲学”的范畴,那么也就可视为我所极力推崇、乃至极其向往的“部门哲学”或哲学的应用学科之建构的一种尝试。显然,蒋公的尝试堪称为一个典范。相比较而言,我过去参与合作出版的三部“管理哲学”著作及其触及过的领导哲学、企业哲学、经济哲学等,仍有许多尚待改进的地方。为此,我想通过认真研读这部力作,为我特别关注的应用哲学研究寻求一些灵感和智慧(即便不能再写出类似的“部门哲学”著作)。可以说,这是我对决定通读这部力作的最大期盼。
  
  (2018/9/24)
  
  二、第一次通读全书后的几点想法
  
  至2018年10月26日,我第一次通读完《类脑模型》一书,并兼顾查阅了相关资料,作了一些笔记。
  
  现在很清楚了,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是,从“认知”角度出发,在分析、比较东西方科学认知(思维)差异与人类大脑两半球机能不对称性的相似性和同构性基础上,将东西方科学纳入统一的时空模式当中,并通过人类大脑这个“原型”所具有的基本结构、功能和机制及其简化的“类脑”模型,综合性、类比性地说明人类科学认知的基本结构、主要形态和动力机制,进而尝试解答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的相关问题。最后,从人类“全脑思维”的最优形态出发,展望人类“智慧圈”时代“全脑科学”的发展趋势与基本样貌。
  
  该书的出版有助于从整体的高度说明人类科学认知的基本结构,尤其能够为说明东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发展模式的成因提供新的视角,也能够为展望人类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向提供一个框架;有助于重新思考科学史、科学哲学中的相关议题,包括科学的历史分期、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科学的表征等,也有助于解开“李约瑟之谜”;有助于将包括中国传统科学在内的整个东方科学放在与西方科学平等的位置上,进一步突显东方科学(主要是中国传统科学)的当代地位和价值,进而结束科学文明中的“单侧化”、“分裂化”局面;有助于弄清人类文化与科学认知的相互关系,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历史—认知”和“社会(文化)—认知”研究范式探索新的路径;有助于形成一门新颖的“科学认知神经科学”新学科,并为研究文化与大脑神经构造和机制的内在关系,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和依据。
  
  但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者蒋谦是怎么能够将史料如此浩瀚、学说和观点如此繁多的内容进行比较、评判和取舍,最终经过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地纳入自己有关“全脑科学” 的独到见解并形成理论体系的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求解的秘密,可称之为“蒋谦大脑之谜”或“蒋谦大脑认知结构之谜”。
  
  我在想,如果是我具备蒋谦那样的功底,我可能会利用上述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组织一帮具备相应素质和旨趣的创作团队,展开系列丛书的写作。当然,现有的这部著作,只是一个“概论”,或进一步展开的“总纲”。在这个基础上,系列丛书的写作可区分为如下三个途径:
  
  一是从宏观方向上,就人类科学的“总体”,也包括科学哲学的“总体”,探寻它们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从中选择具有前沿学术价值又有相互联系的若干课题,进行开创性的著书立说,形成系列丛书;
  
  二是从微观方向上,以“全脑科学”为“主题”或“总题目”,就全脑科学的学科体系及其与科学史、科学哲学、认知科学的相互关系等,选择具有前沿学术价值又有相互联系的若干课题,进行开创性的著书立说,形成系列丛书;
  
  三是从普及科学哲学的方向上,着力于人类智力或认知结构的合理利用、调节、培养与开发等,选择普适性较广的若干课题,进行融科普性、哲理性、趣味性、实用性为一体的创作,形成系列丛书。
  
  然而,这些对我这个近八十岁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愿望而已。不知蒋谦的研究和写作的规划如何,但愿他能够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所具有的奇迹般乃至深不可测的雄厚功底,继续开创他的独到学术之旅!
  
  三、需要引申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及读后感小结
  
  至12月21日,我第二次通读了《类脑模型》一书。现将通读过程中需要引申思考和深入的重要问题及读后感小结摘要整理如下。
  
  (一)需要引申引申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1、作者在1993年写的两万字论文《大脑两半球机能的非对称性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比较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1983年第4期),“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是,地球上的人类精神世界是一个整体,由人类精神构成的智慧圈或思想圈是一个大脑构型。虽然人类的精神因地域的差异而呈现多样性,但它们本质上是互补的。”
  
  注:作者的这一“核心观点”,可作为“本体论”、“认识论”及其相应“方法论”的基本观点,且推导出宏观的整个宇宙、天体、地球等,微观的原子、电子、质子等,都是“一个整体”,因“差异而呈现的多样性”,“本质上是互补的”。至于“人类精神构成的智慧圈或思想圈”为何及怎样“是一个大脑构型”,则有待在继续的研读中逐渐弄清。不过,这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其必要性也在其次。
  
  2、“全脑科学”所处的“智慧圈时代”是否可理解为马克思预言的“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
  
  3、作为一部极其成功的“科学哲学”研究专著(《---“类脑模型”》),对于哲学应用学科或“部门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哪些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对照“类脑模型”对有关论点的深入“剖析”,我对“应用哲学”的研究,还只是“粗线条”的罗列,其深入的展开,还大有作为。如:
  
  *应用哲学研究应如何关注主体性问题?
  
  *如何深入考察哲学思维的形成和演变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特征应如何界定?
  
  4、思辨性思维和实证性思维及其两者的关系,应如何作相当透彻的剖析;两者分立与交叉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实证性思维与思辨性思维在大脑两半球中也有明确的“分工”吗;它们的“对称性”与“不对称性”及其“互补”是如何“表现”的呢;两者分别与“科学认知”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从上述论述中,对于我曾经研究过的“人类思维的二重性——思维的实证性和思辨性”及其与哲学和实证科学研究的关系,觉得可以进行必要的扩充和深化。如:人类思维二重性的进化必将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任何特定的历史进化阶段上,都不存在绝对纯的实证性思维或思辨性思维。
  
  *人类思维在未到达高度统一的境界之前,实证性思维和思辨性思维的分立状态或各自的相对特性(特征与界限)是相对确定的,不可混淆的。在这个前提下,科学门类的划分或分化,可以依据实证性思维与思辨性思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或相互交流与互动)的多种层次、方式展开,以体现科学思维和科学学科的繁荣或进步。据此,我们可以对哲学与各种实证科学,及其两者的交叉,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必拘泥于某种僵化或死板的模式。
  
  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中,基础哲学、应用哲学、部门哲学的划分,及其联系与区别;部门哲学与部门实证科学的划分,及其联系与区别;对某一特定事物或对象所进行的哲学(思辨性)思考与相应的实证性思考的联系与区别等,都可以进行扩充和深化的研究。
  
  (二)读后感小结

  
  主要收获:粗略了解到著作的大体框架(董光璧的《序》,提供了阅读本著作的“纲领”,作者的“导言”和“后记”提供了阅读本著作的基本线索);领悟到著作中有许多值得深入学习和借鉴的学术研究方法;认识到这是一部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资料的丰富性使之具有索引性)。
  
  (三)尚待弄明白的地方及不解之谜

  
  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方向的某些局限性,我对书中的一些地方仍有不太清楚的地方,甚至还有“不解之谜”。主要是著作中涉及的古今中外的大量学科知识、史料、流派、名家等,一时难以“消化”,有的感到很陌生。所谓的“不解之谜”,一是作者是如何掌握和了解古今中外且名目繁多的大量学科知识、史料、流派、名家的?二是作者在自己的著述中,是如何能够将这些方面融会贯通并运用自如的?
  
  四、春节期间,从应用哲学的角度写的一篇评述文章(大纲)
  
  一部哲学应用学科研究的杰作
  
  蒋谦的新著《人类科学的认知结构:科学主体性解释的“类脑模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完成的成果,被著名科学史学家董光璧赞赏为“一部极富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著作”。这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认识论著作,应归属于科学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这类研究也属于哲学的应用学科(或称“部门哲学”)研究。为此,我认真通读了两遍(不包括多次反复地翻阅其中的许多精彩论述和论证),深感这是一部哲学应用学科或“部门哲学”研究的杰作。这里,我仅就这个方面谈谈读后感,敬请有关同仁批评指正。
  
  一、哲学的应用学科研究应有明确的指向性
  
  明确的指向性是任何科研课题必须具有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是继续跟踪研究的必要条件。它表明一定的学科研究所具有的相对特殊性和稳定性。哲学的应用学科研究自然也不能例外。在这方面,蒋谦对“人类科学认知结构”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该课题研究源于1993年蒋谦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大脑两半球机能的非对称性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比较研究》,至本著作问世,作者锲而不舍地持续研究和写作长达20余年。而那篇论文中,为作者的进一步研究明确了指向性。如作者明确地指出,对于人类科学的历史和哲学分析,必须凸显研究的问题域,即人类科学认识历史中的“认知问题”。也正是这一明确的指向性,促使他明确地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尤其是其中的科学认知)为圆点,来展开他的全部研究与写作,使其较之原先的研究更加系统和完善,为科学发展认识论的深入研究确立了鲜明的逻辑起点。其突出的表现是,克服或矫正了过往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主体缺失的偏向;开创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主体论研究的新途径;通过实证研究明确揭示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认知转向”。
  
  二、哲学的应用学科研究应与相关实证科学研究相结合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专业或学科的深入研究都不可能孤立地进行或展开,而必须运用相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的研究和论证。哲学的应用学科研究自然也不能另外,即决不是单纯哲学概念的罗列或推导,而必须与相关的实证科学研究相结合。在这方面,蒋谦对“人类科学认知结构”的研究,进行了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大跨度的综合研究,树立了别开生面的典范。其突出的表现,一是广泛吸纳了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二是大量运用了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三是深刻体现了哲学与多种类、多层次实证研究的渗透、嫁接与移植、交叉与综合。
  
  三、哲学的应用学科研究应以哲学思维为主导
  
  作为哲学应用学科的研究成果,必须具有鲜明的哲学学科性质和特征,否则不能称之为哲学的研究成果,也不属于部门哲学。因此,在探索或建立特定哲学应用学科的过程中,亦即在与相关实证科学相结合、从事特定哲学应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以哲学思维为主导。在这方面,蒋谦在该课题的研究中也有新的探索。其突出的表现,一是突出了哲学的思辨性质和倾向;二是突出了哲学的导向功能和证伪功能;三突出了哲学的评判功能和分析效用。
  
  四、哲学的应用学科研究应体现哲学的研究方法

  
  相对于各种实证科学或各种学科的实证性研究所具有的直接观察、测试、模拟、试验、验证等方法不同,该项成果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包括哲学应用学科研究在内的哲学研究方法,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突出了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及一系列相关观念的集思广益和必要更新;二是拓宽了“科学认知结构”模型化和板块论研究中哲学“二分法”应用的新视角;三是坚持了人类科学思想发展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
  
  五、哲学的应用学科研究应着力于必要的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是最根本的创新学。”我非常赞同这一见解。但为使哲学能够充分发挥“创新学”的功能,它应当通过哲学理论思维所提供的观念和方法,启迪、引导和开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这一点应特别体现在哲学应用学科的研究中。如果不能切实如此,只是形成某些哲学术语或将这些术语与某部门或某领域的实证性知识进行简单化的拼凑或杂烩,非但不能体现哲学的“创新学”功能,甚至必然篡改哲学的本性,使哲学遭人厌恶。在这点上,蒋谦在“类脑模型”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理论和方法,对于体现哲学应用学科研究的创新,确有独树一帜之功。这突出地表现在,一是作者对过往科学认知的研究有一系列的扬弃或突破,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的套用;二是作者对“全脑科学”等概念的创造性界定,体现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新进展;三是作者对关乎人类科学文明发展的“全脑革命”新论断具有前瞻性。
  
  六、哲学应用学科研究应开辟广阔的新空间
  

  哲学研究,包括哲学的应用学科研究,应充分体现哲学本性(即思辨性)的根本特征。为此,在特定时空或阶段内作出的研究成果(学科知识),决不可奢望建立某种“绝对”的知识体系,或提供某种“天衣无缝”的理论图景,以致可以终止相关的研究;相反,一定的知识体系或理论学说都是可以被证伪的,同时它也能为新的相关研究提供空间,或发人深省,或指明方向。在这点上,蒋谦关于“智慧圈”时代“全脑科学”的深刻阐释,对于往后的跟踪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突出表现在,一是作者关于人类东西方思维的“大脑构型”构思和论证打开了进一步研究的广阔空间;二是作者对人类科学未来发展趋势的论证,为结束科学文明中的“单侧化”、“分裂化”局面指明了方向;三是作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及其系列成果,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推进全球科学认知进步和升华的任重而道远的坦途。
  
  总之,蒋谦的关于人类科学认知的“类脑模型”研究,是他在最初公开发表论文的基础上,极其深入地整合了东西方科学文明和认知方式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人类未来科学认知结构的“全脑科学”构想等一系列独到的学术见解。这些学术见解既来之不易,也为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尤其对于我国已引起广泛关注和开展的哲学应用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难得的借鉴,值得认真学习和阅读。鉴于该书还有待于深入一步地学习和研究,上述围绕哲学的应用研究所进行的评述,只能说是一个大的提纲。假以时日,我将尽可能予以补充和完善。
  
  作者简介:徐厚德,1940年9月生,湖北武汉人。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原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党校哲学教授。曾担任湖北大型应用哲学研究会秘书长,为湖北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全国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客座研究员,苏州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特聘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人等。在多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在应用哲学、管理哲学、领导哲学和企业经济学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学术观点和见解。代表作《应用哲学》和《现代管理哲学概论》,属于国内相关学科领域填补空白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责编:宗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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