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融媒体1月23日讯（记者金文兵 周劼）武昌区中山路与得胜桥交汇处的一处地铁5号线施工工地，武汉考古所的考古人员正在划分探方，按部就班地发掘武昌古城门之一武胜门周边的古城墙遗址。
从现场的城墙基走向与规模来看，考古人员认为这里属于武昌古城正北的一座瓮城，而城墙基属于明代。
这处遗址也间接证实了1908年陆军特别小学堂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按照科学测绘方法测量绘制的《湖北省城内外详图》的精确性。也可以看出从明代到近代，武昌城城墙的传承性。
而在考古现场之外，在这一带的拆迁现场，民间“砖家”刘文斌共搜集到了30多块带有铭文的宋砖。
图为刘文斌搜集的宋砖，“右长釰”“右横冲”“右选锋”“克胜”“右雄武 ” 记者胡冬冬 摄
清图、明基、宋砖，间或从其他遗址搜集到的带戳记的元砖，这些时间的线索带给我们一些期待：武昌古城正在向我们揭开面纱，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往昔繁华；亦或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武昌古城的复杂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更加跌入历史的混沌中。
宋代城砖，紧紧咬合着明代城砖
22日，长江日报记者陪同刘文斌来到他发现宋代城砖的地方，旁边就是已打下木橛，划出探方范围，铺上塑料网布，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现场。
图为1908年绘制的《湖北省城内外详图》，红圈内为本次考古发掘现场位置
经刘文斌指认，他捡砖之处，是考古现场之外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同行考察的武汉网友“力托”经过对照旧地图和地照片，怀疑这个地方是明代武胜门的瓫城拐角处。
采访现场，刘文斌发现一处深约1米的土坑壁上，一批体量庞大、外形方正的明代城砖，与十多块宋代城砖相互咬合在一起。在城砖上方，还发现了一根直径六寸的陶制下水管，管口上和管体上方包裹着厚实的雪白的石灰状物质。
刘文斌是地道武昌人，痴迷收藏古砖已有20年，对武昌各时期不同的古砖已形成一个收藏系列。
图为刘文斌搜集的宋砖，“咸淳壬申” 记者胡冬冬 摄
在刘文斌家中，长江日报记者看到：一个类似鞋柜一样的木柜，搁着这批刚捡回的古砖。砖上刻有“乙酉新开窑”“丁亥新开窑”“乙酉五里窑”“丙戌山西窑”“汉阳军造”“辛已造”等戳记。
经省图书馆文史专家昌庆旭鉴定，这其中多为宋砖。比如：有一块砖上以浮雕手法标有“咸淳壬申知鄂……”字样。昌庆旭说，这块砖很珍贵，它有明确的纪年，藏有很多历史信息。
咸淳壬申，是公元1272年，时在南宋度宗赵禥咸淳八年，也是襄阳为元军所破的前一年，汉阳军、鄂州为元军所降的前两年。这就意味着，这块砖已有700多岁了。从这块砖的厚重中也可以感知当年国破之际，武昌城加紧修筑以备外患的匆忙和焦急。
另有一些古砖的铭文，标注了“饶三七”“孟桥徐百一”“蒲州左十”“蒲州钟三”等字样。
昌庆旭说，中国古代有“物勒工名”的制度，故当年的工匠在其所制造的砖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这相当于是生产者、被摊派者或督造者的“编码”，或等同于现今生产者和原产地的条形码标识。古人对于城砖的烧造过程和烧造质量，有一套严格的管理程序、检验制度和责任追究机制。所以南宋楼钥（1137-1213年）才会在诗中感叹：“古人烧砖坚于石。”而据历史学家李伯重的研究，中国古代以木柴为烧砖的主要燃料，烧砖1000块约需木柴1马车。
宋代城砖，勾连起岳飞督鄂的故事
对于武昌城各个年代的各种城砖，一直有一批民间人士在努力搜集、整理，以期从中发现更多关于这座城的历史信息。
湖北省博物馆老专家陈上岷先生，作为长者，曾赐予记者一本著作《玉筍集》，书中记录了一个人——易均室先生（1886-1969）。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收藏武昌城砖的第一人。
在1926年武昌拆除城墙时，易先生搜集了大量城砖。抗战时期，易先生避难离开武昌，将这批古砖和其他文物埋藏于地下，其后不知所踪。
这其中，有一块“嘉定戊寅官窑三十将造”古砖，除了“书法绝肖唐碑”的美学、书法价值以外，还饱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一，“嘉定”是南宋皇帝宋宁宗的一个年号，“嘉定戊寅”是嘉定十一年（1218年）；二是“官窑”，表示这些城砖为官方督造、官窑生产；三是“三十将”，这是南宋的一种“九军三十将”军事编制。
图为刘文斌搜集的宋砖，“水军”“前军”“中军”“中军”“踏白军” 记者胡冬冬 摄
而刘文斌搜集的一批宋砖中，恰好有“三十将”“水军”“前军”“踏白军”“右雄武”戳记。
据昌庆旭查阅相关资料，证实这些称谓都是宋代军制中的编制或番号。以曾经在武昌城驻防的抗金名将岳飞的部队为例，他统领的部队大约十万人，至少分为十二军：背嵬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其中背嵬军为岳飞的“亲军”，最为精锐，光骑兵就有“八千余骑”，在岳飞抗金的战役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有“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几列侯”之誉。（资料来源：王曾瑜《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
踏白军，意为搜索部队，相当于今天的侦察兵，有时也起到特种部队的作用。古汉语“踏”，是踏勘、搜查的意思。“白”是通假字，通“薄”，指草木丛生、利于掩藏。踏白就是要发现敌人的埋伏。（资料来源：春源《释“踏白”》）
岳飞很重视侦察工作，他派手下最得力的干将董先统领踏白军。董先和牛皋一样都以骁勇著称，也可见岳飞踏白军的战斗力。
2012年2月，在武昌区蔡家嘴兴国路变电站建设施工中，发掘清理出一座宋代砖室墓，通过对残存墓碑的辨认，得知此墓正是踏白军统制董先之墓，墓碑为董先夫妇的墓志铭。根据碑文记载，董先率部队在岳飞北伐收复襄、邓诸州时加入岳家军，随后一直跟随岳飞。（资料来源：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蔡家嘴墓地发现南宋董先墓及墓志铭考》）
加上岳飞长达7年“奉诏移屯鄂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些带有军制符号的宋砖，是由岳家军所制或督造完成。虽还缺乏更多的考古和文献资料，但这不失为一个美丽的历史假设。
一块小小的砖头，一段残破的墙垣，沐风沥雨，在时间中老去，但哪怕只留下片段的痕迹，也在承载和记录着城市的历史细节。
“和文物一样，古城的砖头也是不可复制的。”昌庆旭希望，有更多人来关注城砖，而不是在老城拆迁时，将这些古砖当废物处置。一旦发现“带文字的古砖”，请记下发现地点，拍下照片，让我们共同留下并传承这座城市的历史根脉。
千年风雨武昌城
武昌城最早从哪里来？武汉最早从哪里来？这是武汉人关心的话题，也是一个武汉人定位自我的人之常情。
寻找真正的武昌城，得从地上和地下、文献和考古几个方面共同入手。
从文献来说，武昌城已有1700多年历史，从公元223年孙权筑夏口城开始，历经战乱数百次，大战23次，屡毁屡修，历代不辍，于明初基本定型。
武昌城的空间形态演化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公元223年孙权所筑的夏口城；二是公元454年，南朝孝武帝扩建的郢州城；三为公元825年鄂州节度使牛僧孺增建的鄂州城；四为公元1371年，江夏侯周德兴拓建的武昌城。（资料来源：刘炜等《武昌古城防御空间研究》）
夏口城，筑于黄鹄山（今蛇山）东北处，城周长约1000~1500米，墙体采用土石材料，因地处夏水（今汉水）通江口，故称夏口城。
郢州城，在夏口城的基础上进行了维修和扩建，其城墙沿蛇山山脊而建。
鄂州城，对原本为夯土结构的城墙进行改扩建，城周长约15里，以陶壁为城，自此武昌城墙变为砖墙，这是武昌古城历史上的第一次跨越蛇山的大扩建，此时的鄂州城东至小龟山，南抵紫阳湖，西达蛇山西，北临沙湖南。
武昌城，在鄂州城的基础上向蛇山两侧展开，东至长春观，南抵鲇鱼套，西临长江边，北达新河岸，城周长约20里，设城门9座，城内于蛇山之南兴建楚王府，环绕湖广三司等政府职能部门。
从此武昌城定型，一直延续到1927年。
武昌古城结合地理区位、山水环境，逐步形成了依山傍水，“盾形、城河、九门”的特点。
武昌城池南北长约3260米，东西宽约2500米，面积约6.2平方千米，略呈盾形。
它的建筑思想既是基于“崇方”的理念，也是因地制宜地灵活变通。城周边水路环绕，西临长江，北靠沙湖，南抵鲇鱼套，为顺应周边水势，城墙转角平滑处理，利于防御；另外，盾形象征着坚不可催，“寓意于形”，象征着武昌城池固若金汤。
武昌城护城河总长约为11千米，河水深约7米，宽约10米，分布于武昌城北、东、南三面。城内湖河相连，城外河江相通，将长江、护城河、城内湖泊连接为城河内外一体化的水利工事。
明朝武昌城设城门九座，东有忠孝门（小东门）、宾阳门（大东门），南有中和门（起义门）、保安门、望山门，西有文昌门、平湖门、汉阳门，北有武胜门。武昌城城门形制有别于其他城池，城门外凸，平面上形成一个“U”形的内向空间，这种内向空间在战争时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御作用。
但是文献只能告诉我们历史的大轮廓，很多空白细节之处需要考古的实物来填充。比如这次发现的宋砖，在武昌城的历史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是唐代鄂州城的修缮，还是明代武昌城的基础？
东汉至隋朝的武昌城主要发挥其行政、军事功能。宋代以后武昌城的经济功能长足发展，商业和水上运输业繁华一时。南宋时期，武昌城又成为宋金、宋元战争的前线，再次上升为军事中心，军政一体，宋代的修城有没有当时的现实意义？
从元朝开始，武昌取代江陵、襄阳而成为大区域（湖广行省）的政治中心，元城又会否在宋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
这些都需要考古的成果来提供线索和思路，宋城在哪儿，元城在哪儿，也许只有考古知道答案。
但是考古又是一门谨言慎言、科学性极强的学问，它的行规是没有完整的发掘报告，不轻易透露任何信息。这次武胜门古城墙的考古发掘报告也许要到数年后才能看到，那时很多谜团可能会有答案，更可能的是，答案之上产生更多的谜团。这不就是历史的魅力吗？
1134年，岳飞第一次北伐，收复襄阳六郡后，回到武昌。他登上黄鹤楼，北望中原，赋《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一词，起句就说：“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在他看来，城郭就是故国故乡。
今天我们遥望历史，也看到了不同的武昌城，我们更能感受到这种血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