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晚报（记者 汪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在先秦时期，以一道秦岭与中原阻隔的古蜀王国，经历了鱼凫王朝、开明王朝等时代。那些在时间中湮灭的故事是怎样发生的？曾以三星堆为都邑的古蜀王国是怎样崛起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刚刚公布了去年在青白江的重要考古发现，也许能解开这些历史之谜。
　　青白江三星村也发现了古蜀文明遗址
　　在青白江区，有个地方，名叫“三星村”，在2003年和2009年，此地陆续有考古发现问世，曾清理墓葬近200座，灰坑100余个，房址20余座。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制饰品。
　　去年5月初，为了配合“丰树成都青白江物流综合平台建设项目”，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三星村遗址进行了文物勘探，发现有土坑墓。随即，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几座灰坑。据此次发掘的领队杨占风介绍，这些灰坑很特别，是非常工整的人工坑，里面堆积的东西也很特殊，不像是一般的废弃物，这个发现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果然，在清理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灰坑、墓葬、房址，甚至发现了路。最后，还在墓葬中出土了象征贵族身份的玉器。
　　据发掘领队杨占风介绍，此次在青白江三星村发掘了30余座墓葬。这些墓葬分组并成排分布，均为竖穴土坑墓。同组内的墓主人头向一致。杨占风推测，他们有可能属于同一个家族。在成都平原，目前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是距今4500到3800年的宝墩文化遗址；在距今3800年到3300年，成都平原进入了三星堆文化时期，青铜时代。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该项目负责人刘雨茂研究员介绍，三星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包含了宝墩文化三期、宝墩文化四期和三星堆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该遗址见证了古蜀文明从宝墩文化时期向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过渡。
　　首次发现宝墩文化时期的发饰材料
　　当时的古蜀社会是什么状况？如今仍是扑朔迷离，疑团丛生。随着该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一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真相也许将露出端倪。
　　在该遗址中，较早的宝墩文化三期的墓葬中没有随葬品，而在稍晚的宝墩文化四期的墓葬中，目前发现了2件玉器，其中有一件玉锛。“玉器出现在墓葬中，是身份的象征，而不是简单的工具。”杨占风说。在这些墓葬中，还出土了象牙制成的发簪和配饰。配饰有管状的、有牌状的，穿了孔，可以挂在脖子上。“这些珍贵的陪葬品，说明墓葬的主人不会是普通人。应该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这些发现，说明该时期部分人已经享有拥有特殊器物的权力。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一定的权力和等级差别。”杨占风说。
　　“墓葬的变化，反映出该时期社会发生变化，对于探索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起源及其背景具有重大意义。”刘雨茂介绍。此外，象牙骨簪及其出土位置的发现，还说明当时人们有着束发高挽的习俗，并佩戴骨管和骨片等饰品。这是古蜀宝墩文化时期的发饰材料首次被发现，为研究宝墩先民的发式、审美意识及其族属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以上种种，足以证实该遗址是非常重要的一处先秦文化遗址。
　　重要意义：有望揭开三星堆文明诞生之谜
　　刘雨茂告诉成都晚报记者，该遗址纵跨宝墩文化时期和三星堆文化时期。其中，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大量出土，对全面认识三星堆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在宝墩文化晚期，这些史前聚落中已出现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聚落之间也可能出现了分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江章华认为，三星堆聚落可能因为掌控了某些特殊资源或特殊物品的贸易渠道，逐步强大，成为强势聚落。
　　辉煌灿烂的古蜀三星堆文明曾经被想象为“天外来客”。据介绍，此次青白江三星村的考古发掘，为研究成都平原文明起源以及三星堆文明诞生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珍贵材料。
　　而将这些零星材料进行拼接，成都平原的人们如何从新石器时代一步步发展到古蜀王国，他们的社会如何运转和管理、人群如何组织等秘密，有望层层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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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 世界“第九大奇迹”
　　距离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3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古代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砖厂工人杨永成一锄头下去，一块铜器被砸中，杨永成刨开泥土，吓了一跳：是个青铜面具。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就此被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