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8年澳门全景图(铜版画)。

　　庞尚鹏

广州日报讯 （文、图\ 记者 卜松竹）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收藏着一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刻本《抚处濠镜澳夷疏》。疏的作者，是明代南海人庞尚鹏。这位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以“介直”著称，官声不凡。惠爱街(今中山六路)原来有一座永赖祠，即为当年广州老百姓因为感戴时任都御使的庞尚鹏奏立“一条鞭法”而立的。他作于1564年的这份奏疏，被认为是澳门开埠后“第一份中文文献”，是国人关于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最早记录。

1513年葡萄牙人首次来广东

关于澳门的得名，屈大均《广东新语》称：“凡番船停泊，必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澳门纪略》说：“其曰澳门，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故合称澳门。”又说：“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环。二湾规圜如镜，故曰濠镜，是称澳焉!”因此澳门也称濠镜澳。

澳门是一个半岛，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与广东尤其是与珠江三角洲各县之间的内河航运联系密切。国际航路方面，东北面可与日本相通，西南方向穿过马六甲海峡，又可到达东南亚各国，起着国际贸易转运站的作用。

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后，取得远洋航线的重要战略据点，以此为枢纽，势力不断东扩。葡萄牙人1513年首次到达广东，这是中葡关系之发端。由于各种原因，中葡关系交恶，甚至两度刀兵相向。嘉靖初年对葡萄牙发布禁绝令，同时关闭广州市舶司，实行海禁。嘉靖九年(1530)林富上疏， 以两广资财窘迫之由，请求重开市舶司，以获“抽分”(即对外国货物征收的实物税)之利，虽然得到批准，但葡萄牙人仍被排除在外。

从庞尚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知识分子们对葡萄牙人的印象：“诡形异服，弥漫山海;剑光耀日，火炮震天;喜则人而怒则兽……”也能看到他对葡萄牙人到来的忧虑。“若一旦豺狼改虑，不为狗鼠之谋，不图锱铢之利，拥众入据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趋会城，俄顷而至，其固诚有不忍者，可不逆为虑耶?”类似的描述，在时人的记述中时能见到。

但毕竟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据点控制了东南亚地区的众多贸易航线，双方不可避免有接触。加之葡萄牙人有坚船利炮之恃，故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双方处于一种时紧时缓，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

庞尚鹏预警防备葡萄牙人野心

庞尚鹏在奏疏中较为详细地罗列了葡萄牙人窃居澳门的两个阶段，为今天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第一个阶段：“往年夷人入贡，附至货物，照例抽盘，其馀番商私赉货物至者，守澳官验实，申海道闻于抚按衙门，始放入澳，侯委封籍，抽其十之二，乃听贸易焉”，此时夷人“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浪，水土甚恶，难于久驻，守澳官权令搭蓬栖息，待舶出洋即撤去”。也就是说之前的“夷人”可以在贸易期间上岸临时驻留，但在贸易结束之后，必须随船离开，且拆除岸上所建之临时建筑。

第二个阶段：“近数年来，(夷人)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则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其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可见此时葡萄牙人在澳门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定居点。居民也不仅限于从事贸易者，而是包括了他们的家属、子女，俨然有常居之意了。

庞氏的说法展现的是澳门地区当时重要场景。1553年，有葡萄牙人明明可以按以往惯例，在濠镜澳搭棚建寮，偏偏以“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为借口，要“借地晾晒”，开始“仅篷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

庞尚鹏对于防备葡萄牙人的进一步侵入也有所评论：“臣欲将巡视海盗副使移驻香山，弹压近地，曲为区处。明谕以朝廷德威，厚加犒赏，使之撤屋而随船往来。其湾舶各有定所，悉尊往年旧历……”他认为必须及早地采取措施，否则后患无穷。正如他自己所讲：“急则变速祸则小，缓则变迟则祸大。”

但事情的演变并未按照他的想法进行。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占据持续了四个多世纪。虽然如一些学者所言，澳门在此期间成了中西方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数学、火器、地理测绘、西方历法等皆通过此处传到中国，但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无法忽略。

叶权展现了葡萄牙人的日常生活

写作《抚处濠镜澳夷疏》时，庞尚鹏并不在广东。他是通过千里之外的情报网络来获取第一手信息的。奏疏写完的第二年，一个安徽休宁人叶权来到了广东。当年十二月，他进入澳门，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把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一千余字的游记，收录在自己的《游岭南记》中。

叶权是个仕途上始终不得志的文人，也是一名资深的旅行家。足迹遍及吴越、燕赵、八闽、两广，且自言在“岭表”，即广东一带住的时间很长，又深入。在游历中，他十分留心各地的官场形势、经济物产、民情风俗及外务军事等，并将“耳所的闻，目所习见”的重要事情记述下来，其记事以“尚实”为称，可称早期的“报告文学”，很有史料价值。他对澳门的记载，是国人第二次对澳门进行的较为详尽的颇具权威的报道。

在叶权笔下，当时的澳门是“数千夷团聚一澳，雄然巨镇”。关于明朝在澳门设立职官，明代书中很少报道，叶权则报道了两种——守澳武职和抽分官。“守澳武职”亦即守澳官，又称提调澳官，其衙门即澳门之“提调司”;抽分官则是负责收税的官员。

“其人白哲洁净，髡发多髯，鼻隆隆起，眉长而低，眼正碧。顶红帽， 著裤袄，以撒哈喇为之，或用云彩绸缎凿梅花八宝之类于其上，皆鲜艳美好。足登革履，俱勾身为便利，以软皮为指套，套掌上。有时左手持念珠，右拽一杖。天稍寒，则戴毡笠子，披髦衣，如架装。富者用红撒哈喇，以紫剪绒缘领，胸前缀金锁杂饰，戒指镶以西洋宝石，香油涂身，腰悬八刺乌，长咫尺，以金银错之，其色稍黑，乃匕首有毒者。随四五黑奴，张朱盖，持大创棒长剑……妇人更洁白，华贵被首，裹以幅布，或用锦绣，耳缀金环，拽皮履，以大幅布或锦绣从顶上披下拖地，止露其面，杂佩珊珊”——这是一段极为珍贵的描写，是中国人第一次如此详细地介绍16纪中叶澳门葡萄牙人的外貌、服饰、衣着。学者指出，叶氏称“佛郎机”为“大西洋之一国”，可见此时对葡萄牙人的认识已远比初来时准确。

叶权还第一次详细地介绍了澳门葡人早期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从男女之见面礼仪，到居室座椅，从西洋酒、西餐到淋浴均有介绍。他写道：“火食，饮西洋酒，味醇浓，注玻璃杯中，色若琥珀，无匙著，用西洋布方尺许，置小刀其上，人一事手割食之。以瓦壶盥沐，水泻下不更濯。”这是中国人对西餐的最早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