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武汉作家姜燕鸣的长篇新作《大智门车站》发布会在江汉路新华书店举行，作为老汉口三部曲，《大智门车站》和《汉口之春》《倾城》一样，姜燕鸣仍钟情于写她热爱和熟悉的老汉口气质和风情。发布会后，长江日报记者专访了姜燕鸣。

明信片上的大智门车站

回味武汉当年最闪耀的时刻
　　
　　《大智门车站》以京汉铁路的开通为时代背景，正是京汉铁路的开通，给汉口插上水陆运输双翼，各路商贾、精英，日本商人、法国商人，南下北上，来到汉口淘金谋利，成就“东方芝加哥”的盛名。“姜燕鸣的小说，展示了百年武汉历史的丰富画卷，说明汉口百年前就是九省通衢、开放多元的大都市。”中南民族大学杨彬教授这样评价。
　　
　　姜燕鸣2013年初出版的《汉口之春》，曾获湖北文学奖及茅盾文学奖提名，同样写老汉口，从汉口解放写到改革开放，以汉口满春街一个普通家庭4个女人的爱情和命运，展示了汉口的历史风情和时代风貌。正如评论家李鲁平所言，长期以来，对都市文化，特别是对武汉都市文化，武汉人缺乏想象。比如，老汉口生活，惟有通过建筑文物外墙上的牌子，大致知道这里曾经是一个什么机构或者单位。至于曾经来过这房子里的中国人、外国人、银行家、买办、舞厅小姐、富商巨贾等等，她们曾经演绎过怎样的人生和历史，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循。对汉口曾经的日常生活，今日津津乐道的是热干面、汤包、鸡汤、豆皮等老字号小吃，它们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曾经所代表的精致生活，已经很难被体味。
　　
　　姜燕鸣的小说，带读者重温老汉口风情。《汉口之春》从老汉口人的行为方式和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中发掘小说因素，如满春街周边的老会宾酒楼，新市场（民众乐园）、四季美汤包，闹市江汉路，六渡桥小广场的孙中山铜人像，带读者重温久违的汉口标志性场景。《倾城》更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鼎盛时期的交通路书店一条街。那是1938年的汉口，作为中国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今日江汉路并行的交通路书店街，代表着汉口优雅华丽的一面。各方精英荟萃于战时首都，别有一番摩登气象，是武汉历史上最闪耀的时刻之一。
　　
　　颠覆以往关于武汉女性形象的想象
　　
　　不少评论将姜燕鸣的《倾城》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作比，“倾城”寓意，首先就有对书中汉口各种女子相貌、品行的隐喻。
　　
　　与张爱玲热衷于写一座城池的倒塌，成全平凡男女的爱情不同，姜燕鸣热衷于给美丽的汉口都会女子塑造群像，她们穿过抗日战争的烽火狼烟，体现了武汉女性的市井之美、诗性之美、青春之美和都市之美。不谙世事的佳莉是热情浪漫的汉口之花，与中山舰殉国英雄魏行健相爱；经营泰昌旅馆的宋香菊则是汉口市井之花，她泼辣爽直；南京龚公馆的小姐龚云素则是诗性的存在；姜燕鸣本人最欣赏的徐瑷，美貌是她的资本，帮助她在武汉的各种晚宴上如鱼得水，成为“名媛”。
　　
　　在姜燕鸣的笔下，汉口女子不止有“倾城”之貌，更有“倾城”之气节，自发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她们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和纯粹的内陆城市不一样，汉口已经开埠多年，她们敢作敢为，美丽痴情，却又有勇敢刚烈的一面”。姜燕鸣热衷于在时代动荡中，给武汉女性塑造群像，她们各有各的不幸，如《大智门车站》中的宋珠喜，幼年丧父，爱人因为她是戏子出身，不能娶她，本是忧郁的文艺女青年，最后却以决绝的方式走上抗日之路，和日本兵一起葬身火海。
　　
　　“她为百年都市女性塑造的群像，各具特色，有市井范也有文艺范，武汉女性文学形象，不应该只有来双扬（《池莉小说《生活秀》主人公），也需要精致的、优雅的女性形象。”杨彬认为姜燕鸣对武汉女性秀外慧中、温柔痴情、精致优雅这一面的描写，颠覆了以往关于武汉女性形象的想象。
　　
　　人文历史是一座城市活的灵魂
　　
　　姜燕鸣坦言自己所有创作，受益于一套在当年的古籍书店购买的《武汉文史资料》，《汉口的风花雪月》里的每个故事，都根据那些资料构思。小说家的天马行空，加上厚重的人文历史，姜燕鸣笔下的老武汉，一草一木、建筑街巷和名媛淑女，不同于方方、池莉、胡榴明等女作家的城市笔记，爱情故事与老武汉的沧桑辉煌，交相辉映，读完后令人更热爱这座城市，想到她描述过的地方走一走。
　　
　　作家、诗人袁毅称其为武汉文史代言人之一，用小说为这座大都市正名。“人文历史是一座城市活的灵魂，只有常读常新、内涵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的城市，才能魅力无穷，后劲十足”。
　　
　　袁毅认为，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刘歆生的汉口创建，汉正街的出现和兴旺，京汉铁路的开通等，是武汉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基石，这些历史大事件，均出现在姜燕鸣的小说中。她一手写武汉空战、献金运动、武汉保卫战等历史大事件，一手写男欢女爱，重新定位了武汉情义。
　　
　　访谈
　　
　　武汉有当时中国最好的东西最聪明的人

　　姜燕鸣   本人供图

她们如此生动、质感，接地气
　　
　　读+：在武汉成为京汉铁路南端终点后，或是到大智门火车站工作，或是来武汉做买卖营生，甚至有到武汉淘金的各类外商和商会，《大智门车站》和今天的时代竟有一种隐隐的暗合？
　　
　　姜燕鸣：小说创作当然要跟现实接轨。既尊重那个时代的生活面貌，表现形式又和当代读者形成参照，读完才会有沉思有收获。
　　
　　那个年代武汉土著非常少，就像今天一样，新武汉人云集。正因为聚集了各个地方的人，才形成老汉口独特的风貌。我在汉口土生土长，祖辈也是外来的。曾外祖父来自徽州，父亲那边来自鄂州，不少邻居也来自武汉周边，来大汉口闯荡，寻找立足之地。
　　
　　读+：据说小说里的不少人物，来自于你小时候所见所闻？
　　
　　姜燕鸣：我从小由一个爱讲故事的外婆带大，爱在汉口的大街小巷里穿行，《大智门车站》出现的海寿里，就是我小姨住的地方。《汉口之春》的云娘，有我外婆的影子。写《大智门车站》时，因为史料太少，比如当年的火车站工作人员穿什么衣服，车站设置什么部门，候车室又是怎么布置的，周边的茶楼、烟馆又是何等样貌，一度无米下锅，我只好一次次在周边行走，看看当年的门楼、招牌，漫无目地寻找灵感，走着走着，小时候见过的长辈、邻居，扑面而来。当这些鲜活的人物出现在小说里，完全不需要特别设计，他们如此生动，质感，接地气，这是汉口给我的恩典。
　　
　　读+：你一直强调你所写的武汉女性是精致的、优雅的，这是经由你记忆想象和美化，还是确有其人？
　　
　　姜燕鸣：我前面提到的外婆，举手投足之间，动作轻柔，言语谦和，她告诉我，老汉口的很多人都有这个味道，斯文、贤淑，女人都很温婉。她说基本没见过粗野的女人，即使为人泼辣如《倾城》里写的宋香菊，也比较有分寸，娇宠一点如《大智门车站》里的曼丽，也有隐忍的时候，知道敬畏，不会越界。
　　
　　读+：你写了这么多女性形象，你觉得谁最接近你心目中理想的武汉女性形象？
　　
　　姜燕鸣：我只能说我最用心的，是《倾城》里的徐瑷。虽然身为名媛，她有种独特的气质，可爱而不萎靡。我笔下的所有女性，她们命运的转折点，似乎都因为战争和爱情。她们原本是小女人，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有嫁入好人家的憧憬，也有爱而不得的无奈。你不觉得现代女性也这样吗？战争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在经历生死离别的伤痛后，决绝起来，比男人更狠。徐瑷和《大智门车站》的宋珠喜，后来都投身抗战的洪流之中。
　　
　　作为“五四”娜拉出走后成长起来的新女性，爱情在她们的生活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身处父权社会，爱让她们苦闷，爱也让她们勇敢，尤其在大时代大是大非面前，她们比男人更有担当。《大智门车站》写了3个不成器的男人和一个文艺女青年的感情纠葛，最后你会发现，女人更让人肃然起敬。
　　
　　读+：你为武汉女性正名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池莉小说《生活秀》里的来双扬，方方《万箭穿心》里的“女扁担”李宝莉，因为影视改编，实在太深入人心，不破不立，你准备如何破旧立新？
　　
　　姜燕鸣：我的老汉口系列已经出了四五本，下半年还有一本小说结集即将出版，书一本接一本地出，我相信我塑造的优雅精致的武汉女性群像，或多或少能改变人们的定见。这些年，武汉能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正是有赖于城市文化的深度和厚度。身为作家，没法对历史视而不见，更无法对那些美丽的女人，绕道而行，文学创作要做这样的努力，不慌否认，先丰富武汉女人形象吧。
　　
　　何止文艺气息浓厚，老汉口风情万种
　　
　　读+：你在《倾城》里写了汉口交通路的书店一条街，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会质疑，在大汉口寸土寸金之地，真的有条街这么富有文艺气息吗？
　　
　　姜燕鸣：《倾城》的主要场景是宋香菊经营的泰昌旅馆，旅客出出进进，都要经过交通路的书店一条街，我也曾在那里买过书。老汉口历史上有几个闪耀的时间点，比如1927年代表汉口的鼎盛期，1938年武汉作为当时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国民政府机关、各路精英，全部汇集到汉口，还有国外的记者，作为抵抗法西斯的堡垒，汉口在全世界的地位都非常高。本土独特的风情，加上大都会面貌，使城市特别有魅力，何止文艺气息浓厚，简直风情万种。
　　
　　读+：如果想了解老汉口风情，完全可以从你的小说中找素材，按图索骥，来一场老汉口怀旧之旅？
　　
　　姜燕鸣：《汉口之春》《倾城》《大智门车站》，均以老汉口为背景，通过描述新女性的美丽与哀愁，嫁人与就业难题，渐次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京汉铁路的开通、武汉大水、武汉沦陷、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武汉解放等等。写这些小说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心灵的涅槃，你想想那些年代，天灾人祸，物资匮乏，颠沛流离，人却活得有意思。用现在的话说，是有情怀有担当的一代，心怀理想、信念和爱，抵御外敌时才会那么奋不顾身。
　　
　　小说当然没法像史料那样真实，但都能看到时代的影子。比如《倾城》中的刘明泽是《申报》记者兼《新华日报》主笔；董子琛是民生轮船公司汉口分公司的经理，亲自参与了当年难民疏散工作，以及“敦刻尔克”大撤退西迁宜昌的船只调配；海军上尉魏行健在炮位前英勇捐躯，一代名舰中山舰悲壮地沉没。或许，读过这些小说，再面对那些历史建筑和铭牌，你会更感同身受，多点如火如荼之感。
　　
　　读+：你希望你的小说可以成为引路人，让读者一窥老汉口风情？
　　
　　姜燕鸣：在大众共识里，武汉是个市民气很重的城市，只有码头文化，却不知老汉口风情是那般的浪漫与优雅。电影《黄石的孩子》，曾借男主角乔治·霍格的感叹，汉口是“世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东方芝加哥。写老汉口系列小说，确实有改变大家既定印象的野心。
　　
　　让年轻人赞叹，多点城市自信
　　
　　读+：你的小说多次涉及抗战时期的武汉，是因为“烽火佳人”的创作桥段所需，还是你个人的情结？
　　
　　姜燕鸣：二者兼有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乱世飘零肯定有助于爱情故事的进展。但更重要的是，1938年的武汉，实际上是战时首都，它的战略地位显而易见。很长时间，武汉抗战史就如同沉没的中山舰一样被忽略，它对于中国抗战史产生的重要影响，一直没得到应有的重视。翻看文学史，很少有正面描写1938年武汉这个战时首都的文艺作品，有报告文学写到武汉保卫战，但当时整个城市的生活状况没有涉及。
　　
　　每年清明去石门峰公园，总要经过寂静的武汉抗战纪念园，少有人在那停留。冥冥之中，像有人在逼迫我把它写下来。忽视武汉抗战史的重要影响，是城市历史的一大残缺。
　　
　　读+：你多次强调，武汉百年前就是了不起的大都市，只是少有人知道而已，你最期待当代年轻人在你的小说里获得什么？
　　
　　姜燕鸣：可以让他们赞叹，汉口原来这么有风情和文化底蕴，多点城市自信。坦白讲，武汉与其他历史名城相比，为什么总差点底气，除了外部对武汉形象的认知不够，我们自己也不够自信。读读《大智门车站》就知道，汉口曾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业城市，汉口开埠，对城市发展是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便是京汉铁路贯通所带来的经济飞跃，使汉口除了码头文化，还有大都会文化，全世界的聪明人，都带着野心来这里创富。
　　
　　我的老汉口系列，一是还原历史，二也是再现那些消失的风景。比如我在《汉口之春》里写了友好展览馆、新华电影院等，在《倾城》里，写到了交通路曾经的繁华，《大智门车站》写到了德明饭店、花楼街，还有戏院、茶楼、影院，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早变了旧模样，不写它们，谁还知道交通路曾是全国有名的书店街呢？知都不知，何谈热爱。
　　
　　读+：方方的《汉口沧桑往事》，写了不少老汉口风云人物，比如敢对黎元洪说“都督再造民国，我再造汉口”的地皮大王刘歆生，承包了汉口大部分营造工程的汉盛协老板沈祝三等，典型时代的典型人物最有影响力，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风云动荡，也符合这个时代的传播需要，你为什么不写他们？
　　
　　姜燕鸣：我觉得小人物更有当时生活的质感。写大时代女性群像，是希望作为一种补充，急于为武汉女性的片面印象纠偏。我会写某个人，首先自己要喜欢上这个人物，她的人格魅力可以打动我。坦白讲，关于刘歆生，我收集的史料特别多，当我没有强烈创作欲望的时候，只能先放一旁。
　　
　　我觉得对老汉口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江汉路，江汉关，民众乐园，下一篇会写谁，我也不知道，但老汉口系列我肯定会一直写下去。　

题记
　　
　　生活对人的赋予
　　
　　作家姜燕鸣笔下的武汉女性、老汉口风情，我想不是纠偏，而是丰富了武汉女性形象和老汉口印象。方方笔下的李宝莉，池莉笔下的来双扬，以及姜燕鸣笔下的老汉口女性，她们其实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阶层。这是理解文学人物形象的一个关键。
　　
　　吉庆街摊主来双扬，汉正街扁担李宝莉，如果不是社会底层的话，也是社会中下层，她们干着体力活，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求生存，紧紧巴巴过日子。城市的灯红酒绿、精致优雅、珠光宝气，跟她们是没有多少关系的。
　　
　　姜燕鸣笔下的女性人物则不同，有的是周旋于各种舞会晚宴的名媛，有的经营着旅馆，无论如何这不算是社会底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好时候，时代动荡不堪，战争频仍，能在这样的动荡中寻得一份安逸，甚至谈谈情、跳跳舞，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能力是断然做不到的。
　　
　　每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及其职业和收入水平，其实决定着人们的视野，进而决定着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这是一条鸿沟，收入鸿沟，阶层鸿沟，群体鸿沟，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信息也是一条鸿沟。鸿沟两边，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拥有的是完全不对等的话语权。
　　
　　就拿老汉口来说，租界区和华界区是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世界。最摩登的建筑，最时髦的生活，也就是老汉口风情，大多在租界区。
　　
　　假如把李宝莉、来双扬和老汉口女性放在同一时期、同一时代，很难说到底谁更代表城市，谁更符合城市女性的真实形象，在她们身上，看到的是生活对人的规定和赋予。
　　
　　文/刘敏

来源：长江日报   读+周刊  记者周满珍 通讯员林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