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在上海寓所辞世。作为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他不但没有收获公众应有的尊重，反而在去世时背负了“监守自盗”的恶名。一桩莫须有的“故宫盗宝案”，因为构陷对象是易培基，也成了轰动一时的“易案”。

弥留时，易培基将一份陈情书托老友转交给国民政府。他写道：“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观听者匪细。”最后时刻他仍希冀国家能还他清白。然而这桩冤案本就是当权者一手炮制，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不但可以把国法玩弄于股掌，更不惜置他人于死地。

一桩毫无悬念的冤案，竟长达十几年不能结案，它也成为管窥国民党政治生态的一个标本。

悍妇的举报信

1932年8月29日，一封匿名信寄到北平政务委员会，控告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擅自处理故宫物品，盗卖故宫古物。

当时，故宫正在处理清宫与历史艺术无关的物品。在一般人眼中，皇宫大内全是稀世珍宝，随便一个东西就价值连城。有句老话叫“破家值万贯”，普通人家天长日久还会攒下许多没用的东西，何况宫里积累了好几百年，“破烂儿”就更多了。当然，皇宫中的“破烂儿”并非真“破烂儿”，而是那些与历史艺术无关的生活用品，比如绸缎、皮货、衣料、衣服、茶叶、药材、金砂等。这些东西，有的是内务府采买来的，有的是各地方官进贡来的。皇帝后妃享用不尽，经年累月便堆积下来，有的东西甚至已经在宫里堆放好几百年了。据说，宫中仅茶叶就堆了七间大殿。隔年的陈茶尚没人爱喝，更别说这些几十、上百年的老货了。怎么处理这些生活用品?故宫博物院方面决定，公开出售，以此来贴补运营经费。

其实早在1927年，故宫博物院就曾经提出过“处分(即处理)消耗品”的计划。当时，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激战正酣，根本没心思管故宫。故宫博物院的经费来源，除了门票收入，再无其他。许多职员经年累月领不到工资，都嚷嚷着要罢工。为解燃眉之急，故宫博物院决定处理一批宫内生活用品。

为避瓜田李下之嫌，院方制订了详细的《处分物品保管款项规则》。他们首先聘请京师卫戍区司令、宪兵司令和政府各部官员组成临时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主要负责监督金砂、银锭称重，判断哪些物品可以出售。像布料、皮货、朝珠等穿戴物品自然尚可出售，而食品、茶叶等早过“保质期”的，就只能扔进垃圾站了。

分类后，院方聘专人为这些出售物品估价。这个价格只作为出售的底价。有意购买者，可以在此基础上投标。投标人要事先交纳百分之五的保证金。如果中标不买，保证金概不退还。

“处分物品”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被人告到了警察厅。检举者说，故宫“处分物品”是为了给南方国民政府筹钱。于是，北洋政府下令缓办。第一次“处分物品”计划就这样胎死腹中了。

易培基接掌故宫博物院后，旧事重提。1930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处分本院所存无关文化历史之物品方案”。1931年11月，经过精心筹备，处分物品终于公开出售了。故宫方面原本打算拍卖，但是拍卖照惯例要给拍卖行提两成佣金，太不划算。于是，故宫决定采取公开零售的方式。每个星期日，有兴趣的买家都可以到故宫专设的发售室选购。

故宫博物院所售物品虽然都是生活用品，但皇家之物品质之高、数量之大，可想而知。原存于养心殿的皮货有两千多件，永寿宫里存的金砂有995两多。出售前，故宫博物院请金店在宫里设了炉房，在监察员的监督下将金砂化成金条。

据记载，故宫博物院先后进行过三次处分物品，而易培基被人举报时，正是在第三次处分之后不久。

当时主政北平的张学良是个见过世面之人。有人向他吹风说：“现在外面有好多盖着乾隆御玺的字画，都是故宫盗卖出去的。”张学良驳道：“这些有乾隆御玺的字画，前清的时候就流到外面了。溥仪没出宫之前我就买到过不少，你们怎么说是他们偷盗的呢?不要被人笑话了!”

故宫方面以为张学良一番话，控案便打下去了。没想到，两个月后南京监察院派来两名监察员周利生、高鲁，专程到北平调查此事。周高二人在故宫调查了两个星期，虽然没查出什么所以然来，但他们还是向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提交了对易培基的弹劾。弹劾中说：“关于盗卖古物一层，虽未查有确切证据，而出售金器一项，殊有违背法令之嫌。”

消息传来，故宫博物院上下大哗，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大家觉得国民党元老、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张继的老婆崔振华，嫌疑最大。

不久前，崔振华听说故宫在出售皇家用品，也赶来选购。发售室设在神武门附近，选购者照例是要买了故宫的参观券才能进入。崔振华认为自己是堂堂馆长夫人，要什么门票，于是昂然直入。可门卫并不认识她，硬是拦住她不让进。

崔振华是有名的“河东狮吼”。据说，当年宋庆龄、何香凝提出“联俄抗日”的提案，张继原本签了名，但回去向老婆一汇报，劈头盖脸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他又找何香凝，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勾去。众人问他为何出尔反尔，他红着脸说：“老婆不赞同孙夫人的主张，不让我签字，奈何?”

崔振华把张继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别人就更不放在眼里了。眼看被一个门卫挡住去路，她怒不可遏，大呼小叫起来。经过神武门的人，闻声凑来看热闹，一时间连交通都堵塞了。此时，故宫的一名职员看到这一幕，心知这个乱子可不小，连忙告诉门卫：“此乃文献馆张继馆长的太太。”门卫一听崔振华来头不小，登时泄了气，忙不迭请她进去。

崔振华哪肯善罢甘休，口中骂骂咧咧一路来到售卖室。赶巧儿，当天秘书长李宗侗当值。崔振华见了他一通发泄。李宗侗是易培基的女婿，也是大少爷脾气，当面锣对面鼓地说：“你又没告诉我今天要来买东西，门卫不认识你，何能怪我?”俩人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闹得不可开交。

易培基素知崔振华是个“疯婆子”，事后并没有责怪自己的女婿。但以崔振华的性格，怎么甘心就此罢休，于是一个惊天大阴谋便这样出炉了。

结怨于人事

多年后，许多故宫博物院的老人回忆起这场风波都说，崔李之争其实只是“易培基冤案”的一个导火索，其更深层次的矛盾，早在几年前的人事安排上就埋下了。

易培基与故宫博物院关系至深，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1924年，易培基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素来醉心古物的他，对溥仪霸占着紫禁城十分不满。当年10月，冯玉祥成功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上台的大总统曹锟。冯玉祥反清立场一向十分鲜明。于是，易培基与同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煜瀛一起，策动冯玉祥驱溥仪出宫。这才有了溥仪拖家带口仓皇辞庙的一幕。

故宫收归国有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从那时起，易培基和李煜瀛一直都是故宫博物院管理层的核心成员。1928年北伐成功后，作为国民党和故宫博物院的元老，易培基被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李煜瀛被委任为理事会理事长。从历史渊源看，他们二人领导故宫博物院乃众望所归，而另一位被国民党塞进故宫的张继，就显得有点儿不能服众了。

张继，字溥泉，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闹革命。1920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也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孙中山逝世后，他因反对“联俄联共”的主张，成为了“西山会议派”的首脑人物。

从履历上看，张继与故宫博物院没什么渊源。二者唯一的交集是，1928年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拍卖故宫”的提案时，张继以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央政治会议写了一篇驳斥呈文。张继的文章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一场“拍卖故宫”的风波平息下来，而他也因为守护故宫有功进入了故宫博物院的管理核心。在1928年底召开的故宫博物院第一次理事会上，李煜瀛、易培基、张继三人均被推为常务理事。经大会讨论，李煜瀛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张继任副院长，但后来张继并没有当上副院长，他与易李二人的梁子也就此结下。

1928年，可以说是易培基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当时他不但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还兼任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农矿部部长。由于农矿部在南京办公，所以起初易培基并没有来北平主持故宫博物院的工作。院长没到任，按说故宫的日常工作应该由副院长负责，但易培基并没有把这个重任交给张继。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故宫博物院简任秘书吴瀛回忆，易培基对他说：“张继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即李煜瀛)的意思。”

在易李二人的运作下，张继没当成副院长，只捞到了一个文献馆馆长的位子。主持故宫日常工作的则是秘书长李宗侗。李宗侗早年留学法国，后又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看似资历不浅，但他能得到秘书长一职，主要因为他既是易培基的女婿，又是李煜瀛的侄子。

李宗侗的上位，不但引起张继的强烈不满，许多故宫的老人也不太服气。易培基的同窗好友吴瀛，从草创期就为故宫博物院奔走呼号，如今只得了一个简任秘书之职，不少人为他鸣不平。他在《故宫尘梦录》中回忆，易培基的老友左霖苍曾直言：“论劳资、论辈分，某决不应在某之下。”这两个“某”指的自然是吴瀛和李宗侗。就连易培基自己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一再表示所谓“简任秘书”实际上是院长助理。吴瀛自己“因为太喜欢这个博物院了”，所以并不在乎职位，但张继和崔振华却没有这么大度，他们一直在找机会报复易培基和李宗侗。

就在周利生、高鲁发出对易培基的弹劾不久，北平《快报》记者谢振翮等7人联合向北平地方法院检察署检举易培基图利渎职。他们举报，故宫博物院在出售金器的时候价格太低，而且还处理了具有历史价值的金八仙碗。这次举报随着媒体的介入，变得沸沸扬扬，人所共知。易培基不得不在1933年1月向国民政府呈文，为自己申辩。

易培基指出，处分金器是经过故宫理事会和国民政府批准的。所谓的“金八仙碗”其实是残品，“制作恶劣，绝无美术可言”，而且故宫里类似的八仙碗很多，就连寻常金店里也有销售。临时监委会认为，它们并不具备历史和艺术价值。至于把出售之款用于发工资，更是无稽之谈。处分物品的收益均作为基金，专款储存，账目清清楚楚。

易培基的答辩有理有据，周高二人的弹劾自然落空了。然而，幕后指使人并没有这么容易善罢甘休，他们很快又罗织了罪名，卷土重来了。

报错电报露了底

1933年5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拿着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信，以参观的名义来到故宫博物院。当庶务科虞科长接待他时，这位朱检察官却提出来要查看院里的文件卷宗。虞科长连忙打电话请示。易培基得知此事后，本待应允，可吴瀛却觉得不妥：“他拿着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参观信，如何能看文件呢?”于是，经过双方商议，朱树森只在院内看文件，但经手过处分物品的人员要随时听候他问话。

第二天一早，朱树森来到故宫，李宗侗、吴瀛等参与过处分物品的人都纷纷到齐。开始朱树森问了问处分物品的经过，并没什么新发现。正待作罢，负责处分绸缎的书记员尹起文忽然站起来，期期艾艾地说：“就是有一笔秘书长同院长购买的3000块钱的绸缎皮货……并不是在星期日买的。大家都有一些……”朱树森想抓住这个“话柄”，连忙追问李宗侗。

原来，处分物品时为了促销，故宫方面规定购买2000元以上者打七五折，购买3000元以上者打七折。李宗侗起初买了二三百元皮货，后来又买了二千五六百元东西，尹起文便建议他把两次购物的钱算在一起，这样可以打七折。李宗侗一琢磨能省点儿钱，便欣然应允，而且他买东西那天也确实不是公开售卖日。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事。顶多只能算程序瑕疵，绝对不算违法，但在朱树森的追问下，李宗侗竟然支支吾吾道：“我我我记不大清楚了。”当时也在场的吴瀛见李宗侗这副表现十分气恼。事后他对李说：“物品公开发卖，为什么你买不得呢?你今天不该吞吐，高兴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什么叫‘记不清’呢?你显得软弱心虚。这事昨日他们预先有接洽是无疑的!”

吴瀛所料不虚，这尹起文正是张继夫妇介绍来故宫工作的。在上一回合中，因为无凭无据，检举落了个空。这一次，他们在搬来最高法院的同时，还从故宫内部挖了许多黑材料。

不久前，故宫博物院会计科职员秦汉功因沾染不良嗜好，被故宫免职。他向张继夫妇告发，会计科负责人萧登青赶着办理积压数年的报销，让文具店老板改开了几张单据。

根据这个爆料，朱树森在故宫很快就从账目中查出了600元单据不符。他以为发现了什么真凭实据，立即询问了文具店老板李宝书。李宝书说：“我店与故宫博物院做了多年的来往生意，总是陆续送去各种文具先用，每届月底开一总账单交庶务科核对结账。这次会计科编造报销，要将笔墨纸张簿籍等分几张小账单开列，才符合报销册的栏目，故叫我店把每个月一张的总账单分作数张小账单。而每月我店所开小账单的合计数目，与总账单是符合的，并没有多开数目帮他浮报。”

朱树森一查，总数果然对上了，“虚报账目”一说原来是子虚乌有。这不免令他泄气，很快便返回了南京。

朱树森走了，但故宫博物院管理层仍未参透幕后黑手是谁。

1932年日本人的势力已经逼近平津，为保国宝无虞，故宫同人开始酝酿“国宝南迁”事宜。如今看来，“国宝南迁”在战乱年代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文脉，无疑是明智之举。但在当时，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故宫内部，反对的声音都非常大。吴瀛就曾开诚布公地表示：“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不过，在易培基的坚持下，第一批“国宝”还是上路了。

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造访故宫时，第一批古物刚顺利运抵南京不久。易培基、李煜瀛等人以为，发难者是冲着“国宝南迁”来的。不过，随后从南京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捣鬼的还是张继夫妇。

一日，电报局将一封写着“长安饭店，朱树森先生”的电报送到了吴瀛家。朱树森当时已返回南京，电报无法投递。由于电报局的工作人员是吴瀛的朋友，知道朱树森是为故宫博物院而来，因此便将电报送给了吴瀛。电报上这样写道：

佳电缓办，即查古物有停运否?俾转政院，勿藉案停运。张嘱尹即来，费先筹给，程已保外否?并电复!烈蒸。

故宫众人分析，发电人“烈”，应该是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张”即张继，“尹”则是前文所述一直冲锋陷阵的尹起文。郑烈是张继的门生，他能谋得最高法院检察长一职多亏张继提拔。此番恩主有事相求，他自然是不遗余力。尹起文是张继太太崔振华介绍到故宫工作的，张继让尹起文速来南京，自然是要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吴稚晖看到这封电报后，怒不可遏。张继夫妇一回北平，他便拿着电报去找他们评理。面对吴稚晖的对质，崔振华恼羞成怒，不但直认不讳，还完全不顾颜面地撒泼打滚起来。这样一来，双方矛盾完全公开化，张继一方更加无所顾忌了。

易培基辞职

接连遭张继夫妇两次构陷，易培基忍无可忍，决定反击。易培基的学生、当时正在故宫博物院任职的余盖回忆，就在这时秦汉功见势不妙，见风转舵，将张继夫妇给他贿金，让他诬告故宫博物院报销单据有问题的事向他和盘托出。易培基令秦汉功写了一份坦白书。因为怕遭张继夫妇报复，秦汉功在易培基的安排下搬到了上海，再也不敢露面了。这样易培基手里就握有了张继夫妇构陷他的证据。

1933年10月，易培基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反诉。在反诉中，易培基详细说明了张继夫妇联合郑烈、朱树森，买通证人，蓄意诬陷他的经过。与此同时，他将这篇文章投书《申报》《大公报》等媒体，还编印了一本名为《故宫讼案写真》的小册子到处散发。然而，他的种种努力都石沉大海，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易培基一击不中，张继一方更加有恃无恐。此时，李宗侗早已借护送古物南下的机会，躲到了上海，并且向故宫理事会提出辞去秘书长一职。张继夫妇看出李宗侗生性胆小，于是请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马衡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找李宗侗调停。袁马二人转达了张继夫妇的意思：“只要易院长辞职，以后双方都不攻讦，万事全休。”早已六神无主的李宗侗，一听此言立马答应去说服老丈人。

10月15日，吴瀛在报纸上看到了易培基已经向故宫理事会辞去院长一职的消息。吴瀛替易培基抱不平，易培基也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元老，论资历和在国民党内的人脉，并不弱于张继，何以让人挤兑成这样?在案情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提出辞职，反而让人觉得做贼心虚一样。易培基一脸无奈地对吴瀛说：“我本不肯辞院长，玄伯(即李宗侗)闹了许久，我并没有听他的。14日那天晚上，我已经睡了，曾经吩咐佣人不要他进来。他不由分说闯进房来，我是9点钟要睡觉的，他纠缠到12点钟还不走。我生气同时也实在受不了，方才说：听你去罢!他就替我打了一个电报辞职，我真没办法啊!”面对此情此景，吴瀛也只有苦笑。

然而，易李二人的息事宁人，并没有让事态平息下来。1934年 10月，江宁地方法院对易培基、李宗侗、萧瑜、秦汉功等9人提起公诉。一年前，南京地方法院对易李的指控仅是违法舞弊，而此次竟然升格为“盗卖古物”。起诉书中提到，易培基借“国宝南迁”之机，调换珠宝，占为己有，盗取珍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9606粒，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51 粒;原件拆去珠宝配件1496件。

起诉书言之凿凿，甚至连多少颗珍珠被盗都数得颗颗分明，幕后策划显然已非一日两日。后来随故宫国宝漂泊半生的那志良，当时正护送国宝抵达上海。他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提到，李宗侗派人装了20箱珠宝运到上海，法院对这些珠宝特别感兴趣。于是，接任易培基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便安排那志良负责接待法院检察。

当时，他们在上海天主堂街库房第四楼外面，摆起一行长桌，坐在桌旁的依次是最高法院检察官莫宗友、江宁地方法院推事、一个书记员、两名珠宝鉴定人和那志良本人。每提出一样东西，便由那志良交给鉴定人，鉴定人报出名称、件数、材质、附件，书记员则一一记录在案。检查无误，再由那志良交给故宫的人重新装箱。如果有一件东西是假的或与账册不符，就要把它另封起来。

对于整个鉴定过程和鉴定人的资质，那志良很不以为然。他记得，有一个包里有四粒小珠，账册上写的是五粒，他们就赶紧登记下来“偷了一粒”。然而，在同一箱的另一包中，账册写着四粒，实际是五粒，他们却没有记下来。那志良认为，这也应该记录在案。莫检察官却不肯，还说：可能是账册写错了，只有人从公家偷东西，哪有人会从家里拿东西放在公家的?那志良说：“有没有可能是包装时错乱了呢?”莫则摆出一副法律专业人士的面孔说：“从法律观点，一件事不能与另一件事混为一谈。”大家便都不敢做声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所谓的鉴定人也很不专业。有一次，鉴定人指着一块红色碧玺说是红宝石，急得那志良赶紧请他再看看。这位老先生仔细看过后说：“我说错了，是红碧玺。”要知道，红宝石与红碧玺的价格天差地别。那志良在回忆录中无奈地写道：“我不指正他不成，他们写成红宝石，就算定了案，将来他们向我们要红宝石，怎么办呢?”

除了上面闹出的笑话外，将铜镀金认成纯金、玻璃料器认作玉石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实故宫中珍品固然很多，假货也不少。究其原因，有的因为进贡人是外行，有的是早已被太监偷梁换柱了。

这20箱珠宝中，凡是被鉴定为伪品、名不副实、珍珠脱挂、总数比清册上少的，都记到了易培基头上。

鉴定完珠宝，张继夫妇又找人鉴定起书画来，这次他们搬来的是书画大家黄宾虹。据黄宾虹在《故宫审画录》中记载，他分别在北平、上海、南京进行过5次大规模的鉴定工作。这期间，黄宾虹过手的书画数量之巨令人咋舌。据当时的《国画》月刊记载，仅以在中央银行保管库鉴定古画为例，他每天鉴定的书画就有四五十幅之多。

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故宫的文博专家们对黄宾虹的鉴定工作非常不满。那志良在《故宫四十年》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一颗珍珠，一块宝石，真的就是真的，假就是假，只要内行人，所见一定相同。书画则不然。故宫博物院有书画审查会，时常有绝对相反的意见。法院只请了一位黄宾虹先生担任鉴定，难免发生错误。”

继易培基之后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对黄宾虹的鉴定也颇为不满。当年他就写了一篇名为《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的文章。文中列举了不少帝王买入或臣子进献的书画、碑帖品质低劣的例子。然而，南京法院仍以“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的论调，将黄宾虹鉴定为伪品的书画都算在了易培基头上。

含冤身死

1934年11月4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江宁地方法院对易培基的起诉书。“国宝南迁”期间，故宫博物院院长竟“监守自盗”!一下子将故宫博物院推向了舆论的风暴眼。

一时间，各种不着边际的假消息见诸报端。有的报道：“江宁地方法院通缉易培基、李宗侗;易培基畏罪逃往国外”。有的报道：“萧瑜(原农矿部次长)代易培基盗运宝物往法国，在马赛被法国海关查出扣留。”而另一方面，易培基等人的辩白文章，却因没有检察机关核准，而屡屡被各地报馆退回。

易培基和李宗侗自辞职后，便住进上海的租界区。虽然暂时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但是他们在北平、上海的房产均被查封，财产也被没收了。

吴稚晖、李煜瀛等人没想到，一场人事纠纷竟会闹得这么沸反盈天。吴稚晖愤愤不平地对张继说：“寅村(易培基的别号)今后居沪养病，不再与闻博物院事。你为什么又凭空捏造寅村逃往国外的消息来?真是荒谬!”吴瀛、余盖等易培基老友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纷纷劝易培基反诉。

然而，易培基对形势的认识，则更清醒。他一语道破：此案是政治问题，非待政治好转，没有辩诉平反的希望。江宁地方法院对他发出通缉令时，他曾经咨询过法律专家。他们均认为，当时的中国司法实际上是有权有势者操纵的工具。身为司法院副院长的张继想诬陷易培基，易如反掌。易培基若投案反诉，法院可以将他羁押侦查。一事辩清，另生他事，东拉西扯，缠讼不休，不把他拖到皮焦骨枯，誓不罢休。当时易培基已经是肺病三期之人，设身处地地讲，他确实经受不起无休无止的官司。

易培基、李宗侗虽然躲过了牢狱之灾，但是故宫博物院的小职员萧襄沛却遭了殃。萧襄沛原本在秘书处做科员，“国宝南迁”时临时奉命去帮忙装箱。被检查的20箱珠宝，正是他经手封装的。在为一个凤冠装箱时，由于箱小冠大，盖不上盖儿，萧襄沛便将凤冠上的珠子摘下来，装在箱子里。这本来是个技术问题，即便有不妥之处，至多也就是给一个行政处分，绝构不成犯罪，但郑烈竟指使法院告他“破坏古物以伪换真”。

那志良记得，萧襄沛在看守所羁押了很久。他太太带着孩子住在看守所对面的客栈里，住得久了，钱用完了，想要回去。店家却对她说：“你打的是冤枉官司，不久自然解决，我们愿意帮你。”于是，萧太太又住了些日子。眼看开庭遥遥无期，她又想回家。没想到，店家变了脸，非要她结清账目才能离开。萧太太只好四处借钱，才得脱身。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从这个小插曲也可以窥见当时人心之险恶了。

萧襄沛的案子审来审去，到底也没有找出他“伙同盗宝”的证据，只好胡乱判了一个毁坏公物罪了事，所判刑期正好抵清他在看守所拘留的时间。

1937年夏，吴瀛收到长女吴珊的信，得知易培基已经病入膏肓。他连忙从南京赶往上海去见老同学最后一面。当时易培基还幻想着，希望能有“政治解决”冤案的一天。可吴瀛知道，易培基是不可能活着看到冤案昭雪了。

果然，吴瀛回到南京不久，就传来了易培基的死讯。当时，日寇的铁蹄已踏上上海，沪宁已不通行。易培基离世时，身边极为寥落，只有老友吴稚晖和吴瀛的长女吴珊代为料理后事。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945年，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国民党大员们忙着到敌占区“五子登科”，对易培基的未了之案，黑不提白不提了。直到1947年，张继暴死，法院才对“易案”作出不予受理的结论。

吴瀛看着《南京人报》上这则小小的新闻，心意难平。一桩绵延十几年的冤案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了结吗?他咽不下这口气。作为易培基的好友和“易案”当事人之一，吴瀛仍想替好友平反昭雪。然而时过境迁，连当初极力支持他的吴稚晖也劝他就此罢休。想到老友含冤身死，自己却无力帮他洗刷污名，吴瀛只有仰天长叹。

沉冤昭雪

易培基生前曾说过：“此案是政治问题，非待政治好转，没有辩诉平反的希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瀛看到了冤案平反的希望。

1913 年，易培基曾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当时，他对还是学生的毛泽东青眼有加。1920年，他聘毛泽东在一师任教，并支持他的共产主义运动。后来，毛泽东向同窗好友周世钊说：“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吴瀛认为，毛泽东与易培基是故人，一定了解他的道德操守。因此，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替易培基鸣冤。

新中国肇始，百废待兴，要忙的事情千头万绪，但毛泽东仍立即对“易案”给予了关注。他将吴瀛的陈情信转批给了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论起来，董必武与易培基也是老相识，辛亥革命时，他们同在湖北军政府共过事。对于吴瀛的信，董必武也非常重视。

然而，与“易案”有关的双方当事人——易培基、张继死了，崔振华、郑烈、李宗侗去了台湾，证据也多毁于战火。怎样才能平反昭雪呢?此时，继易培基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金石学家马衡成了“靶子”。

马衡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清点故宫的工作，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易培基受诬辞职后，他继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不但是故宫博物院草创时期的元老，而且是有名的金石学家，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但论起在“易案”中的表现，吴瀛等人对他的意见很大。吴瀛在《故宫尘梦录》中举了个例子：有人散布传言，说易培基把故宫古物馆中一大批成扇送给了张学良。别人问起此事，当时身为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却说：“不知道!”吴瀛认为，这仿佛是知道而避免得罪人的表现，使人家得到一个疑心的反证。而且易培基辞职后，张继等人推举马衡做了院长，他无形中成为“易案”的最大受益者。这也是易培基的老友们难以接受的。

然而，马衡本人也感到万分委屈。论学识、资历，他接掌故宫实至名归，而且当年有感于易培基受冤枉，他已经在第一时间写了《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间接为易辩诬。因此，当听说吴瀛写信指控自己是“易案”的策动者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殊可骇异”。

1949 年10月，马衡向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表示，希望能面见董必武，把此事说清楚。董必武并没有见他，却在不久后会见了人在上海的吴瀛。交谈中，董必武盛赞吴瀛“古道热肠”，还谈了毛主席对故宫盗宝案如何平反的意见。“易案”双方当事人，死的死、逃的逃，对于马衡的指控也多是揣测，并无真凭实据，因此毛泽东、董必武都不主张走法律途径，而是希望在舆论上给易培基一个说法。

1950年4月，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长周而复登门造访吴瀛，把马衡新编订的《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交给他。马衡在这篇文章后面加了一篇言简意赅的“附识”：

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且作武断之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继任院事。时“盗宝案”轰动全国，黑白混淆，一若故宫中人，无一非穿窬之流者。余生平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漩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理院事，不问易案。因请重点文物，别立清册，以画清前后责任。后闻黄宾虹鉴别颟顸，有绝无问题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应商务印书馆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开全国美术展览会，邀故宫参加，故宫不便与法院作正面之冲突，乃将被封存者酌列数件，请教育部要求法院启封，公开陈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为黄所误。亟责其复审，因是得免禁锢者，竟有数百件之多。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著者附识。

一九五〇年一月

马衡在这篇小文中，明确表示“易案”乃是一场冤案，算是在舆论上公开为易培基平了反。两个月后，吴瀛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谈文物处理工作》一文，再次声明“故宫盗宝案”是一桩“凭空捏造”的冤案。至此，这桩绵延17年之久的冤案，终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