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会议对2018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分析与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等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于春海代表课题组发布了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报告指出, 2018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平稳，物价水平稳定，就业形势整体向好。宏观经济在诸多方面呈现积极变化。首先，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强化，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进一步提升，专业和商业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其次，总需求结构不断完善。最终消费在GDP增长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总需求力量更趋合理和稳定。居民消费升级态势得以延续，消费增长的新动力继续增强。固定投资达到内生力量逐步增强，对政策性力量的以来有所降低。第三，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我国经济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向上对外部的依赖性变得更加平衡，对国外市场净需求的依赖性降低。第四，在微观层面，企业收入和利润保持较高增速，生产成本逐步降低。
在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平稳增长，并呈现多方面积极变化的同时，诸多矛盾和隐忧也不断显现。首先，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速下滑，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速向下偏离收入增速的缺口扩大。其次，固定投资的增速下滑明显，市场内生力量还难以完全弥补政策性因素退出后的缺口。第三，工业企业绩效改善幅度放缓，工业企业亏损面扩大，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过快。第四，旅行和运输等服务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意味着消费升级过程中不断增长的新兴消费力量未能有效地拉动国内供给扩张。
这些矛盾和隐忧应该说是我国经济调整和变革时期的正常表现，也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整、增长模式转化、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对象和目标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关注的是外部风险及其可能与内部风险的叠加。首先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下降和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缩小。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有负转正，经济增速普遍下滑，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显著缩小，并有可能全面转向。其次，新兴经济体的金融风险加大。随着美元的升值、美国长期利率的上升、美国金融条件趋紧和市场波动性加大，新兴市场融资条件趋于紧张。一旦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超预期紧缩，以及由此带来全球流动性环境的超预期紧缩，债务问题、资本流动、资产价格以及汇率调整叠加在一起，可能引发新兴经济体较为严重的金融动荡。第三，中美贸易冲突存在进一步激化的风险。在长期利益的视角下，美国需要适度控制贸易逆差规模、分散贸易逆差来源、维持良性债务国地位和实现本国要素全球收益最大化，为此需要推动国际经贸关系和经贸规则的重构。由此我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在未来的中美经贸博弈中有可能会采取更加极端的政策行为，包括：联合欧盟和日本等众多发达经济体共同对我国施压；施压手段可能转向货币、汇率和金融领域；对我国采取更大力度的技术封锁政策。
对于我国来说，外部贸易环境可能会显著恶化，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取向就可能趋同。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内部面临收入差距扩大和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下降，在外部面临多边贸易体系失效和进展停滞，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全面出击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在此背景下的经济增速下滑和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缩小，可能会成为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全面抬头的直接诱因。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发达经济体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经济潜在增速的提高。对内是调整产业结构和重塑经济增长基础，对外是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以及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的重建。在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会成为重要的策略选择之一，不仅可以配合国内的结构调整，还有助于引导国际资本流动和重构全球生产价值链，以及博弈于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重建过程。
我国与不同地区的双边贸易关系可以界定为如下的序贯联系：东亚及其他地区→中国→欧美。在这样的序贯联系中，不同地区在我国对外贸易关系中的替代性可能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因此，特定地区的需求或供给冲击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较为持久的影响。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影响有多大？虽然我国整体贸易失衡已经显著降低，但是考虑到我国经济运行在投入和我产出两个方向上的对外依赖性，以及国内不同产业的投入-产出联系，出口下降及其引发的进口下降，对国内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并不是相互抵消的，而是相互叠加的。
在金融层面，外部金融风险并可能与国内金融失衡问题形成叠加。国内的去杠杆、金融整顿、加强金融监管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国内企业和家庭部门负债率处于高位的情况下，本身就容易引发资产价格的过快下跌和金融风险的集中爆发。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投资头寸的结构特点，会引发国外金融风险的传导以及内外金融风险的叠加。我国家庭和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币种结构失衡状况有所加剧，对汇率波动以及国内外利差变化的脆弱性提高。虽然我国拥有大规模的对外净资产，但是净投资收益却是负的。我国拥有净债权国之名，却未获得净债权国的收益。金融稳定性缺乏必要的收益支撑。大量跨境资本流动出现在误差遗漏项下，在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异常变化时，或者国内金融压力加大时，监管部门很难有效地阻隔金融动荡和风险的跨境传导。
对此，我们提出如下的建议。1、通过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民间投资增长与家庭消费需求增长的良性互动。2，抓住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尚未逆转的窗口期，利用多边利益关系分化带来的利益结盟机会，深化与日本、东盟、欧盟以及俄罗斯等的经贸合作。3，加快推进和落实既定的深化开放战略，推动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升级，提高国外企业对我国市场的依赖性，以应对外部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抵制欧美等经济体之间可能的结盟。4，针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必须兼顾国际市场的供给状况以及国内生产和消费投入需求状况，为调整反制措施留下适当的余地，以降低反制措施可能对国内生产和生活的负面影响，提高反制措施的可信度。5，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计值和偏紧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防范国外金融风险的传导及内外金融风险的叠加。还需要解决大量跨境资本流动处于监管视野之外的问题，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效率。6，在提高外资准入和投资便利化的同时，要兼顾国际发展态势和国内自贸区的试点经验，完善国内规则和法律，提高法律审查的效率。同时，及时梳理和评估我国贸易与投资壁垒的动态变化，构建量化指标和测度。
与会嘉宾围绕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和分析报告进行了深入研讨和点评，并各自发表了精彩的观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