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通报了广西、云南、安徽、宁波等地政府问责处理部分地区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情况。
根据通报，云南省保山市、昆明市宜良县、楚雄州禄丰县、普洱市景东县存在违法违规举债担保情况。其中，保山市的违法违规举债担保情况是：经保山市政府同意，2016年6月份，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经营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设立信托计划实施信托融资，计划融资5亿元。保山市财政局向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若保山市永昌投资有限公司不能按时足额偿还本息，由保山市财政局统筹资金偿还。截至2017年2月底，该笔融资到位3.09亿元。
经与有关方面协商一致，保山市财政局撤回了出具的承诺函。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前兑付本金及收益，与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终止了《经营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
通报披露了宁波市依法问责个别地区以BT方式违法违规举债问题的情况。新《预算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后，鄞州区财政局继续每年与鄞州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回购鄞州城投委托建设的市政道路和公租房。其中，2015年签订《回购协议》，约定回购金额2.02亿元；2016年签订5份《回购协议》，合计约定回购金额2.19亿元。2017年5月4日，鄞州区财政局、鄞州区城投公司终止了2015年、2016年分别签订的《回购协议》。
此外，通报还披露了广西来宾市、贺州市违法违规举债担保整改及问责情况，安徽省池州经济开发区以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举债整改及问责情况。
“4个案例中均有融资平台的身影，这些国有企业并没有如期成功转型，仍然继续扮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角色，存在较大风险。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多份文件都在推动地方融资平台关停并转和转型发展，可以说融资平台的转型是地方债务规范管理的关键一步。”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说。
通报显示，相关地方政府采取了撤回承诺函、终止协议等整改措施。同时，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行政撤职等问责处理。
郑春荣表示，从财政部公布的2017年全国财政决算情况来看，各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额度基本上都没有用完，说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前门”已经开得足够大，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仍然违规举债，还要开“后门”，性质就相对严重了。例如，2017年宁波市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947亿元（其中一般政府债券限额为1211.1亿元，专项债券限额为735.9亿元），但2017年宁波市只用了1543.55亿元，占中央审批限额的79.28%。
财政部部长刘昆日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17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时，强调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积极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加强监督问责，从严整治举债乱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
“从通报的案例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时间较长，涉及的企事业单位较多，要彻底解决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需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及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作用，并充分发挥金融监管部门的力量，建立金融市场的硬约束，要实施‘一把手’问责制，加大处罚震慑力度，要强化信用评级、会计师事务所等在金融市场的把关和‘守门’职能，形成规范举债的良好社会环境。”郑春荣说。
据介绍，这是财政部今年对地方政府问责处理违法违规举债担保情况的首批通报。财政部要求，各有关方面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正确的发展观，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经济日报 记者：曾金华 责编：李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