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北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一直倍受外界关注。近期，《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公布以后，引发各界热议，嘲笑者有之，抱怨者有之、支持者也有之。细读该《规划》，发现最大特色在于提出要“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
对此，一位刚生完“二孩”的网友表示，奖励生育的政策必须具有相当的力度，才有可能促使原本纠结生不生二胎家庭下决心。在她身边，不少同龄人连一胎都不愿意生，如果只是泛泛的政策鼓励，很难改变年轻人原有的生育取向。
据全国妇联对10省份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一孩家庭中，有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的仅占20.5%，不想生或者不确定生不生的则高达79.5%。不少受访的适龄夫妻表示，现在生二胎不仅仅是“添双筷子的事儿”，需要考虑的因素特别多。
而专家们则表示，辽宁省的奖励生育政策，不仅要看近期更要看远期收效，这种探索方式还是值得肯定。不过，奖励生育要收到实效，必须对准“痛点”，从多方面入手，比如增加产假、完善家庭税收、提高公共服务等。如果没有一系列配套政策支持，恐怕很难让一胎家庭转变观念去生二胎。
那么，辽宁省为何要在全国率先提出对生育二孩子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呢？我们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根据辽宁省的《规划》，2015年的生育水平只有0.9，远低于“低生育率陷阱”的1.5这个门槛。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辽宁省提出要探索鼓励生育的政策了。辽宁省的人口发展规划目标就是，到2020年生育水平回升到1.4，2030年上升到1.8。
再者，二孩政策对于增加出生率很明显。数据显示，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小幅减少，而“二孩”人口的大量出生，使出生率下滑过快的势头得以放缓。
有专家表示，二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滑的问题。所以，辽宁省希望出台二胎奖励政策，能让适龄夫妇生育二胎，快速提高当地的人口出生率。
最后，中国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增加新出生人口的数量，可以缓解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因为年轻人数量过低，会影响到未来辽宁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同时，还会给当地社保带来麻烦，本来是3.6个年轻人赡养一个退休老人，而现在将是不到2.5个年轻人瞻养一个老人。截至2017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占总人口的17.3%。而且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愈来愈严重。
不过，要使生育水平在短期内迅速回升，也并非易事。日本生育水平的案例就摆在我们的面前。1975年的生育水平为1.91，此后几乎持续下降，到2005年下降到1.26的超低生育水平。
于是，在经过日本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在一系列生育鼓励政策的综合作用下，2015年日本的生育水平回升到了1.45，但2016年微微回落到1.44，仍然处于超低生育水平。
特别是由于长期低生育水平的惯性作用，日本人口规模从2005年的1亿2777万下降到2016年的1亿2679万。由此可见，激励家庭多生育孩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日本用了10年的时间使生育水平回升了0.19，辽宁省希望用5年的时间使生育水平上升0.5，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就值得商榷。
对此，我们认为，在现有二胎政策上限的约束下，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的奖励，根本不会对生育水平的提升产生多大作用，还可能造成政策上的不公。因为对生育二孩子家庭进行奖励，无异于对没有生育二孩子家庭造成了歧视。
此外，政府很难评估，到底生育二孩的家庭对社会经济贡献大？还是不生育二孩的家庭对社会经济贡献大？如果从短期的经济贡献看，不生育二孩的家庭可以增加更多的工作时间，对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是有益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采取奖励生育二胎政策，让一些收入比较高、房子大、时间充裕的家庭，加大了生二胎的可能性。而对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可能无法生育二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此时对生育二孩家庭进行奖励，很可能拉大两类家庭的差距。
事实上，从激励生育的角度来看，如何对那些本来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家庭进行鼓励，让其转变观念，生育二孩。激励不代表要定向奖励，而在于营造一个整体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经济环境。所谓的“生育友好型”概念的提出，意义就在于此。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惩罚多生，到现在的鼓励多生，在人口政策上转变许多。而目前完全放开人口生育乃是大势所趋。鉴于辽宁省的生育率如此之低，何不向中央政府申请先行一步，完全放开生育政策，把那些原意生育的群体的能量给释放出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想恐怕要比奖励生育二胎要效果好得多。而且家庭生育数量的多样化远比同一化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