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6日， 2018年前6个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OFDI) 已从北美急剧转向欧洲。在这一时期新宣布的中国对欧洲并购交易额（220亿美元）9倍于北美地区（25亿美元）。同时，中国在欧洲完成的投资额（120亿美元）是北美（20亿美元）的6倍。
l 2018上半年，中国在欧洲宣布的并购交易达到220亿美元；在北美则为25亿美元
l 中国在美国完成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去年上半年的240亿美元下降92%至20亿美元；在欧洲完成的直接投资达120亿美元
l 中国与海外监管机构的政策是造成欧洲与北美投资形势分化的原因
l 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持续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l 中国企业在欧洲与北美这两大区域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撤离投资 – 有价值176亿美元的交易完成剥离或待定
l 瑞典、英国、德国与法国成为中国投资在欧洲的主要目的地
l 2018上半年，有12宗重大的中国投资交易由于监管与政治阻力被取消
l 汽车、医疗健康、生物技术，消费品及服务是这两大区域的主要投资行业
以上数据来自于全球律所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贝克·麦坚时”）与顶尖独立研究机构荣鼎咨询公司联合制作的最新研究报告。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内地企业每半年宣布的并购活动交易额已趋于稳定。这一数字从2016上半年1450亿美元的峰值下降至2017上半年与下半年的700亿美元均值。2018上半年，这一数字达到500亿美元 – 与2017下半年相比下降了32%，但仍显著高于2013-2015年间390亿美元的半年度均值。
2018上半年，中国对北美地区的投资总规模较小，并持续成下降趋势，而这一趋势于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16下半年达到280亿美元的峰值，随后在2017上半年下滑至240亿美元，在同年下半年下降至60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在2018上半年仅为20亿美元（同比下降92%），触及9年低位。交易活动在美国与加拿大均呈现低迷状态。
去年，中国对欧洲投资也有所下滑，但此前中国对于欧洲投资总量较大，且下滑的程度远比北美地区要低。2017上半年，已完成的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达到峰值（得益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430亿的先正达收购案），随后在2017下半年降至220亿美元，并在2018上半年降至120亿美元。如刨除2017上半年的先正达收购交易，中国在2018上半年的对欧投资实际上同比增长了4%。
瑞典（36亿美元）是2018上半年中国投资在欧洲的最大目的地，其次是英国（16亿美元）、德国（15亿美元）以及法国（14亿美元）。
2018上半年，中国对欧洲与北美投资的行业构成均发生显著变化。包括汽车、医疗健康与生物技术，消费品及服务在内的“实体经济”成为中国在这两大区域对外投资的首选行业。房地产与酒店服务行业已不再是投资的首选领域，但仍对中国资本保有巨大的吸引力。
2018年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北美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剥离资产。一些在2015-2016年投资热潮中进行了大笔交易的投资者由于财务清理以及中国国内的紧缩政策被迫出售所持资产。2018上半年，中国企业在北美地区完成的资产剥离共计96亿美元，另有40亿美元处于待定状态。与北美地区相似，中国企业开始在欧洲剥离资产，2018上半年出售了价值近10亿美元的资产，另有30亿美元处于待定状态。
“这些数据所反映的分化趋势的规模与速度十分显著，”贝克·麦坚时欧洲、中东及非洲-中国业务部负责人Thomas Gilles表示,“与此同时，人们不应对这样的投资发展趋势感到惊讶——中国正积极争取与欧盟的合作，通过提供互惠的市场准入机会，以表明对外投资并并非是单向的。而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则持续走下坡路。”
“对欧洲与北美的投资在过去五年中保持在相近水平，如今中国投资者明显青睐欧洲，”荣鼎咨询公司跨境投资部门负责人Thilo Hanemann说道，“欧洲的监管阻力保持较低水平，中欧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更加容易预测。拥有高科技工业资产的欧洲与中国监管机构在对外投资方面的优先政策十分匹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投资平台。”
“政策正在对交易施加影响，”贝克·麦坚时华盛顿办事处国际贸易合伙人Rod Hunter表示。“尽管过去两年来，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引发了很多争论，近期我们看到的交易审核更具可预见性，CFIUS法案的即将出台的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买家将撤回投资。不过，中美贸易争端的升级无疑正在对中国对美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明显，即使地缘格局发生着变化，对外投资仍在以更为审慎与可持续的速度发展下去，”贝克·麦坚时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大年表示，“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有切实进展的交易均涉及实体经济领域，且具备良好的商业规划与目标，同时能够在安全的商业与监管环境下运作。对外投资项目的购销结合是很正常的，毕竟企业健康既需要资产的收购，也有赖于资产的处置。”
中国与海外监管政策导致对外投资趋势分化
起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下滑主要是由于中国收紧对境外投资的监管。中国政府在2016下半年开始限制对外直接投资，以应对大规模资本外流。
随后，外国监管机构的行动加剧了这一态势。在美国，国会正处于加强对国家安全投资以及本国境外技术转让审查力度的最后阶段。由于美国发起的针对中国知识产权的301调查（Section 301），2018上半年后期，特朗普政府曾强烈建议对中国投资者进行额外限制，但这项计划最终被撤回。
出于对中国并购交易的担忧，欧洲也在加大对内投资的审查力度。今年7月，在欧盟范围内开展了关于投资审查机制的商讨，以求在12月前就新的机制达成协议，即欧盟成员国之间共享具有潜在国家安全影响的投资信息。近期，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与法国在内的欧盟各国政府均已修改或正在修改其投资审查框架。
2018上半年，由于监管与政治阻力，有8宗中国在美国的交易被取消（其中7宗是由于中国对于CFIUS方面的顾虑一直未能消除）。此外，中国在加拿大、法国、瑞典与英国各取消了1宗交易。
宏观环境带来更多阻力
在欧洲，处于待定状态的并购交易超过200亿美元，而在美国，待定的并购交易额仅为25亿美元，2018上半年出现的这一投资分化趋势很大程度上将持续到2018年底。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静之后，中国也面临着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这有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在资本外流方面采取更强硬的干预立场。今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及其他外币大幅贬值，政府正在压低利率以刺激放缓的经济，同时适度放松对流动性的控制。
随着美国与其他地区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出台以及利率的上升，更大规模资本外流的条件已经成熟，从而增加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压力。尽管企业无疑均渴望在海外拥有更大规模的发展，但更严格的资本管制可能会随之而来，使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变得愈加困难。
